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为何快速走向衰亡？

1294年，可汗忽必烈死后，他的继任者们继续统治着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元朝70多年后，元朝被推翻从而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而此后的统治者们身上都多少带有些成吉思汉 蒙哥和忽必烈的影子。

是什么因素导致蒙古失去天命、结束统治中国的经济、生态、政治和军事。在1294年忽必烈去世时，他的指定继承人已先他而去，于是他的汗位传给了酗酒的孙子铁穆耳，在从忽必烈去世到1333年妥懽帖睦尔登基的近40年里，有九位可汗登上过王位，其中只有铁穆耳在位超过十年，期间疯狂酗酒和遭受暗杀致使很少可汗能活过35岁。

铁穆耳试图延续他祖父的政策，但不到一年国库因过分挥霍而告罄，登基后他将钱几乎都花在给诸王买贵重礼物上，他也知道元朝的严重腐败，朝堂和都城官员的人数原本限定为2600人，然而据统计在铁穆耳继位的第一年，官员人数就超过了10000，1303年有18000名官员在一个调查中被指控受贿，而典型情况是铁穆耳无法下定决心严厉处理这些受贿官员，其中大多数人都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尽管元朝的经济衰退普遍被证实是由无度的腐败和奢侈送礼造成的，但最近的研究却发现其背后有一个更严重的困境。

在十四世纪小冰河期开始时，全球气候普遍向更冷更潮湿的方向转变，这对亚洲季风气候产生了严重影响，在14世纪这种影响使欧亚大草原出现一种急剧降温和降雪的普遍趋势，中国北部因此出现干旱，南部出现持续暴雨和台风，这些现象在铁穆耳统治的最初几年就出现了。

1295年，台风侵袭了长江三角洲，黄河多处决堤洪水泛滥，而前几年的干旱导致蝗灾成灾庄稼颗粒无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十余年，在蒙古牧群在酷寒的冬天遭遇饥荒，这迫使数千人向南方寻求可汗的帮助，而这些生态问题与元朝的经济困境有着直接联系，忽必烈延续了宋朝的荒政政策，即政府提供赈灾物资，以现金、粮米、畜牧和其他物资的形式来赈灾，这很契合忽必烈在重建社会秩序和减轻下层阶级负担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忽必烈的后继者都不敢废除这些法律，因为它是元律的根基，然而前所未有的气候灾害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持续了一个世纪，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承受的负担。

中国详细的历史记录和元史揭示了这个每年都面临危机的朝代，从1272年到1357年，中国的一些区域几乎每隔一年就发生一次大饥荒，记录的地震次数超56次，一边是南部沿海地区的超级台风，一边是草原上的超级暴风雪，这异常寒冷的冬天和突如其来的霜冻，意味着在北方种植的某些作物将无法存活。

人口稠密的长江三角洲作为国家经济和农业的至关重要的地区之一，却每年遭受干旱、洪灾、流行病、饥荒和台风，这些灾难摧毁了很多城镇和农田，导致数千人死于随之而来的饥荒，仅1301一年，长江三角洲接连遭遇了春旱和一场大规模台风的侵袭，沿海的50公里的耕地全部被毁，40米高的海浪向内陆推进了280公里，17000人在风暴中丧生，还有10万人在风暴过后遭受饥饿，仅一个月后洪水就使满洲人流离失所，八月蒙古的牧群在一场反常的暴风雪中被冻死，帝国的都城元大都被洪水淹没，一场蝗灾袭击了河北省，灾民需要政府的救济，粮食的严重短缺导致元朝政府只能用现金弥补财务收支，为了有更多的现金只能去印刷更多的钱，印刷的钱甚至都超过了政府的收入，结果导致了通货膨胀。

元朝纸币在14世纪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自然灾害看起来没完没了，元朝似乎正在失去天命失去统治中国的权利，铁穆耳在1307年去世没有留下子嗣，他的侄子们各有拥趸形成不同派别，他的侄子海山生活在草原，对中国文化既不喜欢也不了解，他希望像游牧民族那样通过诺颜——即蒙古军事精英来统治这个国家，他将奢华礼物王族头衔和宫殿赠予他的朋友和盟友，在位四个月后海山发现他已经花费了政府超一年的收入，活在恐慌中的他在统治期间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增加了税收并且继续收取之前铁穆耳取消了的债务。

慢慢一种新的货币开始流通，它与旧货币的兑换率为1:5，在1310年新货币的印刷发行数量是前三年的七倍，而这仅仅是加剧了通货膨胀，1311年海山死后，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这位新可汗推翻了之前的朝廷班子，撤销了之前的政策并废除了流通的货币，爱育黎拔力八达想建立一个更传统的推行儒学的中国政府，并且恢复了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他鼓励用蒙古文翻译汉语典籍，并开始编纂元朝法律体系，这就是每一任新可汗持续重复的事情。

每次换任，政府高层通常就要经历一场血腥的变革，颁布彻底整改的政策。爱育黎拔力八达于1320年去世，年仅35岁。他的儿子硕德八剌继任统治期间大多时间都在与爱育黎拔力八达权高位重的的母亲斗争，最终硕德八剌在1323年被暗杀，他的继任者——堂兄也孙铁木儿很可能参与了这场暗杀的阴谋，然而也孙铁木儿在位仅五年就于1328年因病去世，同样是年仅35岁。

也孙铁木儿八岁的儿子阿速吉八在父亲的大臣帮助下，在上都登基，但登基计划失败了，因为大都的中央都城被强大的钦察卫队的首领燕帖木儿占领，燕帖木儿将图帖睦尔扶持上了王位并且夺占了上都，而年轻的可汗阿速吉八在战乱中失踪了，不久之后图帖睦尔的哥哥和世㻋结束了察合台汗国的流放回到了上都，在1329年8月 他们团聚了。

图帖睦尔承认了他哥哥的君主地位，四天后和世㻋去世，图帖睦尔重新登上王位，但是图帖睦尔并没有因他的地位而享受权力，因为钦察汗国的燕帖木儿和他的盟友蔑儿乞氏的伯颜掌握了实权，使可汗成为有名无实的傀儡。

图帖睦尔在位期间致力于研究中国经典文化练习书法，并且为他哥哥的死感到内疚，他在1332年去世前宣布他哥哥的儿子懿璘质班代替他的小儿子成为他的继承人，年老病弱的燕帖木儿虽不情愿但也只好同意了。

六岁的懿璘质班正式登基成为大汗，然而他仅在位两个月就去世了，朝廷向燕帖木儿施压要求其召回懿璘质班被流放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妥懽帖睦尔，但这是在燕帖木儿将女儿已经嫁给他之后了，妥懽帖睦尔是继忽必烈之后在位时间最长的元朝君主，从1333年开始统治国家直到1370年去世。

起初他像前几任可汗一样只是个傀儡，燕帖木儿死后盟友伯颜接替了他的位置，伯颜希望能恢复理想中忽必烈在位的“美好时期”，并试图强行将在过去十几年里界线早已模糊的蒙古族和汉族分开，汉族人被禁止担任政府职位，禁止学习蒙古语和其他西亚语言，科举考试取消，老百姓上缴兵械，而且他们的马也被没收了伯颜想通过削减朝廷开支来提高政府效率，通过降低盐业垄断导致的高额费用来减轻帝国百姓的压力，鼓励发展农业加速完善政府救济体系，当然他这些努力都获得了年轻的惧怕他的妥懽帖睦尔的批准。

伯颜的集权以及他以暴力来回应谣言威胁的残忍手段，激起了人们对他的不满反抗，包括他自己的侄子脱脱，1340年春天脱脱和妥懽帖睦尔流放了伯颜，伯颜一个月后去世了，和他一起走的是最后一批想回到“旧时期”的人，随之而来的是一些认可甚至赞颂蒙古王朝中国化的人。

新一代的朝廷由脱脱领导，在伯颜被流放时脱脱只有26岁，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并由他的叔叔抚养成才，与伯颜不同的是，脱脱并没有重建忽必烈时代这类错误的观念，对他而言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是值得欣赏的，相信所有的朝政问题都可以通过一个平稳而强大的政府来解决。脱脱试图用各种改革来加强集权巩固统治，在他初期担任丞相之时，伯颜最后的盟友被铲除，科举制度得到恢复，儒家学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融入政府，妥懽帖睦尔可汗不再只是傀儡。

可汗家族下令谴责他的叔叔图帖睦尔谋杀了和世㻋，并且处死了他的儿子，妥懽帖睦尔将自己的儿子妥欢帖睦尔托付给脱脱抚养教育，脱脱花费了大量精力将他塑造成一个理想的受儒家思想教化的蒙古统治者，在这场政治动荡中环境危机进一步恶化，蒙古人和其他西北民族大逃亡的情况在1323年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印制出的炒币有39%被用于尝试援助难民返回家乡，但最终所有人被禁止离开蒙古，违者处死。

14世纪20年代，每年都有严重的洪水淹没农田，并且通货膨胀持续加剧，人们变得越来越焦虑，仅在图帖睦尔三年的统治期间就爆发了21次叛乱，政府没有新的渠道获得收入入不敷出，而此时救济、战争、朝庭和腐败造成的开支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断飙升，尽管脱脱想成就伟大事业让同时代的人来赞叹他，他的计划因这些环境问题而中止，这十年来每年都会发生地震，非季节性的暴风雪会致使整个牧群丧生，严重的洪水泛滥的饥荒干旱和流行病，同时在一些学者看来黑死病也始于这个时期，随着广大人民的沮丧情绪不断酝酿，最终在14世纪40年代起义爆发。

在1341年中国中部地区发生了300多起土匪起义，其中包括红巾军起义，这一起义因红头巾而得名由一些联系较为松散的团体发起，他们拥护极端儒家思想，通过军事手段呼吁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革，以回归到更古老更纯粹的中国。

脱脱于1344年辞职让他的继任者来收拾烂摊子，之后他于1349年被朝廷召回得意洋洋地重回朝堂，但由于当时妥懽帖睦尔可汗已经厌倦了治国理政，所以脱脱成为了当时元王国的主宰者，脱脱下令印刷大量纸币来实行他最伟大的计划，迫使黄河再次流入山东半岛以南的海域。

早在1344年20天不间断的降雨导致河水决堤淹没了许多地区和城市，切断了大运河并且流入淮河导致淮河水位上涨，威胁到山东和河北各省的盐田，在洪水流入山东半岛北部地区之前，其对盐田的威胁尤其令人担忧，因为盐业的贸易及税收所带来的收益占元朝每年收入的60％。一方面大运河需要保持开放，以便向北运输大米和谷物来满足大都都城的粮食供应；另一方面人们强烈反对黄河改道工程，但是脱脱强行执行了这个计划并且印刷了价值200万锭的新货币投入此工程。

从1351年5月到12月，十五万名工人和两万名士兵挖掘了一条140公里长的渠道成功改变了这条河的航线，大运河再次得到供水，盐田得到保护，黄河成功流入山东南部的海域，脱脱的这项工程是为了保护元朝的生产和经济，但它却意外致使元朝最终分崩离析。由于多年饥荒，工人们饥肠辘辘体弱多病，他们要严格遵守时间表不然就会受到残忍监工的惩罚，但他们的报酬却少得可怜，红巾军起义由此酝酿，就在运河施工的同时，淮河流域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元朝政府措手不及，许多城市迅速沦陷。在首次被攻破后甚至都来不及重建城墙就继续战斗，在第一次交战中政府军队由于准备不足被击退，包括由脱脱的哥哥指挥的军队，打败他们的并非灵活性强的骑兵弓箭手，大多是由蒙古人和中亚人指挥的当地中原民兵，但是丞相脱脱对这种紧急情况了如指掌，他立即开始进行防御并组建了新的军队征召了民兵，重建指挥系统开始了新的训练，他知道必须谨慎行事，以免管理不善报酬过低致使士兵不满从而加入叛乱，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动中，脱脱不断调整较大的军事单位，在帝国内部重新调动和任命指挥官，以防他们造反，主要由中原的志愿军组成的由穿着黄色制服的蒙古和突厥的指挥官领导的黄军成为了历史学家约翰•达尔德斯口中的脱脱的“全国平定机构”，脱脱在亲自领导的最重要的战役中，最初按兵不动，然后反击最终平息了叛乱。

在1352年底，他已经重新控制了淮河流域，他们稳步夺回了各个城市，到1354年底脱脱将消灭这场临近尾声的运动的最后一个主要人物，在自己的都城高邮孤立无援的张士诚，在最后一刻妥懽帖睦尔可汗将唾手可得的胜利拱手让出，由于一些未知的因素他在1355年初下令解雇了脱脱，作为一名目光短浅又无能的君王，他或许恐惧着脱脱日益强大的权力，然而却取代不了脱脱的地位，他致使脱脱苦心经营的军事运作即刻崩溃，大部分军队荒废，于是红巾军叛乱再次爆发，脱脱，一个到最后一刻仍忠诚的仆人接受了他被解雇的事实，并在第二年被暗杀。

当红巾军为了从元朝手中夺过统治权而战斗时，妥懽帖睦尔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在鄱阳湖之战不久后朱元璋就建立了明朝，妥懽帖睦尔在余下的大臣们面前毫无威信，他们像红巾军一样互相争斗。

1368年夏末，朱元璋登基为洪武皇帝，派他亲信的大将徐达去攻下大都，就在明朝军队到达前的几天，妥懽帖睦尔和他的继承人逃到了蒙古，在1368年9月20日，大都四百多年来第一次被汉族人统治，洪武皇帝将城市改名为北平，意为“北方安宁平定”，后来这个城市成为了明朝的都城，并改名为北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除了那少数几个又活了二十几年的元朝拥护者，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于1368年结束，与往常的描述相反的地方是，元朝在遇到多变而紧急的气候灾难时进行了积极应对，只是没能克服如此巨大的危机，其实很少有国家能够在这种威胁中幸存下来，更何况元朝还同时遭受着因环境危机而不断加剧的政治和经济的动荡，就这一点来说忽必烈可汗的继任者们持续统治了近70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