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张学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大名鼎鼎的西安事变。

在“兵谏”蒋介石以后，张学良被怀恨在心的蒋介石足足囚禁了大半个世纪，一直到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离世后，他才再度恢复了自由身。

可是，此刻的张学良早已经垂垂老矣，再也不复当年东北“少帅”的潇洒倜傥。

面对记者们询问“此生是否有懊悔的事情”时，张学良思索再三，突然提及了一个久远的名字：杨宇霆。

对于张学良来说，他此生最不后悔的事情大约是和杨虎城一起，为了民族大义而“兵谏”蒋介石；

可是对于这位曾经执掌东北军的“少帅”来说，令他直至晚年都十分懊恼的，则是当时在其父亲张作霖离世后，他为了掌握大权而枪杀了杨宇霆，最终导致了无可挽救的后果。

甚至于当面对他人的询问时，张学良不无叹息地说道：“杀杨宇霆之前我从不迷信，可在杀他后，我不得不信。”

那么，杨宇霆究竟是谁，他又为何得罪了张学良，从而殒命在了这位东北“少帅”的枪口之下呢？

一，大帅身死，“太子”上位

在沈阳的皇姑区南部，一座已经被废弃了的车站安静地矗立在晴空之下。

尽管已经不再投入运营，可是这座车站仍然被记载在各种近代历史的书籍资料当中。

而它始终拥有关注的原因，则是发生在它身上的一个历史事件：“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车站附近预先埋下了炸弹，当时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的首领人物张作霖因此魂归西天。

其长子张学良顺理成章地接过了东北军的掌管，就此成为了东北的“少帅”。

如同封建社会中许多权力变更一样，张学良的“继位”也在暗中引发了不少动荡。

尤其是处在权力核心的人们，对于仍然年轻的张学良并不十分服气，而张学良想要接手父亲生前的一切权力，也变得并不那么轻松。

在这其中，杨宇霆便是其中一道至关重要的“关卡”。

由于张作霖死得突然，而在生前，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帅并没有来得及明确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虽然他已经开始着意培养自己的长子张学良，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没等张学良做出一番足以服众的成绩，张作霖就撒手人寰。

正是因此，对于许多奉系军的“老人”们来说，年轻的张学良资历浅、威望低。

尤其是在“奉系”当中，还有两个人比张学良更有资格的接替张作霖“大帅”一职的，那就是张作相和杨宇霆。

不过，一方面，张作相对于更上一层的兴趣并不很大；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在明面上已经接手东北军的张学良，正在谋划和南京政府进行接触商榷、以谋后路，而张作相是倾向于自立政府的“守旧元老派”，并不赞成这一行为，也因此和不少奉系中的同僚起了争执，闹得不算愉快，显然不能服众。

所以，张作相很快就摆正了自己的态度，将辅佐张学良当做了自己的“新工作”，自动从这一场争权夺利的谋划中出了局。

而张学良的对手也因此只剩下了一个：杨宇霆。

那么，比起和张作霖情同手足、共同打天下的张作相，这位在奉系军阀当中，拥有足以和张学良相匹敌的威望的杨宇霆，又是何许人也？

二，居功自傲，野心渐生

杨宇霆，1885年生于辽宁法库县，自幼聪颖刻苦，过目不忘，16岁便顺利考中秀才。

后又在堂兄的帮助下于1909年赴日留学，并且陆续结识了孙中山、蒋介石、傅作义等人。

回国后不久，由于才华出众，杨宇霆很快得到了张作霖的赏识，职位也随之水涨船高，迅速成长为了张作霖的左膀右臂，甚至在东北军中一度有“小诸葛”、“杨智囊”等等“美称”。

1918年，张作霖在杨宇霆的建议和帮助下，顺利将政府购买的一大批军火劫为己用。

而杨宇霆也凭借着这份功劳，在奉系军中一跃成为了核心人物之一以至于在东北曾经一度流传着“文有王永江、武有杨宇霆”的说法。

实际上，张作霖未死前，除了那批军火，杨宇霆还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例如建立了东北海军，补全了东北军中的“海陆空”配置；同时，为了让东北军不受日本挟制，杨宇霆还主持修建了战备公路，极大地提升了东北军的运输能力。

除此之外，杨宇霆还十分努力地揣摩张作霖的心思，将他想要“称王称霸”的意图贯彻执行得十分彻底

——可以说，从最初的奉天再到后面的“东北王”，直至陆海军大元帅、北洋末代最高统治者，张作霖的背后，始终有着杨宇霆的出谋划策。

正是因为杨宇霆的“天才”与其出众的谋划能力，在大局面前，张作霖不断对杨宇霆犯下的诸多“小错”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选择了容忍；

甚至于杨宇霆私募兵旅，意图培植私人军事力量时，张作霖即便十分不满，然而最终也只是撤职搁置了一阵，便又将他重新启用，“轻轻揭过”了。

而张作霖的“纵容”并没有换来杨宇霆的知恩图报，反而让他从最初的谨小慎微，逐渐开始变得居功自傲了起来。

1928年，张作霖爆炸身亡的消息传来，杨宇霆悲痛之余，也逐渐生出了自己“再上一级”的想法：

毕竟，在如今的奉系当中，杨宇霆的年龄最大，资历最老，成绩也有目共睹，十分适合来接手张作霖留下的这一大摊事业。

不过，由于大部分张作霖的旧部下都支持张学良“子承父业”，杨宇霆也不好明面上表示反对，便跟随大流地点了头；

只是，在心里，对于张学良这个年轻气盛的毛头小子，杨宇霆多多少少是不服气的。

正是因此，在张学良接手东北军的初期，杨宇霆以自己曾经是张作霖的“高参”为借口，无论是大小政事都要过问一番；

连张学良提出的各式新政策，杨宇霆都会评头论足地指点一遍，如果他觉得不好、不行，就会当场表示否决，完全不顾张学良的脸色如何。

更有甚者，在和张学良一起出门赴宴应酬时，杨宇霆也丝毫不给张学良面子。

当别人恭恭敬敬地称呼张学良“少帅”亦或者“大帅”时，只有杨宇霆不仅直接称呼张学良为“小六子”，还不断对他呼来喝去，气焰嚣张。

或许杨宇霆觉得，自己作为长辈，张学良始终要对他敬服有加；

可是实际上，杨宇霆种种行为，早已经引起了张学良极大的不满和忌惮，两人之间的矛盾和嫌隙越来越深。

三，难忍怠慢，痛下杀手

实际上，假如杨宇霆只是居功自傲和傲慢轻浮，张学良或许还能忍耐；

然而，真正让张学良动了杀心的，还是两人在政见上的不同，以及杨宇霆明里暗里的“夺权”行为：

其一，就是著名的“东北易帜”事件。

在张作霖死后，出于民族大义及双方利益的考虑，张学良很快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进行接洽，想要双方合二为一，完成民国时期的国家统一；

然而，杨宇霆却并不赞同此事。

在他看来，这是他和张作霖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张学良竟然要拱手送人，而送的这个人恰好他还很不喜欢，这不由得令他非常不满。

因此，在张学良主持的各种讨论如何“易帜”“合并”的会议上，杨宇霆不仅频频出声打断，高调反对张学良的这一政策，更是直接缺席了后来的“易帜仪式”，让南京政府“看了笑话”。

而更令张学良感到不满的，则是杨宇霆当年主持修建的那条战备公路。

在当时，负责运营这段战备公路的人是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交通委员长常荫槐，而这位常荫槐正是杨宇霆的心腹。

在和南京政府接洽后，张学良一度想将战备公路收归己有，再和南京政府共同规划使用；

可是，对杨宇霆言听计从的常荫槐，不仅不肯归还铁路运营的权力，更是连面子工程都不想做了，直接借此和张学良“互别苗头”，暗中抢走地盘，甚至连铁路运营的收入也不肯交由张学良支配。

这不由得让张学良恼怒万分，对于杨宇霆也杀心渐起。

一而再、再而三，在诸多事件累积后，1929年1月7日，杨宇霆为父亲贺寿而专程举办的寿宴，最终成为了张学良痛下杀手的导火索——

1月7日，在杨宇霆的邀请之下，杨家门前张灯结彩，包括蒋介石、阎锡山等无数高官政要到场贺寿，现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出于礼貌，张学良也同样携妻子于凤至前往贺寿。

然而，在传令官通报后，现场只有寥寥数人站起来恭迎张学良，大部分人仅仅在座位上或是微微欠身、或是颔首点头，对于张学良这位新“东北王”的出现并没有非常恭敬和在意；

直至杨宇霆进门时，原本喧闹的客厅顿时安静下来，大家纷纷上前，围着杨宇霆恭贺祝寿，热闹的场景衬得张学良身边越发安静、沉默。

不仅如此，在寿宴上，无论名流政要还是高官们，大多都不断围在杨宇霆身边恭维。

有些人话里话外甚至俨然将杨宇霆当做东北的一把手，这让真正的“东北王”张学良一度十分尴尬。

周围人的轻视和怠慢彻底惹怒了张学良。

没过多久，张学良便借口身体不适，从寿宴之上匆匆离去，并且暗自下定了杀人的决心。

3天后，张学良借口商议政事，将杨宇霆和他的心腹常荫槐一起“骗”到了大帅府的老虎厅中。

毫无察觉的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跨进了大帅府的大门，杨宇霆甚至还在和常荫槐盘算着一会儿如何“逼迫”张学良签下一份重要文件，以从中获取更多收益。

然而，在踏入老虎厅后没有两分钟，随着张学良一声令下，数十名警卫士兵从大厅两侧鱼贯而入；

在领头的士兵大声宣读了“侵款渎职，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破坏统一”等十数条罪名后，没有留给杨宇霆和常荫槐反应的时间，士兵们便扣响了扳机，两人立刻倒在了血泊当中，殒命当场……

四，“天命如此”，“杨常而去”

实际上，在枪决两人之前，犹豫不决的张学良也曾经尝试“迷信”：

在寿宴上不欢而散后，张学良很快回到了大帅府，可是及至坐到书桌前，张学良仍然气愤难当，便从兜里掏出来了一枚银元。

站在一旁为他斟茶的于凤至看到他的行为，不由得诧异道：“你要做什么？”

张学良面无表情地咬牙道：“我扔三次，如果三次都是正面，那就杀；如果有反面，就先算了。”一边说，他一边高高地将银元抛到空中。

众所周知，一枚银元扔一次，正面朝上的几率只有一半，可是扔三次，连续三次都是正面朝上的几率便会小许多。

所以，张学良尽管嘴上这么说，但是心里对于杀不杀杨宇霆还是比较犹豫的。

而也许是杨宇霆命里该绝，张学良连扔三次，那枚银元三次都是正面朝上，连一次反面都没有——就这样，在三天后，杨宇霆和常荫槐死在了大帅府内。

有意思的是，在寿宴之前，杨宇霆也刚刚找人算过一卦，而对方给出的卦象是：“杂乱无章，扬长而去。”

由于这句话没头没尾，杨宇霆也没有放在心上。

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就真的和常荫槐一起“杨常而去”了。

对于张学良来说，在此之前，他并不相信什么神鬼之事；可是，三次银元朝上的结局，又让他隐隐觉得，或许冥冥之中，一切真的自有定数。

唯物主义世界里，当然没有什么灵异的事件，一切恰好就是巧合，或许在张学良的心中，这也是他暗暗倾向的结果，要的不过是一个给自己心理肯定的由头罢了。

杨宇霆死后，奉系对于张学良这一做法也褒贬不一：

有人觉得，杨常二人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仗着资历深厚而试图夺权，犯了大忌，罪不可赦；

不过，也有人认为，张学良此举过于武断，不仅不给两人辩驳改错的机会，更是没有给东北军队一个反应的时间，说杀就杀，显得十分草率。

实际上，无论是杨宇霆还是常荫槐，无论他们对张学良何种态度，但是在东北军对外的政治外交上，两人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是圆滑擅交的杨宇霆，更是和不少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有来往，张学良如此突然地动手杀人，为后续东北军的政交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在他杀害杨宇霆、又完成“东北易帜”后，有一小撮和张学良政见不同的奉系军阀人员为了避免被杀的惨剧，选择投奔了日寇，这又为后面的革命大业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五，结语

1931年，日寇攻占沈阳，并且很快洗劫了“东北王”的大帅府。

然而，在日寇撬开张学良的保险柜时，里面空空如也，仅有一枚银元安静地躺在中央。

这枚银元不仅躺在保险柜里，也躺在了张学良的心中。

1990年，张学良结束了长达五十多年的软禁，再度出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回首往昔，张学良十分懊恼当年，曾经因为热血气盛而枪杀杨宇霆。

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自己当年“一念之差”，将杨宇霆和常荫槐送上绝路，才导致了后面东北军的悲剧结局：

在张学良的设想中，假若当时杨宇霆还在，或许能够在西安事变前后想出更加委婉劝谏蒋介石的方法，自己也得以继续坐稳东北军“少帅”的名头，东北军也不会“群龙无首”，最终被蒋介石分化、蚕食；

同时，奉系军阀当中的高层人士，也不会因为杨宇霆的死而转投他处，或许当时的东北也不会就此这么快沦陷，甚至于当时抗日战争的战局也许会被就此扭转。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外交方面，杨宇霆确实有着过人的能力；可是，早在张作霖离世前，杨宇霆就已经表露出了“亲日”的态度。

而假如当时张学良选择对杨宇霆隐忍，令杨宇霆更加膨胀，或许没过多久，杨宇霆便会“篡位”成功。

而在这位“亲日派”的率领下，东北军会面临的走向，简直令人不敢细想。

历史不做假设，更无法倒退。

或许杨宇霆是咎由自取，又或者张学良是冲动热血，可是，过去已经铸成，与其后悔懊恼，不如大步向前，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和经验，才能走向更加正确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