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哈密市历史上的三堡

历史上的三堡

柳树泉农场有处地方称“三堡”，那是我的故乡。自从有了丝绸之路，就有了各个商贾和达官贵人的东西往来。通往新疆的必经之路上慢慢形成了一个小镇 三堡。它位于哈密以西六十公里处，北倚天山。南望大漠，西邻矿区，东接二堡。东、西、北三面是坡，其状犹如锅底。当地维吾尔族称其“托乎其”。一说是维语，另一说是蒙语。其意都为“锅底坑”。维吾尔族居民住在北面的村庄里，称为后庄子，光绪年间陆续来此入住的汉族人，在后庄子南的大路两边修建了住房，形成了一条一公里多长的街道，称前街。

古时三堡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唐代先有佛教从印度传来，沿途多建庙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白杨沟的大佛寺，位于三堡东三公里的地方。据记载：唐玄奘去西天取经时就途经白杨沟，并在此讲经十多天，还将大佛寺前水渠边的红柳移栽到大佛寺西边的平地上，如今这棵红柳长势仍然旺盛，当地维吾尔族将其视为圣物，从不动一枝一叶。

后来伊斯兰教自阿拉伯从西方传来，为征服异教徒，他们在西域（今新疆）进行了数百年征战，最后在三堡进行了数日惨烈的争夺战，打败了异教徒，迫使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传教者也有伤亡，凯斯尔·司马义、硝力唐·艾山、古丽恰汗（女）三名传教者战死，葬在三堡后庄子的麻扎里（墓地），他们是最早从陆地以武力征服异教徒向中国传播伊斯兰教的传教士，他们的坟墓被维吾尔族信众尊为圣人墓。之前在唐贞观年间有三名传教士自西向东到中国传播伊斯兰教，他们是盖斯、嘎斯、宛嘎斯，盖斯行至星星峡时病逝，先葬在星星峡，一九四五年六月又被哈密穆斯迁葬到回城大营门修建的盖斯墓中，嘎斯行至玉门回回堡时病逝，被葬在当地，后坟墓仿照兰州灵明堂修建。宛嘎斯最终到了广州泉州，而后病逝，也被葬在了当地。

清朝乾隆年间，三堡还是一派太平盛世，当地居民安居乐业，那时还没有落户的汉族人，这里都是维吾尔族人，直到光绪年间这里才有了汉族人入住。乾隆、嘉庆、光绪年间，清政府派往或是贬往新疆的官员都要路过三堡。

乾隆三十年，朝廷派大臣国梁赴乌鲁木齐上任，途经三堡住宿时，留下了一篇描述当地纯朴民风民俗的诗篇《早发头堡宿三堡小楼上》。诗云：

沙碛东西黄堧禾，

泉疏高派落坡陀。

日烘桑叶红于蓼，

风逗云芽蒲似罗。

野店华人求阿什，

绛衣回女唤央哥。

晚来且喜看山便，

重屋凭栏敞四阿。

诗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高坡处落下的泉水，戈壁沙石和绿色禾苗相映、阳光下红红的桑叶，使人觉得进入了世外桃源，村野的旅店，住有内地来的汉族人，他们求买阿什（阿什在维语中是饭的意思），身穿红衣的妇女人们都叫她央哥（央哥维语为已婚妇女）。诗人他们在维族老乡家屋顶凉亭观看天山，又体现了中原来到这里的汉族和当地维吾尔族和睦相处的情景。

据笔者回忆，三堡屋顶有凉亭的只有原三堡乡乡长苏来曼的老房子上。五十年代初曾随大人去苏来曼乡长家作客，还上去过这个亭子。亭子是建在院内坐南朝北的屋顶上。向北望去，天山戈壁一目了然。因此，我猜想国梁当时就住在苏来曼乡长家。

另一诗人眼里的三堡就显得有些荒凉，嘉庆七年，大臣和瑛因误勘冒考案获罪，被贬往乌鲁木齐，路过三堡时正当秋季，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他在《越祁连山东抵三堡口号》里是这样描述的：

一派霜林近小春，

荒亭容膝意何亲。

六千沙碛开颜处，

得见黄花似故人。

三堡就是处在大漠深处的一小片绿洲，八九月的三堡尤如初春，野外的荒亭很是窄小，能见到几丛黄色的野花也会感到非常亲切的。诗中所描述的荒亭，只有在三堡南边的小三堡边上有一处古烽火台紧相连的上部拱圆形的亭子，还有一处在三堡北大涝坝西边有同样的亭子，很可能和瑛当时就在这两个亭子待过。

光绪二年（1876年），清朝官员方孟希入幕金运昌将军府，参加了平定阿古柏的战斗，往返于哈密和迪化，来到三堡，他在《三铺》一诗中又是这样描述三堡的：

漠南日日度流沙，

喜见连村酒帜斜。

鹅绿数行湖上柳，

猩红一点碛间花。

人家鸡犬繁无异，

物侯瓜芦熟不差。

若使汉唐田尽辟，

昆墟今已富桑麻。

诗中所讲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后庄子，后庄子北面有一道洪水冲刷的约三、四百米的深沟，深沟两侧都有泉水，当时从沟北面尽头向东北、西北两个方向挖了两道坎尔井，坎尔井水和泉水汇集在下面一个涝坝里，涝坝四周栽有很多柳树，诗人把水塘当成了湖，虽然三堡四周是戈壁沙滩，经常狂风肆虐，但开有酒店的村里还很繁华。诗中展现那时这里的耕种、家禽繁殖，与内地没有不同，棚架上的南瓜、吊葫芦的成熟期与内地没有多大差异，农民丰衣足食，家家欢乐的情景。还惋惜汉、唐时代没有多开垦土地，不然哈密的老百姓现在都富了。

然而到了清同冶五年（1866年），战事不断，三堡又烽烟四起。十一月，迪化的叛军首领马升、苏皮盖率吐鲁番等处七百余众，一直东进，首先攻占了五堡，清军将领凌祥带兵出击，哈密王伯锡尔以维吾尔兵数百人助攻，激战于三堡，农民军又在白杨沟大桥设下埋伏，双方鏖战二日，直杀的天昏地暗，清军终因寡不敌众，遭到重创，死伤无数，伯锡儿也被叛军活捉，并于次年初被叛军处死。而清军尸骨遍野，一直暴骨戈壁。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西回族首领白彦虎率领起义部队五、六千人出关，以回城维吾尔人玉素皮为内应，攻占回城，后清军夺回回城，据传说白彦虎回城被打败后逃往巴里坤，未攻下巴里坤城，又从头道沟窜到柳树泉，占领三堡。驻巴里坤清兵和民团紧追其后，也从头道沟到三堡，白彦虎在三堡大坡下设伏“伐马阵”，清兵遭埋伏，损失惨重，约五百多将士阵亡，尸骨暴晒在戈壁滩。

据一些老人说，他们听上辈讲，尸骨腐烂、发臭，好长时间了，数里外还能闻到尸臭味。后来左宗棠大军开来，白彦虎被打败后逃往吉木萨尔，最后降服阿古柏，成为分裂民族和国家的罪人，此后和阿古柏集团相互勾结干起了妄图将新疆分裂出去的罪恶勾当。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三堡驻军上报朝廷，朝廷才拨银两派人监管，在三堡西头（今兰新公路北侧）建成两座“白骨塔”。

修建“白骨塔”的青砖是从酒泉用骆驼驮来的，两塔相距约五百米。东面的塔呈六边形，九层高约二十多米，西边的塔呈四边形，三层高约十多米。两塔南面第一层均有一上圆下方的长条形小窗。窗上部都镶有一块宽约六十公分，长约两米刻有“白骨塔”三个大字。左边刻有光绪十年小字的石碑。塔周围建有直径约十米、高约一点五米的园形围墙，中间建塔，将几次战役死亡的清军将士的遗骨及战死的马匹、帐篷等就埋在具中。

建塔工程完工后，时间不久，西边白骨塔的东南角坍塌，原计划两塔都用青砖砌成，结果施工时一塔用青砖、一塔用土块砌成，朝廷追查下来，查明是监管的官员偷工减料，将不少工程款的银两中饱私囊，随后被砍了头。过了很长时间，当地一位叫郑典会的老人和其他一些老人，自发的打土块，将坍塌的塔角补了起来。所以人们在塔身上方东南角裸露处可看到的是土块砌起来的。“白骨塔”是哈密维汉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而英勇抗争的象征，意义深远。

然而，可惜的是两个塔在文革中均被毁。刻有“白骨塔”三字的石碑还被人拉去搭在了水渠上，当桥使用。后来被原三堡小学校长姜存义看到后，立即告诉哈密文管所，文管所才派车拉走，现石碑保存在哈密博物馆。

三堡原有两座营盘，一处在街东头，公路北侧，一处在公路南侧一公里处。前几年有学者曾著书，称李白出生在三堡，但据哈密地区科协主任顾正清老师考证，说他们可能误将白杨河视为碎叶河。李白的出生地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巴尔喀什湖的碎叶河。而三、四年前，原外交部长李肇星曾在报纸发文，称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去参观过李白出生地 巴尔喀什湖的碎叶河。不过三堡除了白杨沟的太藏（大佛寺）是唐代建筑外，至今还未发现有其他的唐代建筑遗址，而公路两侧的营盘，据顾正清老师的考证，属清代建筑。至于李白的诗：“明月出天山”的佳句，很有可能是李白路过三堡时曾住在这里，而看到北面的天山和明月出山的景象。而李白的出生地究竟在何处，还待有关专家最后定论。

上世纪初，（大概是一九零二年），三堡设过县，即宜禾，虽然存在不到两年，但足以反映出三堡当时的繁华。

国民党时期，三堡设区，为三堡区公所，管辖头堡、二堡、四堡、五堡、三道岭、了墩等地。最后一任区长姓李，叫李茂新。国民党部队在三堡街东头，和清朝时的营盘相隔一条巷道，修建了大小两座营房。解放前夕驻有一营队伍，营长姓梁。

解放后，在三堡成立了人民政府，并设立为哈密县第七人民区公所，第一任区长刘炳金，区委吴耀武、邵恭喜、王凤林、索巴，以后王凤林、索巴都任过区长，王世兰担任妇联主任，三堡乡乡长是苏来曼。后成立了初级社、高级社。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社办公地就在原区公所，名为三堡前锋人民公社。因五九年一场洪水，公社所在地被冲毁，六○年公社搬迁到一个叫伊拉英包同的坎尔子，环绕这道坎尔子的明渠至涝坝（水塘）修建了办公室、礼堂、供销社、医院和食堂。这里离西面火车站很近不到一公里，离南面兰新公路约一公里多，六四年成立农场时更名为柳树泉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