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想象中，古代官员都很富有。然而清代京官，大部分生活都很“穷”。

我们翻开史料，随处可见京官生活贫困的记载。比如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铭在做京官时，有时候甚至吃不起饭，日记中有“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的记载。他还记载他见到的另一个京官——刑部主事，因为经常饥饿，甚至面有菜色：“贫悴不堪，观其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藤阴杂记》中记述顺治年间的京官张衡也是“贫不能举火”。

京官之穷在当时的大清帝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还成为人们调侃的一个话题。有《都门竹枝词·京官》描写一品大员的穷状云：“轿破帘帏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北京市井更有许多嘲讽京官的谚语。“京师有谚语：‘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其时无不著方靴，故广坐及肆中，见方靴必知为翰林矣。”

京官为什么这么穷呢？我们可以以晚清名臣曾国藩为例，具体分析一下。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

除了这些“家”，曾国藩还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官僚，他科举出身，从“副处级”的翰林院编修起家，九年内做到了“副部级”的礼部侍郎。在那之后，他由文官转为武官，创建湘军，带兵打仗。后来他因功被授予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最后做到位极人臣的大学士，可以说是“出将入相”。曾国藩经历了传统官场低、中、高三个级别阶段，又经历过京官和地方官两种类型。所以说，他的经历在传统官场比较有代表性。与此同时，曾国藩又是一个心很细的人。我们在阅读《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家书》等常见资料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关于他个人收支的零星记载。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中还保留有曾国藩亲手记的日常生活账簿，从买了一棵大白菜、剃了一次头、雇了一次车到收了别人十两炭敬、给某大学士送了三两节礼和一两门包，事无巨细，悉数记载。

所以我们可以给曾国藩算算账，看看曾国藩做官赚了多少钱，他基本工资多少，补助和津贴多少，他这些收入都花到哪儿去了，他的衣食住行水平如何，他住多大面积的房子，坐什么级别的车。通过曾国藩这个具体典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清代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观察一下清代官场的潜规则具体是如何运转的。

要说清楚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曾国藩的出身背景。

今天的年轻读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出身”。在我上学的时候，填表时要填“出身”一项，填你家出身是贫农，还是富农，还是地主。那么曾国藩如果需要填表的话，他应该会填“小地主”。

为什么说曾国藩出身小地主呢？

嘉庆十六年（1811年），曾国藩出生的时候，家里有八口人，一共有田地“百余亩”（据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人均十二亩半，按后来土改的标准正好是小地主。其实，曾家一开始只是一户普通中农，是在他祖父曾玉屏手上发达起来，勉强进入小地主阶层。

不过和我们想象中的大鱼大肉的地主生活不同，晚清的小地主其实也只不过是能吃饱糙米饭，顶多说家里的大家长在晚饭的时候可以拿半个咸鸭蛋来下酒而已。我们知道曾国藩参加过两次会试，第二次去北京时，家里就已经拿不出几十两银子的路费了，是亲戚们东拼西凑才把他送上路。所以，曾国藩也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凤凰男”，一家人从小拼命供他读书，希望他通过考学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起码把自己的四个弟弟都带出去，找份好工作。

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十七周岁时中了进士，并且被“点了翰林”，成了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参加了“散馆”考试，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职。

翰林院乃储材养望的轻闲之地，翰林的职责是“充经筵日讲，撰写典礼册文，纂修校勘书史，以文学侍从之臣入值侍班”等，地位清要，职务闲简。官品虽然不高，但因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翰林院里设有掌院学士（秩从二品，清后期多由大学士兼任）、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秩从四品）、侍读、侍讲（秩从五品）、修撰（秩从六品）、编修（秩正七品）、检讨（秩从七品）等职。

“翰林院检讨”这个官职有多大呢？县令是七品，今天的县处级大致相当于过去的七品，则这个“从七品”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副处级。打个比方，这个从七品的翰林检讨，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副处级的研究员。

曾国藩科举成功，成了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那么，他是否马上从一个凤凰男变成高富帅，家里人是不是都沾光了呢？那倒没有。曾国藩在北京做了十三年京官，在这十三年中，他的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一个字——穷。

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穷状。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就是他做京官的第三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跟他的一个叫陈升的仆人发生了一场冲突。按理说，过去主人和仆人拌个嘴也是常事，但是冲突完了之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欠了人家好几个月工资。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道《傲奴》诗：

……

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

谁知傲奴乃过我！

就是说，我又穷，脾气又大，人家早就看不起我了。

另一件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为人重感情，对亲戚朋友都很关照，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中了进士之后，曾经衣锦还乡，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临走的时候，他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跟他们告别。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比大舅强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三间茅草房，东倒西歪。二舅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做）烧火夫也。”外甥你将来如果做外官，我一定给你做烧火夫，就是说你让我跟你享几天福吧。曾国藩握着舅舅的手，潸然泪下。结果，曾国藩到北京整整当了五年的官，没有给两个舅舅寄过一文钱。这个二舅最后没有等到享外甥的福，到第五年因贫病而死。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号啕大哭了一场。

作为一个从七品的翰林，一个副处级官员，为什么这么穷呢？

主要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

翰林地位清要，然而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以至于被人称为“穷翰林”。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清袭明制，官员俸禄水平很低。清代一品官员正俸全年不过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从九品及未入流只有31两有零。除此之外，每正俸一两，还有一石禄米。

雍正年间，考虑到这个收入水平太低，根本不够花，所以对地方官进行了养廉银改革。改革完之后，地方官的薪俸水平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比如总督的收入增长了100倍左右，知府增长了10—30倍，知县也增长了9—50倍，其养廉银最低400两，最高达2259两。但是京官只在乾隆年间改开双俸，正俸之外再开一份“恩俸”，就是工资大约增加一倍。

所以按这个标准，曾国藩这样的从七品京官薪俸内容是正俸45两，加上45两“恩俸”，此外还有45斛（22.5石）“禄米”。一般禄米每石值银一两三钱，所以曾国藩的禄米值银29.25两。加上双俸，曾国藩的薪俸总数为119.25两。

除此之外，京官还有数目不等的“公费”，也就是办公经费。看起来这是很合理的一项规定，不过朝廷核定的公费银水平极低，一品大员每月公费不过5两，曾国藩这样从七品翰林的公费标准是一两半，但是国家还要克扣一点，全年实发不过10.71两。将薪俸与公费两项相加，曾国藩全年正式收入为合计129.96两。这就是曾国藩的全部收入。

关于白银的币值我们可以用购买力换算，也就是用晚清的1两白银能够买今天多少大米来进行换算，结果是1两白银约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所以今天电影电视剧中有一些常见的场景是不合理的，比如一个大侠，到一个酒楼吃饭，吃完了，扔下一锭白银，20两或者50两，就走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编剧对白银购买力不太了解。其实普通人吃饭，两三个人，吃一顿，几钱银子就够了。

那么曾国藩一年的工资是多少钱呢？两万五千多块钱，平均一个月两千一百块钱。一个月挣两千块钱，今天在北京能生活吗？不可能。何况清代妇女是不工作的，所以这是曾国藩全家的收入，曾国藩老婆孩子好几口人，这样的收入当然不够花。

所以，曾国藩没钱的第一个原因是收入低。第二个呢，也很简单，花费大。

学者张德昌说：“和同时期的其他阶层的人来比较，京官的官职收入并不菲薄”。比如，李慈铭所用的男仆，每月工资为京钱十千文，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可折银九钱五分。也就是说，一个仆人的年工资不过十两多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