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有多恨王安石?他打下的疆土,一寸不要,全部送给西夏

提起两宋时期,多数人或许首先会想到“凄凄惨惨戚戚”那样时而豪放时而婉约的“宋词”,或许会感慨那国仇家恨一般的“靖康之耻”。在那个政权并立的年代,宋朝似乎总是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后世对其的评价也大多是负面。

不过作为宋朝的统治阶级也不甘心久居人下,困境之中也在寻求改变,其中以变法为最主要的手段。主张变法的二人也是远近闻名,那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二人,此人虽说同是大宋朝臣,双方却是一种水火不容的状态。

或许是彼此世界观上的差异,双方的对立日久年深,甚至在后来广为人知,司马光对王安石究竟有多憎恨呢?以至于将他打下的疆土全都送给了与大宋敌对的西夏。

双双受命,开始变法

变法是每个朝代变革的必经之路,宋朝早在宋真宗之后,就步入了一种颓势。随着朝廷的衰落,社会贫困逐渐加剧,导致了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社会问题凸显,尤其是在战争爆发之后,冗兵十万的大宋惨败,被迫交纳岁币。

这件事情加剧了宋朝财政上的危机,另一方面,朝廷内部贪官污吏层出不穷,王室挥霍无度,面对这样内忧外患的情况,朝中为数不多的精明人士主张改革变法,发愤图强。

宋仁宗去世之后,宋英宗继位,此人乃是励志革除朝廷弊端的明君。只不过尚在大刀阔斧地准备阶段的时候,宋英宗就去世了,此后宋神宗继位,变法的重任自然是落在了他的肩上。

很快,宋神宗就下诏令王安石和司马光入朝,自此变法开始,两位变法主将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也从这里开始。

政治上的对立与趋同

其实俩人并非从一开始就处于对立的状态,毕竟都是为了大宋的前途着想,所以起码在出发点上,是完全相同的。宋神宗之所以下诏俩人同时主持变法,是因为此前俩人都曾上书,力求变法改革的,所以两人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但是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见解却是完全不同的,以至于在思想、目标甚至在具体实施的方法上面,都存在很大的分歧,出现了不同的利益观念,这就导致两者一旦同时着手改革,就会立刻走向对立和分歧的局面。

俩人的改革都是基于大宋朝廷的财政现状,他们同时强调从国家财政开始,对宋朝进行改革,认为朝廷财政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经济权利完全掌控在贪官污吏手中,而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实现以义理财。

王安石与司马光虽然都强调义,但是俩人对此的理解完全不同。王安石强调国家财政之根本应当是用来“富国”国家强大之后,方可拥有能作战之兵,拥有抵抗外族侵略的能力,所王安石此后的一切主张其实都建立在“财政富国”的基础之上。

司马光则不同,他将儒家的治国思想融入到了改革立场之中,强调国家财政应该用来“富民”,和儒家的大局观一样,司马光认为人民乃是国家之基础,只有人民富裕,才会让国家有强大的根基和作战能力,如此便能成就大业。

从总体来看,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此时就已经出现了分歧,王安石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情况下建设国家财政,从而达到人民富裕的目的;司马光则强调,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达到民富则国富的目的。

俩人如此的观点可以说是差异甚大甚至是截然相反,所以在后续的改革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对立的状态。

皇帝倾向与仇恨

在那个君主专制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之中,维护君主专制的改革自然是当时君王的首要选择,所以王安石富国的变法主张,自然是获得了宋神宗的全面支持于采纳。保持反对意见的司马光,经过政治上的失败自然是选择放弃自己的立场。

在宋神宗的支持之下,王安石开始着手进行变法,首先颁布了青苗法,主张用官府放置高利贷的方式来增加国家的收入,还能促进地方上的发展,在实施初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后又颁布了水利法,和均田赋税法,极大的提高了财政收入。

朝廷有钱之后,便开始了对外征战,主要就是西夏和吐蕃等地。但就在出兵之际,以司马光为首的保民派又站出来反对,认为此时出兵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只不过此时王安石的变法效果明显,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提议被皇帝拒绝。经过多年的战争之后,虽说收复了失地,但对大宋的消耗也是不少,此时的司马光曾多次给王安石来信,想让他停止战争,但是都被王安石拒绝了。

至此,双方的矛盾激化,后来,宋神宗去世,新皇帝继位,这也让朝中的保守派有机可乘。

新皇登基之际,王安石再次向皇帝上书,要求停止战争,趁机劝其放弃王安石在变法上的财政入国主张,新上任的皇帝也是立足未稳,惧怕战争,果断听从了司马光等保守派的建议。

司马光上位之后,将王安石原本立下的制度完全废除,如此做的原因有一部分也是出自双方的矛盾。

除了废除原本的政策之外,司马光还以重视人民为理由将原本王安石夺占的土地全部还给了西夏,美其名曰交好外邦,实际上接近卖国求荣,这也激发了少数民族对大宋的侵略之心。

其实这种做法也是源自于司马光改革立场之中的“民本财富观念”,他认为这些土地都是从他国手中强取豪夺而来的,乃是属于不义之财,从根本上完全否定了王安石的“夺地为国”说法。

不得不说,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当时现状的。就这样,大宋一起一落经历了两次完全不相同的改革,而两次改革中的主持者,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而走向了仇恨。

据说后来司马光为了表示其对王安石开疆拓土的不满,还通过向其他少数民族赠送城池的渠道保持现有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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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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