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衰落和贫富失衡如何破？郑永年：加州和杭州比一比，中国优势很明显

“我们进入数字文明时代后，大国间的数字竞争也趋于激烈，但这种竞争并非简单看统计数字，而是看价值层面，数字经济能否为一个社会的大多数带来福利。”第五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数字经济开放与治理”分论坛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表示，美国有数字革命的技术优势，但是受制于体制问题，很难全面收获数字文明的积极效果。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冲击了现有市场竞争秩序，遏制基础创新发展，侵犯劳动者权益，对消费者进行算法剥削等。数字经济导致社会的高度分化，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排名世界前十的富翁们的财产从七千亿美元增加到1.5万亿美元，其中有7位来自数字经济领域。

他认为，过去20多年的信息技术革命，加快了西方中产阶级的衰落，70年代初美国中产群体占比超60%，现在下降至不足50%，“中产衰落和贫富失衡是西方国家在数字文明时代面临的主要矛盾。”

“数字文明的良性发展，不是一个自发的、被动的过程，它需要社会政治制度的引导与配合。”郑永年表示，大众要从数字经济中找到获得感，必须有全局性的社会动员和协调机制，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密切合作。他认为，数字化有五个维度：消费、产业、基础设施、政府社会治理和服务以及社会政治参与和个人权益维护。美国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发源地，在消费和生产领域的数字化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后面三个维度的发展相对滞后。

郑永年拿加州硅谷和浙江杭州作出了有趣的对比：加州是很多信息技术巨头和跨国公司的所在地，加州政府却无力维持电子政务系统的正常运作，杭州与阿里巴巴等企业密切合作，有效提升了整个城市的信息通信技术，“两边政府的效率比较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体制优势。”

中国信通院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数字经济蝉联世界第一，规模为15.3万亿美元，中国以7.1万亿美元位居第二。也就是说，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仍有较大的潜力有待发掘。

“我们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创造更多的国民财富，才能让共同富裕的蛋糕做得更大，使得社会大多数都可以从数字经济的发展取得获得感。”郑永年说。

栏目主编：李晔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邵竞

来源：作者：查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