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晁错是颍川人，最初师从张恢学申商刑名之学，即法家学说。在汉王朝中担任太常掌故的职务。

孝文帝时，天下很少治《尚书》的学者，只有济南的伏生，原为秦博士，精通《尚书》，但已九十高寿，不能征召到朝廷做事，只好派人到济南伏生家中受教。这次学习机会给了晁错。他学成回到朝廷，常称颂此书，因而被提抜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从此得幸于太子。太子称他为"智囊”。稍后又被孝文帝拜为中大夫。

孝文帝死，太子即位，即为孝景帝，景帝拜晁错为内史，他成为了皇帝的心腹。《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记载：

"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随后又升迁为御史大夫，史书中说：

"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卻。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

他成了诸侯的死敌。还有一个叫袁盎的大臣，也是晁错的对头。史书中写道：

"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

到了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谋反，在窦婴和袁盎的窜掇下，皇上便将晁错当做替罪羊斩于东市。

二

司马迁说晁错的为人"陗直刻深"。这大概是他做替罪羊而死，在性格上的一个原因。

他做太子舍人时，便"数上书孝文帝，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

他做了孝景帝的御史大夫后，对削藩这件事更上心，对皇上说道：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郄，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他所说均为事实，判断正确。他这是为汉王朝着想，维护皇上的利益，没有什么错。但司马迁说他"变古乱常，不死则亡”。看来问题十分严重了。就连他的父亲听说削藩事闹大了，从河南禹县老家跑到长安，劝他说：

"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

他回答说：

"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他的父亲却说：

"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

他的父亲回家后便喝毒药自尽。留下的遗言是：

"吾不忍见祸及吾身。”

晁错父亲死后十余日，吴楚七国开始以诛晁错为名造反，窦婴、袁盎一个劲进谗言于皇上，一口咬定是晁错惹的祸，只有杀晁错方可避免祸患。皇上为舍一人以谢天下，便下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

他的死，与其性格有关，也与他所学刑名之学有关：法家学说主要讲"帝王利益至上”，主张中央集权制，反对分封制。这就会触动诸侯的利益，且皇上软弱无能，压根就下不了削藩的决心，故牺牲他以平息事态。

三

晁错削弱诸王权力的言论，在当时是十分过激的，也可视为离谱。公开后，冒杀头危险毫不奇怪。更为可怕的是，他被谋反者给利用了。《史记.吴王濞列传》中记载有一段天子制诏将军的话：

"吴王濞倍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病不朝二十余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

吴王濞的谋反准备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二十余年。孝景帝十分清楚那些同姓王的行径，但并未先行下手，首施两端。此前的孝文帝也一直宽恕其罪。晁错看到这种情形，应该罢手，起码要收敛一下。可他偏偏往枪口上撞，那就怨不得别人了，只能说他是个不知死活的狂人。

于是，谋反变成了"清君侧”，成为起兵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史书中记载了吴楚相互通信的一段话：

"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適过诸侯，削夺之地。”

人家说的并非全无道理，汉高祖刘邦将他的子弟封为王，分了土地，你晁错要夺回来，违反先帝遗愿，在诸侯们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罪无可赦。这也是景帝不得不杀他的原因。

直到吴王叛军被打败，悼惠王的儿子、胶西王卬死到临头，还在狡辩说：

"今者，晁错天子用事臣，变更高帝法令，侵夺诸侯地。卬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七国发兵，且以诛错。今闻错已诛，卬等谨以罢兵归。”

晁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书生意气，糊涂至极。

晁错死后，有个攻击吴楚叛军的将领称邓公者，谒见皇上，皇上问他说：

"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

皇上很天真，盼晁错一死，便两方相安无事。这邓公告诉他说：

"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

皇上说：

"何哉？”

邓公答道：

“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门，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景帝低头沉默良久，说道：

"公言善，吾亦恨之。”

这个"恨”为后悔之意。晁错倘若地下有灵，当为慰藉耳。

四

虽然说"武死战，文死谏"，晁错也算是死得其所。但总觉得做替罪举太冤了，他那样的文才，太可惜了。

曾读过他的《论贵粟疏》，讨论此文有离题之虞，而晁错削弱诸侯、维护国家利益，实则为百姓着想，二者是统一的。

晁错大手笔，开篇便旁征博引古圣先贤：

"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然后笔锋一转，便联系现实，强调"饭碗的重要：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畮。百畮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冬，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私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这是一幅农村辛苦劳作的图画，也是一首悯农的诗歌。如果没有对农民足够的关心，是写不岀他们的疾苦来的。那么，造成农民贫困的问题在哪里？晁错给岀了答案：

“而商贾大者，积伫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这段描写，令我们想起了一首诗：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和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贫富如此悬殊，晁错认为是商人"交通王侯”造成的。欲抑商重农，那就必须动摇商人的靠山一一王侯。虽然此文没有展开讲如何削弱商人靠山，而推理至此，不言自明。

文章气势磅礴，论述精辟，是难得的好文。然而写这种针砭时弊的正气之作是需要胆量的，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