一直觉得自己还年轻，直到有天到医院看病，在填写年龄时才突然感到，老了，50多岁了，还有不到三年就要退休了。人生过半，走走停停，从“懂事”到“懂得自己”，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四句话”？

少年，什么都信，故有了信仰

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打小是唱着学雷锋歌曲、伴着学雷锋活动成长起来的。每天早早到学校，又是擦黑板又是扫地，有时还需要和别人争笤帚、抢拖布，目的只为了老师一句表扬。放学了，还要到麦田里拾麦穗，以做到颗料归仓。一边拣麦璤，嘴里还一也哼着《我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那时的教材和作业本封面上大都印刷着火箭和卫星，配有“奔向2000年”的字样，那时憧憬的生活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奔向2000年，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响亮口号，如灯塔一般，指引着我在求学求知的路上一路向前；如精神食粮，涵养着我缺衣少食的童年少年。那时穷苦了一点，但一想到2000年的幸福生活，有时梦中都会笑醒。

青年，啥都不信，故有了探索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上高中，所谓的叛逆期、青春期在我身上是没有表现的，当然也不敢有。生存与发展，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生存都困难，还想体现自身价值？上高中时，最爱看的书虽金庸系列，但后来看得更多的是《读者》《辽宁青年》《女友》等，觉得这样的书才有品味。我们班长很实诚，学习很努力，干活不怕累，即使老师不在场也从不偷懒，干得汗流浃背，而包括我在内大多数人，则会躲在一旁窃窃私语并暗下评论，“一个字，‘傻’”。上世纪九十年代各种思潮比较活跃，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少数人开始“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让人感到这世界变化得太快，纷繁复杂，波诡云谲，以至于我们开始养成阅览《参考消息》《南风窗》《半月谈》等时政报刊的习惯，从中寻觅 “中国何去何从”“国家如何发展”的答案。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连大学都没考上，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年轻人，真需要有点儿“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

中年，啥都怀疑，故有了思想

过了懵懂少年，参加工作后，才开始真正积淀经历、思考人生了。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需要经常接受一些政治教育、党性教育、职业教育。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特别是相对系统地学习一些哲学思想外，自己看待事物不再那么绝对、不再那么固执、不再那么片面了，也开始怀疑外国的月亮也一定比中国的圆，开始怀疑以前那种“非对即错、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立场观是否适合这个复杂的社会、幽微的人性。当年的“傻”班长，已经成为国内军工某领域的专家型人才和领军人物，正在为祖国的强大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不一哄而起的人，当时好像落后，但因为他们也不一哄而散，后来却成为中坚。”如果当年能真正读懂鲁迅这句话，读懂班长这个人，我也不至于后来贻笑大方了。“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冷静观察一下，身边还真不乏一些志向比较远大、从不与烂人烂事纠缠，心境比较淡泊、不计一时得失，态度比较端正、工作任劳任怨的人。人的能力、境界、胸怀本就不在一条水平线上，你难以理解的，不一定别人也不明白；你做不到的，不一定别人也做不到。雷锋之所以成为时代楷模，那是因为他身上拥有高于常人的品行；之所以宣传雷锋，不是让人人都能成为雷锋，而是向榜样靠齐。

晚年，啥都看透，故有了顿悟

按照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说法，50多岁，我还算不上晚年，但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不该经历的也经历了，虽然不能说活得通透，但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能说服人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南墙。在经历众多的挫折、逆境、不如意甚至痛苦之后，许多事突然看开了，看淡了，也想明白了，如醍醐灌顶一般。在对待工作上，争第一、扛红旗的劲头少了许多，剩下的日子里，只想做到：不争不抢不落后，从从容容往前走；不贪不占不悲观，平平安安到退休。在与人相处上，已经学会了“适当服软，合理装傻，永远清醒”。对今后的安排，我最大的愿望是，“有事做，有人爱，修善心，做好人，听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