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斯、是”之争，本质是公众对语文书不信任

“天降大任于斯人”引发网络热议，实在有一些出人意料。

这个争议为什么会出现？

本来，笔者不想对此事插一杠子，因为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只要拿出证据，就可以厘清究竟是“斯”还是“是”。

今天，一位网友通过私信发函给我，希望笔者谈一谈看法：

——老师，可否对近期网络热议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是“于是人也”，做一些剖析？期待您的高见。——

感谢这位网友的期待。

笔者认为，“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斯、是”之争，本质上反映出公众对语文教科书的不信任。

关于“天降大任于斯人”这句话中，是“斯”还是“是”，有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目前通常使用的都是“天降大任于斯人”。

甚至报刊还曾经就刊发过的文章中用的是“天降大任于是人”而发出道歉声明。

可见，“天降大任于斯人”是目前普遍使用、更为公众接受的用法。

我们可以随便找一下代表着公文最规范标准与风尚的例文，如下：

教科书主编对此采取“和稀泥”的态度，认为“斯”与“是”用法都对。

这里，这位主编明显地玩起了双标。

现行的语文教科书，特别喜欢在原文的基础上，砍砍削削，填填补补，把原文的文通理顺的文章，不惜改得面目全非，文理不通。

笔者前一阵子列举出的小学课文《葡萄沟》，把原文的“主语”给删没了，改成了一个硌眼的大病句。

原文：老乡们就把成串的葡萄挂满在架上，利用高空流动的热空气，使葡萄的水分蒸发，制成葡萄干。

课文：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热空气，把水分蒸发掉，就成了葡萄干。

今天有一位网友，认为课文里不是病句，看看他是如何分析的：

——例四没有什么语病，一个是主动语态，一个是被动语态，省略了老乡们。既然要让孩子们多学点语言规律，那多掌握一种语态的使用方法又有什么不好呢？——

按这位网友的意见，课文里的这句话，略去了“老乡们”，那么，如果恢复这个主语，最后接下来最后一句，连缀成就是“老乡就成了葡萄干”这样的匪夷所思的搭配。

从中可以看出，语文教科书非常热心地要在原文中大动手术，仿佛不动一刀，就是教科书编写者的失职一样。

现在碰到了“天降大任于斯人”这句话，教材编写者却突然执行起“双标”要求了，强调自己恪守文本之源，一个字也动不得。

这样，无形中让教科书脱离于现实的时代用武场，脱离于现在通行的语文环境，高标特立地表现自己文有所本，以示自己血脉纯正，不愿与时代的误用同流合污。

正是教材编写者的这种束缚自己于故纸堆里，看不到语文的现实工具性，不愿意让语文服务于更广大的中国社会现实，才使得他们情愿违拗着社会的共性的语文语境，执迷不悟，让语文教材成为与社会需求格格不入的一种自说自话语系。

“天降大任于斯人”中一个字不能改吗？不能顺应最标准、最常用、最规范的时文用语体例吗？

然而，目前的语文教材里胡乱删改的错误，已经屡见不鲜，甚至触发了对常识的挑战。

就说一年级上册的最后一篇课文《小蜗牛》，是一篇俄罗斯女作家的作品，课本上标明这名作者的译名叫：巴乌姆美莉。

用这个名字，去搜索一下，根本搜索不到这位作者的任何作品与书籍。

而这名作者，通常的中文译法是：拉希莉·巴乌姆芙莉。

按照这个译名，可以查到作者的中文图书。

语文教材非要把这名作者的名字里的“芙”给改成了“美”，导致了课文里的这位俄罗斯作家从此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绝大多数教材分析材料，都是依葫芦画瓢地照抄课文里的姓名，却无人去分析这位作者的写作背景，把原文置于作者的整体文本体系里的讽喻式寓言性质，给阐述成一篇科普童话，让原文的深刻的社会内涵荡然无存。

还有二年级语文课本里的《一封信》，课本上署名的作者是德国的鲍圭埃特，按照这个名字，根本找不到这名作者的任何一点信息，许多语文老师都苦于找不到这位作家的背景材料，而对这篇课文难以把握真正的用心与用意。

其实这个译名，又被语文教科书给改动了，就像常凯申这个名字让我们根本找不到原型人物一样。

《一封信》的作者通常译法是吉娜·卢克-帕奎特，国内也有她的童书出版。一个著名的德国童书作家，经过语文教科书编写者之手，变成了一个没有身份与背景的人。

五年级下册的《童年的发现》这篇课文，同样把文章的作者给搞得云山雾罩，不知何人。很多教辅材料都说这位作者是十九世纪的人，而课文中明明有“放电影”的描写，典型的是一个苏联时代的作家。

可以看出，目前的语文教科书哪里有严谨、务实、科学的编辑作风，正是因为语文教材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才使得公众对语文教科书缺乏信任，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引起质疑的波澜。

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前一阵子的“毒教材事件”，使得公众把视线投向了之前很少关注的教材领域，从而犹如滚雪球一般，把教材中存在的不可思议的问题，暴露出公众的热议之下，现在只要提到一点教材的细枝末节，都会引发全民的热烈关注，从而成为一个话题。

其实，民众对教材的关注，本来是一件好事，可以促进全社会来关注教育事业，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但事实上，我们却可以感受到教材编写者中的某些人员对社会的所谓的挑刺力量的反感与愤怒。

笔者就曾经深刻地感受到对教材发声之后触犯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反弹回应。

一位教材主编一边打电话让笔者不要再发声，一边在网上要求删帖，恨不得要把所有的质疑的声音都扼杀扑灭为止。

作为一个教材编写“老大”，没有一种虚怀若谷的胸怀，没有一种把语文教材作为公共产品、接受整个社会问询与质疑的认知，没有一种把教育大业放在个人得失之上的气度，也决定了教材中的存在问题积重难返，愈演愈烈，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社会关注与热议。

当这种热议反馈到教材“老大”那里，他又会说受到了全社会的网暴，让他愤恨难平。但他从来没有从自己的编写理念、编写动机、编写操作中反思自己在哪一个方面出了差错。

一个小小的“斯”与“是”之争，引发众多网友的参与，正与这种背景因素有着密切关系。试想一下，如果今年没有“毒教材”事发，这个一字之争，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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