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拉德森：见证中国人性化城市的建设

（Laura Stamer/图）

2022年9月，北京梨园地铁站外，立了快一年的施工围栏正在慢慢减少，旁边不知什么时候多种了一些乔木，还新添了几个花坛。乘客进站、出站，偶尔几个好奇的踮起脚往围栏里瞧瞧，便又继续赶路，并不晓得施工工人正在努力迎接地铁站升级的到来。

这是一项将地铁站从单一交通站点转化为活力中心的系列工程。2022年底，部分改造即将竣工，待施工完毕，梨园站站前的停车场与匝道将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宜人的步行广场，适合休憩停留的座椅和空间，还有专门给自行车新增的停放面积。连站台对面已呈老态的淘宝城也被纳入提升改造范围内，以提振首层商业活力，使周边的人受益。

多家媒体已于2021年报道过此工程，简要阐述了改造的由来与目的，这些报道提到了设计者盖尔（Gehl）建筑事务所。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名字听着很陌生。这家来自丹麦的建筑事务所致力于为全世界的城市提供咨询建议，事务所有一位叫克里斯蒂安·维拉德森的人，多年来默默参与了中国城市的改造与提升。

一

夏末的一个清晨，我从哥本哈根中央火车站走出来，迎面遇上的除了入秋的凉风，还有一群又一群的骑行军团，如结队的鸟一样在自行车道上痛快而自由地疾飞。只容得下两辆汽车并排的马路还特意腾出自行车通行的过道，连汽车都要敬让三分。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哥本哈根，但无论什么时候踏入市区，我总会被这座城市的活力所折服。那些到处游走的自行车，仿佛是健康的血细胞，时刻给这座北欧城市输入新鲜养分。

我的目的地离火车站很近，步行10分钟拐入一条比市中心稍微安静的商业街即可到达。这是一处老式建筑，有点上海弄堂的意思，两幢三四层楼的民宅建筑，小巷里围出一个小花园，自成天地。要是忽略掉价值七位数丹麦克朗（1丹麦克朗≈0.91元人民币）的房地产标价，这里普通得毫不起眼，甚至有点残旧，连门口的信箱都锈迹斑斑。这里面就坐落着盖尔建筑事务所。

在事务所里见到克里斯蒂安·维拉德森（丹麦文全名Kristian Skovbakke Villadsen）时，他刚结束另一个采访，匆忙踏着楼梯从楼上会议室来到事务所的休闲区。尽管他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提前了10分钟到，因为知道我已等候一段时间，还是一连对我说了好几次抱歉。1978年出生的他比照片中显得活泼，黄色圆框眼镜架在鼻梁上，如一抹姜黄点亮了他的深蓝牛仔衬衫。

维拉德森是盖尔建筑事务所的合伙人，并于2022年初晋升为总监。他的履历丰富，其中最让我感兴趣并吸引我此行前来采访的，是他近年来与中国多个城市合作、参与城市改造项目，2018年还获得上海白玉兰纪念奖，这个奖项每年表彰为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外籍友人。

维拉德森来自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奥胡斯坐落于海边，以艺术闻名，欧洲最大的美术博物馆之一Aros现代艺术博物馆就建在那里。那儿还有一间颇为出名的奥胡斯建筑学院，出了如多特·曼德鲁普、金·赫福思·尼尔森等好几位世界级建筑师。维拉德森曾就读于该学院，并且受建筑师父亲的影响考取该学院建筑专业。

在成为建筑师的路上，维拉德森抽出一年时间学习艺术史。他说，艺术和建筑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艺术史更理论化，他想跳出建筑这样实际的操作和眼前的框架，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理解建筑。他来自建筑师之家，风格却和父亲所接受的教育不太一样。翻看上世纪60年代的建筑，无论是来自丹麦的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建筑师，大都希望自己设计的建筑会成为一种地标，饱含着征服的意味，很少会考虑建筑和人、和社会环境的连接。

1999到2005年，维拉德森在奥胡斯建筑学院求学时，学习内容已经开始涉及建筑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他记得自己到美国底特律实习的经历。底特律曾是美国最早的购物商场（shopping mall）诞生地，当时世界最大的购物商场Northland Centre就建筑于此。这样的购物商场确实带动了商机和人流，直到上世纪80年代，Northland Centre一直处于鼎盛时期。人们热衷于到大型商场购物的同时，却忽略了这样的设施破坏了当地小商小贩的生存空间，他们被迫到其他地方寻找出路。但后来随着网购盛行，购物商场逐渐走向衰败，底特律也成了一座空城。

在底特律观察一番后，维拉德森想出的方案是创造小型社区，给当地居民创造活动与交流的可能，希望这些有活力的小社区可以起到星火燎原的作用，为这座空城重新注入人气。这个方案最后没有落实，毕竟只是一群大学生的纸上谈兵。

维拉德森没想到，这个设想与他之后的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盖尔建筑事务所办公室一角，墙上展示着盖尔教授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内的多国语言

二

2005年，维拉德森加入盖尔建筑事务所。

盖尔建筑事务所算是中国的老朋友了，早在2008年，他们就开始参与中国城市改造，在北京、上海、重庆、武汉等十多个城市开展过二十多个项目，所有项目的核心都指向创造“人性化城市”。

这个概念是由盖尔事务所创始人扬·盖尔教授提出的。他是建筑师出身，在心理学家妻子的影响下开始反思城市规划出现的问题。1971年，他出版了《交往与空间》一书，具体阐述了“人性化城市”的概念。

盖尔认为，当代城市都是以摩天高楼和宽敞车道为主导的现代规划，城市被“扯”大，随即带来的是爆炸性的交通增长、只有汽车才能到达的遥远目的地，还有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远的距离。他觉得城市规划应该围绕着人的尺度 （human scale）和人的需求来考虑。当一座城市提供给人们步行、骑车、逗留的条件，城市的活力与安全的潜能就会被强化。而一座健康的可持续的城市，必须把“绿色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有机要素。

哥本哈根之所以成为今天世界上对自行车最友好的城市，就是因为盖尔提出的“15分钟生活圈”设想，即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地大都可以通过步行或骑车在15分钟内到达。这就是哥本哈根街头到处都是自行车的缘故，不仅让城市变得更环保，还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丹麦“自行车大使馆”的数据，自行车每行驶一公里，社会就会获得0.8欧元的社会经济效益，而骑自行车上学的小朋友比坐小汽车的小朋友注意力更容易集中。

作为土生土长的丹麦人，维拉德森不仅知道盖尔对丹麦的影响，还在求学时读过他的书，大二时听过他来学校开的讲座。当时维拉德森感觉盖尔教授特别谦逊，已经是业内泰斗级人物，还愿意和学生平等交流，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

加入盖尔事务所后，他有幸和盖尔教授一起工作，学习了他在《交往与空间》中提到的城市研究方法。这套方法具体且接地气：他们计算长椅的数量，记录每条街道上的人数。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工作日还是周末，他们都在分析人们在做什么、要去哪里、如何到达那里。他们检查人们在哪里乱穿马路、避开哪些街道。他们仔细检查“视觉污染”，包括标牌、垃圾箱数量、人行道表面、安全、照明、风如何通过以及阳光如何照射到某些区域。一切都经过测量并用图表表现出来，从而具体地量化了一个城市的人类体验。

维拉德森记得，自己曾好几次与盖尔在工作上产生意见分歧。每次，盖尔都会花时间安静听取在场每个人的意见，哪怕到深夜。这也是维拉德森从盖尔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一课：耐心与聆听。

三

2014年，在能源基金会北京总部的引荐下，上海市城市规划研究院等有关机构邀请盖尔事务所参与城市改造提升项目。

彼时，中国住建部刚发布了《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导则》（2013年12月30日印发），提出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规划设计原则、系统控制指标、各要素技术指引和规划编制大纲。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生活街区”，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加强自行车道和步行系统建设，倡导绿色出行（参见《城市街道设计导则的编制探索——以〈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为例》，《上海城市规划》2017年第1期）。

那时上海的路网格局已经形成，中心城道路资源基本稳定，针对这种特点和当时的交通状况，单纯增加道路宽度、增加机动车行驶空间，不但难度较大，而且难以显著改善交通状况。因此，上海着手编制相关规划，完善慢行系统，提升街道空间的环境品质，如黄浦区慢行系统规划、徐汇区风貌保护道路规划等。

作为盖尔事务所亚太区负责人的维拉德森带着丹麦团队来到上海，参与一系列“对话街道”沙龙、专家咨询会和意见征询会等。

初遇新的文化，维拉德森多少有点不适应，但参与单位都带着各自的需求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讨论。他说自己那时的角色更像一个项目主持人，倾听大家的诉求，这样才能给出更全面的建议。

因为在事务所担任要职，维拉德森无法长期在上海居住，只能每年以五到六次的频率飞到上海。为了贴近当地人的市井生活，他不住高档酒店，每次来上海都会入住不同的廉价小旅馆。不开会或授课时，他就和志愿者一起不停地扫街，用盖尔传授的研究方法，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上海这座城市研究透。他甚至把工作坊也放到当地，邀请政府官员参与。

维拉德森说，中国在建设绿色城市上投入了许多时间与金钱，也在往人性化城市建设上高速发展，只是还需考虑更多细节。他举了地铁站出口残疾人电梯通道的例子，一些通道被铁柱拦着，残疾人没法享受便利；又比如有些新落成的地铁出口因缺乏明显的标识引导，行人没有发现，投入到地铁出口的资源就会被浪费。

但改变并非难事。维拉德森和团队拿出纽约时代广场改造的案例作为实例。2009年，盖尔事务所曾在纽约的时代广场试点研究，尝试在百老汇大道时代广场段（42-47街）和先驱广场段（33-35街）增加步行空间。因为他们发现时代广场90% 的使用者(行人)只拥有10% 的空间，大部分街道被汽车占领，堵塞和碰撞更是经常出现。

试点第一天，纽约居民一觉醒来发现，原先车来车往的广场只用栏杆就隔离出几片对行人友好的空间。人们只觉得新奇有趣，全然不知如此简单的措施已经悄然推动着变化。试验结果显示，中城的交通通过速度对比试验前提高了2%到17%，试验地区的交通事故减少了63％；时代广场的行人流量提高了11%，74%的纽约居民认为时代广场的空间在一年中得到了很大改善（参见《空间营造：纽约时代广场20年》，澎湃新闻）。

自那以后，曼哈顿中城有40万平方米被划为行人专用区。通过改变道路铺装、添设临时座椅、自行车专用道等方式，时代广场和先驱广场成为对慢行交通更友好的公共空间。步行友好的时代广场有益于城市总体的交通流，增多的人流量也有利于区内商家，多方获益。

“打造人们感觉舒适的环境，公共空间自然就会在人的带动下流动起来。” 维拉德森说，“同样的理念也适用于黄浦滨江的提升改造上。”

2022年8月29日，上海，中山东一路南京路步行街附近游客熙熙攘攘 （视觉中国/图）

四

黄浦江是上海的地标河流，两岸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十六铺码头、徐浦大桥……长期以来被视为上海市的象征。由于历史原因，上海市区段的黄浦江两岸长期被物流仓库、装卸码头、修造船基地和各类企业占据，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退化，更导致滨水区景观形象衰败。2016至2017年，上海城市规划将45公里的黄浦滨江提升划为重点项目之一。

“你看，原来的黄浦滨江和城市之间是分离的。” 维拉德森指着改造前的黄浦滨江示意图说。除此之外，无论是外滩还是老码头，景点之间也相隔甚远，桥梁的缺失对步行和骑行造成了不便，想要到达就只能开车。整条滨江实际贯通率不足50%，在沿途投资的餐饮娱乐因缺少人流量而未被充分使用。

针对以上问题，维拉德森及其团队调研了徐浦大桥至军工路隧道803.3公顷的滨江空间，分析从在线数据、社交媒体数据、人口统计以及问卷等不同方式收集而来的信息，给出了贯通岸线、连接腹地、多元空间、活力界面等四项策略。关于策略与实际情况的结合，维拉德森列举了两个案例：

南京路连接了外滩和中心城区两个主要吸引点，95%的游客都是步行到达的，机动车却占据了85%的空间，导致河南中路到中山东一路一段来往行人被迫在狭窄人行道上摩肩接踵。维拉德森和团队提出愿景，希望把南京东路打造成以步行为主的街道。

2019年底，根据建议，南京路步行街东扩改造完毕，打通外滩的“最后一百米”原本步行街止于地铁10号线的东侧，游客现在可以一路闲庭信步，从人民广场逛到外滩，在实现100%步行空间的同时，黄浦滨江就这样和城市的其他空间连接起来。

另一个案例是老码头。这是一个很容易到达的地方，但公共空间质量不高，有大片闲置的空地。老码头与外滩景区以及黄浦江江岸均缺乏有效连接，没有给人们提供参观的可能。面对这个挑战，维拉德森和团队则从照明、绿化、增加活力和打造柔性防汛墙等方面提出建议。经过改造，新建设的通廊连接到老码头创意园区，外滩景区也由一条为游人开辟的小径连通。游人步行或骑车到这里，还可以搭乘渡轮前往浦东，非常便捷。

经过四年的努力，滨江区域拥有连贯、舒适、清晰的通行路线，为跑步、散步、骑行等多种活动提供了保障。新建的 22 座桥梁连接了黄浦江沿线的空间，使行人和骑行者能持续通行。 新引入的照明系统，营造了舒适安全的通行环境和活动场地。多种方式联运，其目的在于方便人们通过不同交通方式到达，实现舒适、高效的换乘。数据显示，83%的访客不再驾车前往当地，取而代之的是步行、骑行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黄浦滨江因为人的流动重新找回活力。

五

黄浦滨江改造项目业已告一段落，相关数据收集依然在进行。改造让人们的出行和体验得到改善，影响范围甚至辐射到整个上海。根据对2017至2019年土地出让价格的分析，滨江区域三公里范围内居住用地出让价格均值从2017年的65319万元/公顷增长到了2019年的84396万元/公顷，土地增值近30%。

2016年，《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出台。这是全国第一本城市级街道设计导则，旨在明确街道的概念和基本设计要求，形成全社会对街道的理解与共识，统筹协调各类相关要素，促进所有相关者的通力合作，对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进行指导，推动街道的“人性化”转型。受到这本导则的启发，另有20 个中国大型城市借鉴上海的原则和理念发布了各自的街道设计导则。在2021年举办的上海空间艺术季期间，《“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上海倡议》发布，进一步强化社区生活圈顶层设计，结合“上海2035”“一张蓝图”实施落地，进一步扩大全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覆盖规模（参见《规划小课｜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上海实践》，中国自然资源报）。这份文件获得了中国52个城市的联合签署。

以上的每一步变化，维拉德森都亲眼见证也切身参与其中。他的丹麦名字Kristian Skovbakke Villadsen出现于《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的编写团队署名里，在一排排汉字里显得有点突兀，却又那么诚恳。为表彰维拉德森多年来对上海街道改造的贡献，2018年，上海市授予维拉德森白玉兰奖。

“能获得这项荣誉，背后离不开团队和相关组织的鼎力支持。”维拉德森说，脸上挂着谦逊而阳光的笑容。他告诉我，团队里有会说流利中文的丹麦同事，还有一起工作的志愿者，他自己只不过是代表而已。

因为疫情，维拉德森还没找到回访上海的机会。但他和中国一直保持联系，和团队继续与中国有关部门合作开展项目，其中包括本文开头提到的北京梨园地铁站的升级改造，以及落实上海空间艺术季提出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他说，疫情、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让“可持续发展”这个议题更加紧迫，这就需要我们用新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他提到了“brownfield land”这个概念，即被弃置的工业或商业用地，与其开发更多绿地，不如思考如何修复和开发再利用这些“棕色土地”。他还提到因疫情而被冷落了的市中心商业街，思考如何给这些公共空间再次注入活力。

那次见面后，我又通过邮件和电话补充采访。一天我给他打电话，只听见北欧入秋的大风呼呼灌进话筒里。

“我在骑车回家的路上呢！”他接起电话说，身影融入哥本哈根的自行车大军里。

（感谢盖尔建筑事务所、能源基金会、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为采访提供帮助，参考资料出处：《中国自然资源报》、《上海城市规划》、澎湃新闻、《上海黄浦江滨江空间评估报告》。）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