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门箕裘不坠，小子踵武赓续 - 写在“三全本”《史记》出版之际

《史记》（全十册）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陈曦、周旻 等注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 译

韩兆琦 审阅

中华书局2022年9月出版

“三全本”《史记》终于出版，这真是一个既令人激动又令人忐忑的时刻。这部书原本是中华书局约请我们的老师韩兆琦先生撰写的，老师自认为年事已高，更多的是为了提携后学，将这个工作交付给我们，他自己则作为幕后指导为我们把关。这是老师对我们的信任，而我们则在感到光荣的同时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希望能通过这部书，将这些年韩老师带领着我们对《史记》进行不懈研究的最新成果与精华充分展示出来。

我从1995年拜入韩老师门下，非常荣幸地成为韩门弟子。即便毕业已经二十多年了，仍然时常聆听老师的教诲，收获新知，可以说是毕业而从未结业。韩老师睿智博学，对我们这些学生是言传身教，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我们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治学方法、治学精神。

2022年元旦在韩老师家。韩兆琦（中）、陈曦（左）、周旻（右）

老师非常强调阅读原著的重要性。他曾经用当年蒋天枢先生指导他读《史记》的经历教导我们，读原著不能是“读过”，而是要静下心来反复读、仔细读，要能提出问题，要有自己的思考。老师给我们展示过一部他早年间读的《史记》，书页的四边空白处写满了他的批注，有些书页甚至因反复翻阅而掉落了。

如今老师研究《史记》已经六十多年了，仍旧不断地挖掘、探究着《史记》中的各种问题，因此他的思想总在不断发展，常有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例如早些年，讲到刘邦在彭城大败奔逃时遇到自己的一双儿女，好不容易带着他们逃了出来，却转身就将他们送回了老家丰邑，而那时丰邑在项羽的控制之下，属于“敌占区”，老师认为这里一定有问题，应该是司马迁写错了，孩子们大概是被送去了关中的栎阳，因为大约一个多月后，儿子刘盈就在栎阳被立为太子。这次做“三全本”《史记》时，老师突然提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的一条记录，即刘邦的部将加老友王陵当时就驻守在丰邑，刘邦应该是把孩子送到了王陵处。老师推翻了自己多年来一直认为正确的观点，这种反复推敲、严谨治学的精神令人由衷敬佩。我们的“三全本”《史记》所用的就是这一新的观点。

再比如老师对张良的看法、对于范蠡形象的形成、对于司马迁执著于“复仇”的态度、对于《史记》中的“代言”的认识，都有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我们在做“三全本”《史记》时，老师多次强调，要把这些新的观点反映出来。

在对《史记》原文的校勘方面，老师也下了很大功夫。早在老师的大作《史记笺证》中，老师就对《史记》原文做了精心的校勘，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一直不断地补充、修订，前后共几百处。我们在做“三全本”《史记》时全面吸收了这些校勘成果，有些重要的校勘内容，我们还在“评论”的最后部分给予了着重说明。

《史记笺证》与“三全本”《史记》校样

在老师的影响下，我们也自觉地细读每一部书、每一篇文章。做“三全本”《史记》时，我们在一些篇章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如在《项羽本纪》中，提出司马迁突破了儒家“德”“力”对峙的僵硬教条，秉承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传统，塑造了项羽这一屹立于华夏民族的英雄谱系“战神”形象；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到《史记》与《汉书》对贾谊一生命运评论的差异，认为从人物传记角度说，写人物要写出其精神实质，司马迁正是从“人”的角度去表现贾谊，写的是贾谊内在的“心”，而班固写的则是贾谊外在“事功”，所以《史记》做得更好；在《郑世家》中提出司马迁不记子产“铸刑书”，是因为社会时论的偏颇与司马迁个人情感的偏向；在《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中提出司马迁故意说秦王姓“赵”是出于汉初人们对秦朝的憎恨而有意侮辱、践踏；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总结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未予应有的描写与评价是因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战争政策发生了一个由歌颂到贬损的思想转变，以及卫青、霍去病虽然战功赫赫，但在司马迁看来他们均未能树立与其军功相匹配的口碑与声望等等。

这些观点都是在韩老师指导下反复阅读原文、查阅资料、认真思考的结果。

韩老师的治学还非常注重广博贯通。老师的《史记》注本，都以注释引证丰富广博为特色，他的《史记笺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当年我们参加《史记笺证》工作时，老师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搜集一切相关资料，不仅是古代文献，还包括当代人的论著文章、出土文物，我记得老师还曾请人帮着翻译过外国评论《史记》的文章。“三全本”《史记》也延续了这一风格，在注释中引证了大量古今资料，有的解释词义，有的揭示深意，有的评论人物和事件，有的点评文章精彩之处……

“三全本”《史记》注释丰富

老师强调精当的资料与精彩的评论能够给人启迪，发人深省，是引导读者深入学习研究《史记》的好“向导”。为此，我们做“三全本”《史记》，除了注释里的引证，还特别在每篇之后加了“集评”，筛选出具有代表性、启发性的古人评论集中展示，方便读者多侧面、多维度地理解每篇文章。

“三全本”《史记》“集评”部分

随时关注引用考古成果也是韩老师治学的重要方法，《史记笺证》中就有大量遗址的考古资料和图片。这次做“三全本”《史记》，我们也贯彻了老师的这一精神，注意引用最新考古成果，如汉长安城、未央宫、阿房宫的新近考古数据，以及北大藏汉简中的《赵正书》、清华简、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相关资料等。2021年12月，国家文物局确定汉文帝的霸陵即今西安东郊白鹿原的江村大墓，而非传统认为的西安灞桥区毛窑院村的“凤凰嘴”，我们及时注意到这一信息，立即在“三全本”《史记》的相关注释中采用了这种说法。

“三全本”《史记》注释吸收最新考古成果

老师的广博融通不仅限于古今，还注意中外比较，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大格局。他将《史记》与古希腊的《名人传》进行比较，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评价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努力将《史记》放在世界文化的视野中进行观照。受老师的启发和影响，我们在阅读《史记》时也尝试借鉴一些西方批评方法，将《史记》与其他世界名著进行比较。例如《李斯列传》，我们就将李斯与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人物麦克白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都野心勃勃，对功名富贵充满着强烈的攫取欲望，却没料到正是这种欲望引领他们走向罪恶与覆亡；同时以此为例，论述了李斯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的丰富文化内涵，也探讨了司马迁塑造的悲剧人物的深刻性。

韩老师专注于《史记》研究，也关心《史记》的推广与传播。他总会设身处地地为读者考虑，安排设计书籍内容、体例。《史记笺证》的史表，韩老师创造性地将注释放入相关记事格内，将没有记事的格子进行压缩，使史表表格呈现出整齐而又错落有致的状态，表格内容更紧凑而便于阅读。

韩老师在讨论书稿。

这次我们做“三全本”《史记》，韩老师为我们制定了标准：“三全本”是普及本，就是要适应更多读者的阅读需要，所以词语注释要照顾到各层次读者，不能只注偏僻字词，而且释义要简明准确，要注意区分本义与文中实际意义；引证要细致丰富，但不能“掉书袋”，更不要烦琐考证，能用自己的话解释清楚的尽量不大段引用古文；引用各种资料要精要，“集评”不能求多求全，意思相同的只保留一种最典型、表述最清楚的。

我们努力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争取让“三全本”《史记》能够达到“雅俗共赏”的标准。史表部分，“三全本”《史记》是全译，我们也本着方便读者阅读的原则，在与编辑们多次讨论后，将译文放入记事格内，而注释则放在表格外。考虑到史表少则几十面，多则几百面，注释全部放在表格后极不适合读者使用，我们就听从编辑们的建议，隔几页集中出一批注释，让注释尽可能接近所注释的内容。我们又在每个表的每一对开面的前头加上表头，以减少读者翻检之劳。只是这一来就加大了编辑核对的难度，像《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的表头难度很大，给编辑们增加了不小的麻烦，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全本”《史记》

在追随韩老师学习的这些年中，我们深深地为老师对《史记》研究的执著与热情所打动，那种孜孜以求的精神不是仅仅用热爱所能概括的，更饱含着一种崇高的使命感。老师自己说过，蒋天枢、白寿彝等老一辈学者都深感国内缺少一部有分量的《史记》精注本，于是老师在几十年研究的基础上，又用了十年时间集中准备、撰著了《史记笺证》，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白，完成了老学者们的嘱托。我们作为学生，传承着老师的学问，更应该传承老师这份使命感。《史记笺证》的学术性强，更适合学者、研究者阅读使用，我们觉得有责任在《史记笺证》的基础上，将老师的《史记》研究成果推广给更多的读者，希望这部“三全本”《史记》能够实现我们和老师的愿望。我们也会像韩老师一样，不断进取，将这部书视为一个新的起点，为《史记》研究和传播做更多工作，让《史记》学脉生生不息。

（本文作者周旻系“三全本”《史记》作者之一，致力于《史记》研究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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