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建立了第一个跨国药企中国研发中心 - 勤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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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创”栏目是我们为了分享新药研发创业前辈陈克勤博士多年创业和工作经历而特别开设的。熟悉陈克勤博士的朋友，都习惯称呼他的英文名Kevin。在医药研发领域，他可能是第一批从海外回到祖国工作的“海龟”。从诺和诺德（Novo Nordisk）到诺华（Novartis），从保诺（BioDuro）到信达（Innovent），Kevin见证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第一家研发中心和投资最大的研发中心，也参与创立了非常成功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

Kevin在诺和诺德研发中心主任办公室

经历了几十年起起伏伏，Kevin依旧放不下工作热情，不断挑战自我，转型投资。趁最近他忙完了美国SPAC的SEC申报项目，我赶紧邀请他来回忆创立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的经历。我希望能通过研发客的记录，让Kevin宝贵的工作、创业和投资经验为之后走上科研创业道路的年轻人，点亮征途的明灯。（戴佳凌）

撰文 | 陈克勤

编辑｜姚嘉、戴佳凌

纽约加州北京：我的三次面试

这是一个寻常的下午，在杜邦研究院的办公室里，我收到了朋友的留言：“一家丹麦公司在全球招聘中国研发主任，我觉得这个位置是为你设计的。”

听完电话留言，我赶紧去图书馆查这家丹麦公司的招聘广告：丹麦第一，全球闻名的生物技术公司，诺和诺德。公司名旁边那个古埃及牛的logo，我曾多次在新泽西至纽约的高速路旁注意到。我马上传真了简历过去给诺和诺德。

事实上，我当时在杜邦的工作非常稳定。杜邦中央研究院是全世界知名的三大研究所之一，有两千多名研发人员，可以自由自在地讨论课题和做项目，并在这个基础上造就了几个亿万级销售的新产品和数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而我萌生离开杜邦回国的念头，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情景。那一天我和几位美国同事去杜邦会所开会。经过高尔夫场地时我看到有几位退休的杜邦老员工在打球，同事拍拍我的肩说：“Kevin，你好好地在杜邦干，熬到退休年龄，也可以享受像他们一样的悠闲生活。”我当下一惊：难道我奋斗一辈子就为了这舒适的生活？显然不是，我要去追求另一种生活目标。

简历我传真给诺和诺德之后没两天，我就接到在纽约面试的通知。在从费城到纽约去面试的早班火车上，坐满了出差或去纽约上班的商务精英们，我心想“或许不久以后我也会和他们一样。

在诺和诺德美国总部，我见到了中国总裁安森洲先生（Knud Aunstrup）。我们后来都称他KA。KA给人很亲切的感觉。我与KA、诺和诺德美国总裁海阔天空地聊了一个小时，但是让我纳闷的却是唯独不谈我的技术专长和这个职位的任务。

近午餐时分，他们没留我吃饭，我暗自觉得肯定没戏了：因为这与我首次与杜邦的面试完全是冰火两重天，当时杜邦用林肯的豪华轿车来接我，生物工程部总裁在杜邦酒店招待了我，显然非常重视那次面试。

没想到回到费城，我很快收到了KA的电子邮件，没有太多的赞扬，只是邀请我去加州的美国研发中心面试，顿时我又充满了希望。三天后，我来到加州诺和诺德美国研发中心，和上次面试感觉完全不一样，这次面试非常顺利。他们还邀请我飞赴北京再进行最后一次面试。那时正值香港回归的前夕。

到北京的前三天，诺和诺德中国公司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与我进行了面谈，但是让我又有些不安的是，KA却一直未露面。于是我连夜准备了上任后要计划实施的三个计划，希望能说服他让我来执掌中国研发中心。

北京面试结束后与KA在他居住的北京四合院合影

本文全部图片来源 | 诺维信研发中心

到北京的第四天，我终于见到了KA。我告诉他我是来接受挑战、做创新的，有三个计划要实施。听了我的计划，他回答说：“第一个计划我们公司十年前早就做过了，第二个计划，我们美国部门正在做。”没等我说第三个计划，他说：“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为你的孩子在北京找一所好学校，现在去看学校，给你两个小时。”

两小时之后，参观完北京国际学校后，KA说：“我们打算录用你。”

逃离舒适区

这场历时七个月的面试，让我相信诺和诺德对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是有决心和远见的。

事实上，在KA告诉我录用打算之后，我提出在加入诺和诺德前到丹麦总部见总裁和副总裁，确认他们对中国研发发展的承诺。KA对我的要求感到非常惊讶，虽然他持反对的意见，但最后还是决定亲自陪我去丹麦。

这次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人的设定和以往跨国公司从总部空降管理层的做法很不一样，我从来没有在诺和诺德总部工作的经验，具体应该怎么做、能否成功，我心里其实没有底。他们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我。

跟留学生创业犹如抱着小舢板海上漂不同的是，我是借诺和诺德的机会搭上了一艘大船驶向中国。研发总部建在当时的中国能做什么？那时在中国，可以做市场销售生产，但为何要做研发中心，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和讲得清楚。我也在问自己“为什么要来，来了做什么？“

事实上，在北京的时候，我看到了人山人海招聘大厅里的大学毕业生，也回到我曾经工作过的科学院，那里的状况与我十几年前出国时差不多。更重要的是，我还看到了研发必将成为跨国药企在销售、生产在中国发展成熟后的下一波浪潮。

彼时，作为诺和诺德中国区总裁的KA，心中早有一幅蓝图，不管压力多他都要尝试。

第一个任务

我上任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主任后，第一个重大的任务是把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开幕大典办好。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空降兵，要邀请到有名望的嘉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有朋友和同事们的帮助。

记得第一次去卫生部，当时公司还没有配车，我坐了一辆当时北京最常见的红色出租车。门口的警卫不让我进去。直到一个朋友（当时卫生部的刘谦处长，后为卫生部副部长）介绍了部长的秘书亲自出来才把我带进去办公大楼。

部长的秘书告诉我，要让部长对诺和诺德有所了解，看到公司的隆重邀请才有可能请到部长。后来，她把部长看牙科的时间安排出来参加了诺和诺德研发中心的开幕式。

开幕式非常成功，从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科技部部长、卫生部部长到药监局局长北京市领导、市科委领导们都到场来看看到底这个诺和诺德研发中心是什么样、要做什么、能做什么。

而我们研发中心大楼也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

大楼的设计师是个丹麦人，接受这一设计任务前她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全凭一些照片和描述完成这个经典之作。要知道，当时要在中国造一栋丹麦设计师设计的中式建筑，是极具挑战性。由于文化历史背景等认识上差别，这会造成设计师在设计上的错误。

诺和诺德中国研发大楼外观

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一座古典风格的研发大楼拔地而起。从外观来看，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在那时是当地最高的楼。这栋典型的中国仿古的四合院建筑，房顶铺了蓝色的琉璃瓦，四周是如同北京城前门那样的灰砖高墙。四合院中间是精致的苏州园林，从假山上流下的瀑布水声恰好可以掩盖空调机房的轰鸣声。研发大楼内的布置也秉承了北欧公司注重企业文化、艺术氛围的风格，大楼内布满了文化艺术作品。至今，这一建筑仍为北京上地开发区的地标之一。

研发大楼内的四合院及苏州园林一角

研发中心当时在上地人人知晓，拥有世界一流的实验室环境、设备、从员工家到公司的班车、免费自助午餐。餐厅不仅是员工们用餐的地方，也是学术交流的地方和研发人员与其他部门人员交流的场所。我们还特意安排每个桌子配上不同颜色的座位，一种颜色代表一个部门，用这样的方式来促进不同部门的员工交流。

部分研发人员团队训练

当时，诺和诺德研发中心承担了来自政府机构到国营民营企业的大量的访问。我记得有一次，一家中国民营企业的管理层来我们中心参观，老总摸了一下实验室冰箱的顶部，一尘不染，他当场就用这个例子教育他的管理层，说这就是以国际标准做研究，做国际药品就要从这些小事抓起，一丝不苟。

我们还做了很多公益活动，如帮助贫困的糖尿病人用上胰岛素，资助家里有交学费困难的北大学生，资助生物奥林匹克竞赛、北大100周年校庆等等。

三个月发现中国的特殊机会

总部给了我三个月的时间去立项。这给了我们新的挑战，也给了我们极好的机会去发现适合中国的项目、只有中国能做的项目。虽然花去了我们不少的时间，但这个决定被后来的研发结果证明了这是一条正确的路径，也被后几任研发中心的管理层认同。我们早期建立的研发基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挥了作用。

比如，我们很快建立了中草药筛选、真菌筛选（酶和药物先导物），从受体文库筛选标的蛋白、小鼠模型。项目围绕糖尿病及其他代谢疾病。一开始，诺和诺德总部有挑战我们的声音，认为中国人体重不高，传统的饮食标准不会发展成糖尿病患者大国。我们研发队伍中有不少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查了许多资料包括古代的医学记载，预计了糖尿病快速发展的趋势——中国不可能例外。

我们坚持了这个方向，与沈阳药科大学、北京医学院、医科院药植所、上海第一医学院成立了联盟，联手筛选能在胰岛素传导通道上起调节作用的天然化合物。当时我们就尝试了与院所和CRO的合作开发项目的模式。

在实验室的课题研讨

研究的原始样品送到药植所，在药科大学分离纯化后，送到研发中心做筛选，再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和北医做体内筛选。这个项目既有传统的小分子提取纯化，也有从丹麦总部引进的各种先进的筛选平台。研发人员在当时很快掌握了新技术，在研发圈中也是出众的。

在诺和诺德拆分出诺维信之前，我们的研发领域就分成两大块：生物医药和工业酶制剂。对生物医药，凭借以前训练的学术背景我能掌控方向；对工业酶制剂的筛选，我们也找到了专家，建立了系统化的筛选，并发现了不少在丹麦找不到的酶。

为了加强中国研发在全公司研发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我们经过调查，决定建立三个应用实验室为诺和诺德工业酶的主打产品做创新服务：测试洗涤剂酶的实验室、测试洗碗液酶制剂的实验室、用于测试食品添加酶的烘焙实验室。这是一种重复性的测试工作，一般进了生化实验室的研发人员不愿转行去做。后来我们从社会上招了一批阿姨，培训她们怎么做测试。我还把我最得力的助手邢艳派去管理。

这三个实验室不到几个月时间就拿出了很好的数据，得到丹麦总部的赞赏。我的丹麦老板还跟我开玩笑说：“Kevin，当初我们面试你的时候没问过你有没有做过洗涤测试，这与你在杜邦做的尖端项目是完全不同的天地，你不后悔吗？”

我当时还亲自购买了一台自动加样机。总部询问我为什么要自动化设备，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力。我告诉总部，中国也需要做国际标准的实验，得到的数据可以与任何一个诺和诺德的实验室对比共享。

诺和诺德研发研讨会

在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每周五下午我们还有研讨会，演讲者有来自欧美的学者。我的CUSBEA（中美联合生物化学研究生招生计划）同学们回国探亲、讲座，都会到我们研发中心来参观，使他们对回国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有了深切的体验。我们还邀请医生们来参会讨论，给他们展示我们的实验室以及我们是如何认真开发新药的，从而使他们对我们产品的质量更有信心。

精英孵化器

为了保持研发中心的技术先进性和有竞争力，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持续招聘国内外一流人才，那时每天都有来面试的科研人员，又从从海外归国的，也有不少来自国内名校的科学家。

刚开始，国外回来的人也没有完全接受在中国做研发会成功的信念。有的是家庭的原因回国，不久又回美国和欧洲，但坚持下来的一批科研骨干，如真菌学家吴文平、细胞免疫学家王保平、信号传导专家苏京、分子生物学家孟夏等，都成为诺和诺德中国研发和诺维信研发的领头人，在十几年的工作中实现了从美国大学里的基础研究者到工业研究开发的专家的转型。

除了外部招聘人才，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还建立了诺和诺德奖学金来自己培养人才，每年与北大、清华和天津南开大学共同颁发奖学金，一等奖获得者不仅拿到一定数目的奖学金，还有六个月在诺和诺德实验室做毕业实习的机会，并有指导实验的研发人员一对一的帮助。从这批学生中我们招到了一些优秀的动手能力的毕业生，如颜宁（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美国科学院院士）、李一诺（曾任麦肯锡资深合伙人， 盖茨基金中国首代）等都是通过这一途径完成毕业论文，再去美国深造。

颜宁（中间）获得诺和诺德研发一等奖

经受住“撤退潮”的冲击

当时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与日本研发中心交流较多。诺和诺德日本研发中心成立较早，也得到总部很大的支持，但本地化做得不彻底，中心主任一直是由丹麦人担任，最多是能讲日语的丹麦人。

日本中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己建立的研发领域和疾病领域。他们做了各种超级高表达的微生物系统，为诺和诺德的产品生产提供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研发很单一。之后，中国研发中心与日本研发中心经过商量，找到了合作的方向，丹麦总部也给予我们自由研发合作的机会。

二十年过去了，诺和诺德研发中心没有在外资研发中心撤退浪潮中消失，而是扩展了规模，成为独立的法人机构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生长。我认为这与当时我们把这个外资企业作为自己的企业来建设管理这一理念分不开。我们有一批远见卓识的管理层成员，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经验、文化、管理风格、人文关系，我们从中创造出一个新的企业文化和研发模式，探索了和中国的院校企业合作模式。

如今，诺和诺德研发中心及后来剥离出来以酶工程为研发核心的诺维信研发中心，已经融入了中国生物医药和生物工程快速发展的生态。那座灰砖蓝庭研发大楼里的研发故事则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中。

后 记

今年八月，我们研发中心过去和现任的成员得知KA去世的消息，非常怀念他，回忆了很多与他共事的情景和他对研发中心的发展给予的指导和帮助。

我还回想起五年前与KA见的最后一面：我特地去了丹麦，从哥本哈根坐火车去他家，刚下车就意外地见到他开车停在候客的长队中向我挥手。到家后，他带我参观了他家的果园和蔬菜园，还亲自做了道地的丹麦菜给我品尝。KA曾经是引领一方的诺和诺德全球副总裁、中国总裁，也是非常慈祥和风趣的一位长者。斯人已逝，音容宛在，他的温暖已经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总第17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