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9日，国乒男团以3：0击败德国，实现了史无前例的10连冠，这也是男团第22次夺得世乒赛冠军。

男团的这个辉煌成绩，不禁令人想起了中国在世乒赛上的第一块金牌。

1959年，在第25届世乒赛赛场上，22岁的容国团一路过关斩将，在决赛中击败匈牙利老将西多，一举夺得男单冠军。

这是中国乒乓球在世乒赛上的第一个冠军，消息传到国内，举国欢腾。

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举办了一个欢庆宴会，欢迎凯旋而归的中国乒乓球队。

并特地邀请周总理也出席宴会。

周总理在宴会上亲切接见了容国团不说，还介绍了一名田径队的运动员黄秀珍让容国团认识。

因为周总理牵线，几年后，容国团和黄秀珍走进了婚姻。

1965年4月，容国团率中国乒乓球女队，出席南斯拉夫第28届世乒赛，一举拿下了女子团体、双打、混双三个冠军，让中国女乒在世界乒坛扬名。

这一年，容国团才28岁。

可就是这样一个前途无限的年轻人，却在三年后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容国团的去世，是中国乒坛的巨大损失，一直到今天，人们都对他念念不忘。

那些年，在容国团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贫困少年初露头角

1937年7月7日，日军开始全面侵华。

8月10日， 一个男婴在香港呱呱坠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从日本归侨的父亲容勉之特别渴望国家强大团结，打败日本人。

因此，他把男婴取名容国团，寓意国人团结一心，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容国团父母

1941年，日本向香港发起猛烈进攻，失业生活无着落的容勉之，只好带着妻儿，回到了老家中山县南屏乡（今珠海南屏镇）。

他一边打零工，一边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日活动。

也就是在这里，受舅舅文恩的影响，容国才对乒乓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3年，容国团进入了中山有名的“甄贤学校”读书。

中山是著名的侨乡，甄贤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侨校、广东省最早的民间学校之一。

甄贤学校创办于1871年，是中国近代留学之父，教育家容闳带头捐款500两白银办起来了。

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留学生。

甄贤学校创办后，容闳任荣誉校长，校长则由同样有留洋经历的容星桥担任。

学校负责人都有留洋经历，因此甄贤学校与当地的学校最大的不同，

就是除了教学生文化知识，还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比如体育，绘画等等。

学校思想开放，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学校氛围的影响下，容国团文化成绩优异，在乒乓球这项运动上也体现出了自己的天赋。

从1943年到1948年，容国团都在这所学校学习，这段学习经历，也为他日后走上乒坛奠定了基础。

白天在学校和同学们打球打不够，晚上回家后，容国团就利用床板，继续打球。

五年下来，容国团的球技，已经超过了很多业余选手。

日本人投降后，容勉之又去了香港做海员，等工作渐渐稳定后，他把容国团也接去了香港，安排在香港慈幼学校读书。

可仅仅两年后，容勉之就失业了，不到15岁的容国团也被迫辍学。

辍学后，他在一家渔行做童工，来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

每天早上4点多和老板去码头进货，一筐鱼几十上百斤重，容国团要和其他童工一起，一筐筐搬上车，然后拉到档口售卖。

有时一筐鱼太重，容国团要使出全身力气，脸憋得通红，才能勉强搬上车。

然后一直忙活到晚上7、8点。每天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几乎都是在腥臭嘈杂的环境中度过。

这种超过年龄的繁重体力活，让原本就不胖的容国团更瘦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力气越来越大了。

即便生活再穷困，都没有让容国团放弃对乒乓球的热爱，每天下班后不管多累，他都会去康乐馆练两个小时的球再回家。

因为容勉之是香港工人进步组织工联会工会会员，容国团因此有机会去工联会康乐馆练球。

尽管是业余的，但容国团却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

每一次发球的力度，球最后的落脚点在哪里，怎样快准狠，他都在练球中一遍又一遍地实践。

慢慢地，容国团在康乐馆有名了，很多乒乓球爱好者都喜欢找他切磋。

繁重的劳动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却让容国团患上了肺结核。

有时整夜整夜的咳嗽，容勉之夫妇十分纠心，却又无能为力。

好在工联会看到容勉之一家太困难，容国团身体又不好，就把他安排到了康乐馆工作，

这样不仅解决了容国团的工作问题，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打球了。

在康乐馆工作期间，容国团的球技飞速提高，天赋加刻苦训练，让他成了“东区小霸王”。

很快，他就有资格参加全港乒乓球单项比赛的资格，并在18岁时获得全港校际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第三名。

但真正让容国团一夜成名的，还是战胜了日本男单冠军选手荻村伊智朗。

1956年，刚刚在第23届世乒赛上夺冠的日本队访港，既然是访问，双方免不了要在技术上“切磋”。

日本访问团指派的切磋代表，自然是男单冠军荻村。

与刚刚夺冠的选手过招，香港这边似乎不管指派谁，都免不了输的结局。

最后，乒总会把这个机会，给了容国团。

这是一个机会，更是一场巨大的考验。

就在大家都准备看容国团的笑话时，他却以所有人想不到的方式，改写了结局，以2：0战胜荻村，他赢了。

我们常说，机会往往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其实在荻村夺冠后，容国团就开始研究荻村的打法，荻村几乎每一个动作，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子里。

当接到这个大家都不想要的烫手山芋时，容国团没有推却也推却不了，只有用心地准备。

默默无闻的选手，居然打败了世乒赛冠军，这件事，成了香港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回到祖国

容国团一夜成名，而乒总会对他的打压，却并没有消失。

1954年春，香港一年一度的乒乓球锦标赛即将拉开帷幕。

也是这次比赛，让容国团初识了乒总会的黑暗。

原来，在赛前乒总会负责人就找过容国团谈话，让他故意输球。

说白了，就是打假球。

作为回报，容国团将会得到一笔不菲的报酬。

当时，容国团的工作关系还在工联会下面，打球每月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生计，

不过当这个优厚的条件摆在他面前时，容国团却非常强硬地拒绝了。

那一年的锦标赛，容国团拿出自己的实力，夺得了男单，男双，男团三块金牌，他在香港声名鹊起，

但同时，他也成了乒总会的一个“刺头”，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

195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的名字从香港队的名单上消失了，他因此错失了这次比赛；

同样是那一年，乒总会想让容国团出丑，挫他的锐气，故意让容国团和日本队冠军切磋。

没料到容国团却以他的实力，击败了荻村，不仅没有出丑，反而一夜成名。

但他在乒总会的尴尬境地，却并没有缓解。

职业生涯到底该何处何从，成了容国团那段时间最烦恼的事。

有很多香港俱乐部邀请他加盟，但容国团并不想去。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港澳联队和内地的比赛，为他提供了一个契机。

1956年9月7日，北京体育馆座无虚席，港澳联队和中国乒乓球队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体委主任贺龙坐在主席台上观看比赛，19岁的容国团作为港澳联队的队长，成了当晚最引人注目的球员。

比赛结束之后，贺龙接见了港澳联队的球员，容国团也就此表达了自己想报效祖国的心愿。

其实早在来内地之前，容国团就在父亲的劝说下，想来内地打球。

容勉之虽然早年侨居日本，但却有一颗爱国的心。

他认为，容国团不管在香港打得多好，都是单打独斗，而且没有发展前途。

但如果回到祖国打球，那荣誉就不一样了。

而且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正在大力发展体育，四处招揽体育人才。

于是，他鼓励容国团给广东省体委写了一封自荐信，但因为当时的内外环境，广东省体委并没有立即做出回应。

贺龙得知后，当即大笔一挥，同意容国团来内地打球。

就这样，容国团在1957年正式到广州体育学院学习和训练。

从回国的第一个月开始，容国团每月可以拿到86.5元的高工资，这个工资标准，在队里仅次于傅其芳。

在人均年工资只有637元的年代，容国团的这个工资，在运动员中已经属于天花板级别了，比一般主教练的工资都高。

不仅如此，队里还克服经费困难，每隔几天就给他炖一只鸡补充营养，再加上中医调养，

一段时间后，容国团的肺结核开始慢慢痊愈了。

在技术方面，组织上也为他配备了多种打法的陪练，以助他成为世界级选手。

很快，容国团在技术上就有了很大的进步 ，抽、杀、削、吊、拉、搓、推、挡样样精通，人称“八臂哪咤”。

训练半年后，他向国家体委提出“三年内夺冠”的目标。

1958年，在即将到来的世乒赛动员会上，容国团大声喊出了力争夺得世界冠军的口号。

容国团和队友

谁也没想到，他这句口号，在接下来的第25届世乒赛上成为了现实。

1959年，容国团代表中国队参加第25届世乒赛，这是中国队第三次参加世乒赛。

前两次世乒赛，男队最好的成绩是第一级10名，女队是第二级3名。

这次比赛国家很重视，希望中国的国旗，能够在异国他乡升起。

谁也没料到，这一次，中国队不仅爆了冷门，男子夺得了团体赛第二，容国团还捧回了一个冠军。

容国团的这次夺冠并不轻松，在决赛环节，他遇到的对手是获得9次世界冠军的匈牙利名将西多。

第一局，容国团以19：21不敌西多。

现场的西方观众，大多认为这场比赛已经没有悬念了，都开始提前为西多准备鲜花。

容国团第一局虽然败了，但对西多的打法有了了解，西多的打法并没有太多的个人风格，只是胜在赛场经验丰富。

心中有底后，从第二局开始，容国团决定放手一搏，他看西多身宽体胖，并且已经是36岁高龄，

于是频频拉侧上旋球，利用自己灵活体力佳的优势，破坏对方的打法。

果然，在容国团新打法的攻势下，西多累得气喘吁吁，容国团从而连扳三局。

以3：1击败西多。

这次夺冠，在中国体育事业历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

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内外环境却对我们并不友好。

中国运动员创造的世界纪录，并不能得到外界的承认。

而这次世乒赛夺冠，不仅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的实力，也开启了“国球”的第一段辉煌。

新中国的国旗，在多特蒙德威斯特代里亚体育馆里升起、国歌萦绕全场，现场的华人禁不住泪流满面。

容国才 艾.西多

新中国的国旗，终于在异国他乡迎风升起了，那一刻，成了中国乒乓球历史上永恒的经典。

周总理牵线

回国后，容国团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在欢迎宴会上，周总理给容国团介绍了一位朋友，她叫黄秀珍。

黄秀珍也是广东人，此前，他们在广东训练时有照过面，但彼此都不认识。

因为周总理的介绍，两人才相互认识，随后一起跳了两支舞。

黄秀珍刚从八一田径队转到国家队，她没想到，两人居然住在一栋楼，

一个二楼，一个六楼，只不过两人从来没有碰过面。

容国团是举国皆知的大冠军，黄秀珍也为有这样的老乡感到骄傲，但宴会结束后，两人也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平时在食堂碰见了，也只是点头问一下好。

不久，黄秀珍去天津参加一场比赛。

有一天中午，黄秀珍午觉刚刚醒，队友给她一张纸条，说是容国团给的。

她一看，原来容国团也来天津打比赛了，他邀请黄秀珍参加一个晚会。

在征得教练同意后，黄秀珍去了。

见面后，容国团十分遗憾地说晚会临时取消了，黄秀珍就准备回去，容国团突然说：

你以前来过天津吗？

得到否定回答后，容国团提议：要不我们逛逛。

于是，两人一边逛，一边介绍各自的情况，算是对双方都有一个了解。

这次约会，容国团给黄秀珍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他话不多，低调内敛，并没有世乒赛冠军的那种傲气和锐气。

整个晚上，差不多都是黄秀珍在说，他认真地倾听，偶尔提一个问题。

回北京后， 两人渐渐熟络起来，不时去看一个电影，偶尔一起去聚个餐。

容国团喜欢音乐，还会弹吉他，虽然弹奏得一般，却喜欢在黄秀珍面前表演。

这种兼于朋友和恋人之间的关系，持续了一年多。

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反而是体委大院的同事们，都以为两人在谈恋爱。

两人真正确定恋爱关系，是在1961年。

那一年，容国团和队友们夺得了第26届世乒赛团体冠军，首次打败了日本队。

在决赛上场前，容国团在场上喊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的豪言壮语，令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热血沸腾。

容国团在国内的知名度更高了，但他却在这一年选择了退役。

原因无他，他和黄秀珍确定了恋爱关系，而且即将走进婚姻。

因为运动员不能结婚，所以他第一时间想到了退役，上级也批准了他的请求。

体委分给了他一套20平的婚房，他隔三差五就跑百货大楼，准备结婚用品。

就在他积极筹备婚事时，却接到了一项任务。

他被任命为女队主教练。

鉴于容国团的实力，组织上希望，他能带领女队，在第28届世乒赛上夺冠。

个人利益大于集体利益，这条原则早已深深地植根于他的脑海，

更重要的一点，这是他最崇拜的毛主席点的将。

他认真分析了一下女队的情况，就接下了这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只是他还没想好，怎样向黄秀珍开口，推迟婚期。

一天，容国团把黄秀珍约了出来，两人漫无目的地聊天。

一边聊一边呆呆地看着黄秀珍，欲言又止的样子。

都在一个系统，黄秀珍多少听说了一点，都是受党教育那么多年的人，她理解容国团。

晚年黄秀珍

她也清楚，今天容国团约她出来，肯定就是说这件事。

看到容国团一直不开口，黄秀珍先开口了，她说：你的事我听说了。

听到黄秀珍这么说，容国团反面坦然了，他说：

我接到一个任务，他很重。

我们的事，能不能往后拖一拖，我想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先完成。

黄秀珍没有说话，默默地点了点头。

晚年黄秀珍

容国团松了一口气，他从内心十分感激黄秀珍，他原来还担心她不同意，会哭闹呢。

任务很重，意味着训练紧张，两人见面的机会也将更少。

有时候，两个人一个月都见不上一面，虽然都在北京，但两人的交流，大多数时候都是靠书信。

不过那时候的爱情很朴实，心里认准了，就不会再多想。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训练，1965年4月19日，容国团率中国女队，拿下了第28届世乒赛团体、双打两项冠军，容国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最后的结局

1968年4月16日，男乒主教练傅其芳含冤弃世；

1968年5月16日，北京队总教练姜永宁含冤弃世；

这两位和容国团一样，都是在香港夺冠后，再转到内地打球、再走到教练岗位的乒坛杰出人才。

他们的突然离世，对容国团触动很大。

特别是傅其芳，容国团初到广东训练时，傅其芳就是他的教练。

曾经从陪打升级到主打的傅其芳，为他挑选了很多优秀的陪打，令容国团的球技进展飞速。

可以说容国团夺得单打冠军，功劳有一半是教练傅其芳的。

第26届、27届、28届世乒赛上，中国队在赛场上大展雄风，带队教练，也是傅其芳。

可随着特殊历史时期的到来，他们却在最好的年华，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随着傅其芳姜永宁的相继离世，容国团也被盯上了，身上的问题越来越多，总是被叫去问话，一个问题穷根究底地问来问去。

当时，很多运动员教练都相继被隔离，傅其芳也是先隔离的，容国团听说自己也将要被隔离，压力很大。

他对黄秀珍说：可能这次隔离，就轮到我了。

黄秀珍安慰他说：你不用担心，再说你也没有什么啊，说清楚就可以了。

6月19日晚，训练局有一个批判大会，黄秀珍问：

你去不去参加？

容国团：我不去了，我该休息休息了。

也许在那个时候，容国团已经在想另一条路了。

夫妻俩吃完晚饭后，又一起去看了一岁多的女儿。

女儿因为没人带，寄养在同事家，每天中午晚上就去看看她。

看了女儿后，黄秀珍去开批判大会，不久，容国团也出门了。

但一直到晚上10点，黄秀珍开完批判大会回来，容国团还没回来。

等到12点，还不见容国团的身影，黄秀珍坐不住了。

她以为他还在同事家下棋，于是赶到同事家，同事家却是漆黑一片。

黄秀珍隐约感觉出事了，她的心突突地跳，却不知该往哪里去找。

第二天天还未亮，就有同事敲门，一夜未睡的黄秀珍和同事一起出去找容国团。

最后，他们在潘家窑生产队的一个养鸭场，看到了容国团冰冷的尸体。

这里是训练局组织队员帮农民夏收的地方，养鸭场就是在去割麦子的那条路上。

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三人，被称为中国当代“乒坛三杰”，

可谁也想不到，三人居然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在三个月内，相继离世。

这样的悲剧，不禁令人唏嘘。

他们的故去，是中国乒坛的损失。

1971年，中国开始了乒乓球外交，乒乓球运动员迎来了春天。

如果他们三人没有离世，说不定会创造另外一番辉煌。

容国团去世10年后，国家体委召开大会为他平反。

2009年国庆前夕，全国“双百”评选组委会，经过网友投票，评选出了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的人物名单，容国团也在其中。

容国团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壮烈豪迈，他的爱国和拼搏精神，将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而他身上的悲剧，将不会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