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中国园林》2014年第1期

作者：洪泉，唐慧超

三潭印月是驰名中外的杭州西湖十景之一，位于西湖西南水域，邻近苏堤望山桥与锁澜桥，包括小瀛洲岛及南面3座石塔。小瀛洲是湖中面积最大的人工岛，与阮公墩、湖心亭并称西湖“蓬莱三岛”①。今岛平面呈“田”字形，面积约7hm²，其中60%为水面。岛外三座造型优美的瓶形石塔是三潭印月的景观核心。西湖因有三潭印月，形成了“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独特景观，历来为人称道。

当前对于三潭印月的历史研究已有一定成果，然而在研究中较少对历代图像资料进行专题性的整理和研究。本文利用方志、版画、山水画、照片等历史资料，试图梳理出一个较为连贯的三潭印月景观格局变迁历程，分析演变中景物的联系，并对各时期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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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初成时期(吴越国时期至宋代)

1.1 水心保宁寺

吴越国时期，都城杭州佛教盛行，寺院密布。西湖中筑有陆岛，岛上建“湖心寺”(又称“水心寺”)，由僧人绍岩主持建造，始于后晋天福年间(936—944年)。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赐额“水心保宁寺”[1]。寺中先后建有“陆莲庵”“好生亭”“思白堂”等建筑[2-3]，可见至北宋中期水心保宁寺已有一定规模和知名度。西湖于真宗天禧年间曾一度成为官方认可的放生池。

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1049—1100年)在《送僧归保宁寺》诗中写道：“西湖环岸皆招提，楼阁晦明如卧披。保宁复在最佳处，水光四合无端倪。车尘不来马足断，时有海月相因依。”首句“招提”意为寺院，极言西湖周遭佛刹之多，而居于湖中的水心保宁寺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据清·雍正《西湖志》记载，水心保宁寺位于“南屏山前湖中，今曰放生池[4]”。清代小瀛洲称“放生池”，因此水心保宁寺故址大致在今小瀛洲的位置。

1.2 始建三塔

元祐五年(1090年)知州苏轼疏浚西湖，不仅修筑了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而且为防再度淤塞，于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三塔标记范围内不准种菱植藕，此湖中有三塔之始。疏浚后的西湖碧波荡漾、风景秀丽，湖中三塔亭亭而立，渐成一景。清《湖山便览》卷三“水心保宁寺”称：“元祐中，苏公立石塔三所，与寺相望，因或呼三塔寺”[2]。可见元祐年间水心保宁寺仍在，并与三塔关系密切。

后人关于三塔有许多传说，一说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测，故建浮屠以镇之；或谓三塔为古人镇湖妖之遗物。凡此种种，虽不可信，却无形中将“三塔”与“三潭”扣合在一起，并影响了此后的命名。南宋时杭州为国都所在，一时文人、画家云集，他们围绕西湖展开了大量的艺术创作，并由此形成一组“西湖十景”题名，其中就有以三塔为主题的“三潭印月”②(图1)。据南宋《咸淳临安志》载，保宁寺于“绍兴间，地入聚景园。[3]”清《湖山便览》亦称其地“绍兴中辟聚景园，寺废。[2]”聚景园是南宋皇家御园，主园位于清波门外，即今柳浪闻莺附近。水心保宁寺被辟为其水上部分，故寺废，但三塔仍在。南宋政府对西湖进行了多次疏浚和大量园林建设，三潭印月等景点得到很好的维护。

▲ 图1 (南宋)叶肖岩《西湖十景图》之“三潭印月” (引自http://www.youshuhu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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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败与重组时期(元代至明代)

2.1 毁寺去塔

元代至明初，统治者对西湖采取“废而不治”的态度，西湖淤积成患。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僧人毒峰重建水心保宁寺于故址[2]，此时南宋聚景园已废多时。

孝宗弘治年间(1487—1505年)，水心保宁寺及三塔惨遭毁坏。明《西湖游览志》“湖心亭”载：“弘治间，佥事阴子淑者秉宪甚厉。时湖心寺僧倚怙镇守中官，不容官长以酒肴入。阴公大怒，廉其奸事，立毁之，并去其塔。[5]”清《西湖志》亦云：“在全湖中心旧有湖心寺，寺外三塔鼎峙。明孝宗时寺与塔俱毁。[4]”因此，三潭印月一度告别了人们的视线。

三塔被毁后，仍可见三塔基，明·许浩(约弘治年间在世)《两湖麈谈录》云:“三塔基，余童时犹见之。正德时，杨公开湖，始尽掘去。”“杨公”即正德三年(1508年)疏浚西湖的知州杨孟瑛。经历此次大规模疏浚后，湖中已无任何人工岛屿或构筑物，三塔基中“惟北塔一基略存”[2]。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西湖游览志》之“今朝西湖图”可为之佐证，宽广的湖面上空无一物(图2)。

▲ 图2 (明)《西湖游览志》之“今朝西湖图”局部[5]

2.2 分化发展

此后，北塔基最先得到开发。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知府孙孟在北塔遗址上建“振鹭亭”[2] ，在同期文献中更习惯称此亭为湖心亭。而关于亭的位置，据明·季婴《西湖手镜》记载，湖心亭“鹄立湖心，与压堤桥(注：苏堤南数第四桥)相对”[6]，则可推知宋时北塔大概位置。又据张岱《西湖梦寻》记载，该亭有“露台亩许，周以石栏，湖山胜概，一览无遗”，可惜“数年寻圮”[7]。万历四年(1576年)按察司佥事徐廷裸、知县姜召等人于此重建一亭，有“太虚一点”等匾额[6]。明·高濂(1527—1603年)在刊于万历庚辰年(1580年)的《四时幽赏录》中著有《湖心亭采莼》一篇，还多次提到“三塔基”，称其地春时可赏春草，夏时可采莼菜，秋时可听落雁。盖因三塔基周围泥沙淤积，日渐增高和扩大，几成湖中小岛。同时也反映出至少在1580年三塔仍未重建。

其后，司礼太监孙隆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对湖心亭进行改建，在原亭基础上“叠石四周，别成杰阁，颜曰喜清。[8]”雍正《西湖志》称：“司礼孙隆重砌四磡，升为重檐，改曰喜清阁。[6]”乾隆《湖山便览》亦有类似记述：“司礼孙隆叠石四周，广其址建喜清阁，旁植花柳，游人词客但统称曰‘湖心亭’[2]”。

改建后的湖心亭面积扩大，建筑规格提升，又增加了花木，遂成一湖之胜，在明代文献中有大量描写。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费元禄《甲秀园集》中对喜清阁有细节描述：“阁……四檐各垂金铃，丹涂黝漆，朱碧闪烁。想西湖浓妆时也，冲风一起铃声闻。”明末张岱在《西湖梦寻》中描绘了此地的喧闹与幽静：喜清阁“金碧辉煌，规模壮丽。游人望之如海市蜃楼，烟云吞吐，恐滕王阁、岳阳楼俱无甚伟观也。春时，山景、睺罗、书画、古董，盈砌盈阶，喧阗扰攘，声息不辨。夜月登此，阒寂凄凉，如入姣宫海藏。月光晶沁，水气滃之，人稀地僻，不可久留。[8]”

杭州画家齐民绘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9]的《西湖十景图册》之“断桥残雪”更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的湖心亭，岛上建筑应为孙隆所筑喜清阁无疑(图3)。后有万历三十七年《海内奇观》附“孤山六桥图”中描绘湖心亭，并清晰地标明“太虚一点”匾额(图4)。

结合以上文字与绘画可知，明万历年间湖心亭(岛)进一步扩大。喜清阁为三开间重檐歇山楼阁，台基四周为石砌驳磡，檐角悬挂金铃，色彩艳丽，金碧辉煌。

▲ 图3 (明)齐民《西湖十景图册》之“断桥残雪”，线框内为湖心亭[10]

▲ 图4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海内奇观》之“孤山六桥图”局部，线框内为湖心亭[11]

随后，中塔和南塔基址也在地方官员的主持下再次开发。“万历三十五年(1607)，知县聂心汤翦治湖中葑泥，绕滩筑埂为放生池。寻置三小塔以仿旧迹。俗又指新塔所在为三潭，相沿既久，不可复正。[8]”缺失了100多年的三塔景观再次恢复，但新立“三小塔”与宋时三塔并不在同一位置。

这一期间的改造，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聂心汤所修《钱塘县志》“纪胜”中有详细记录：“湖心平壤如砥，即旧湖心寺基……其中塔、南塔久废为草滩，东西延袤三百八十步，南北延袤九百步……申呈抚院牒行，钱塘查复，浚取葑泥，绕潭筑埂，环插水柳，为湖中之湖，专为放生之所。又于旧寺基重建德生堂，择僧守之，禁绝渔人越界捕捉。一以祝圣寿灵长，一以浚湖面储水，一以复三潭旧迹云。”雍正《西湖志》曾据此对三塔基做过考证：“考聂心汤县志，称湖心寺外三塔，其中塔南塔并废，乃即北塔基建亭名湖心亭，复于旧寺基重建德生堂，为放生之所。据此，则旧湖心寺乃今之放生池，而今之湖心亭乃三塔中北一塔之基也。[6]”综上，宋、明时期湖中景物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宋、明时期三塔及湖心寺景物对应关系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杨万里于放生池外加筑环形堤埂[2]，面积进一步扩大。据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南屏净慈寺志》及清嘉庆十年(1805)《净慈寺志》所附插图，可使我们近距离一窥放生池的面貌③(图5、6)。图中明确地体现了放生池内外两层堤的特点。外堤南部有一座可停泊舟船的方台，其后有桥直通内堤，内堤上有一座类似寺院山门的建筑，两侧各置一座石塔。再往后为寺院主体建筑，已形成围合的院落格局。

所有这些建筑都沿轴线布置，颇具寺庙规制。如图所标，这座寺院被称为“湖心三塔寺”，然图中所见石塔俱在堤埂之上，并不在湖中。据今人钟毓龙考证，此时三塔建于堂前之堤上，故名湖心三塔寺[16]。而于湖中建三塔则是在天启元年(1621)左右，清《湖山便览》卷三“放生池”云：“至(万历)四十九年④而规制尽善，遂以德生堂增葺为寺，复旧‘湖心寺’额。池外造小石塔三座，谓之三潭。[2]”

▲ 图5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南屏净慈寺志》之附图局部[12]

▲ 图6 (清)嘉庆十年(1805)《净慈寺志》之附图局部[13]

崇祯六年(1633年)《天下名山胜概记》之“西湖全景”图中可见湖中有2座小岛(图7)：左边一座岛上楼阁掩映，此即放生池及湖心寺；右边一岛即湖心亭。此二岛极大地丰富了外湖景致，成为游人争相拜访的胜地。

▲ 图7 (明)崇祯六年(1633年)《天下名山胜概记》之“西湖全景”，线框内为湖心寺[11]

纵观明代三潭印月变迁历程，虽惨遭破坏，却也因此打破了原有景观格局，出现新的分化。三塔基址被拆分成两个部分，各自发展成为湖心亭和放生池。原本三塔的警示作用在重建时已完全消失，而旨在延续湖中三塔的历史景观，以文化传承和审美为主要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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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全盛时期(清代至民国)

3.1 官家经营

清初，“湖复失修，淤泥菰葑，充塞弥漫，两堤六桥及诸名胜，倾圮相望”[15]，三塔也随之毁废，陆次云作于顺治九年(1652年)的《湖堧杂记》中谓“三塔久废”。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玄烨南巡杭州，御题西湖十景，前后有大量园林建设，三潭印月也有了新的发展。乾隆《西湖志纂》记：“国朝三十八年，于放生池南重建三塔[16]”，这与陆次云之说对应。又有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钱塘县志》卷二“放生池”：“今称湖心寺，在湖中，近南屏。平桥架水面，夹以红栏，绕池为堤，中蓄鱼。明万历三十五年建，有虞淳熙碑记。今即其地建三塔为三潭印月，寺内有德生堂。[1]”则三塔于康熙三十八年前后重建无疑。

清代画家“四王”之一的王原祁(1642—1715)曾绘素绢本着色《西湖十景图卷》(图8)，据国内学者考证，此图卷绘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之后，是王原祁晚年作品[17]。图中景物描绘细致并有标题，康熙钦定的西湖十景题名包含其中，但可疑的是图中景物与实景左右相反。据图放生池上景物从右至左，依次为：三塔、歇山敞亭、曲桥和一组建筑院落(应为湖心寺)。

▲ 图8 (清)王原祁《西湖十景图卷》局部[10]

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总督李卫浚治西湖，修缮胜迹。湖心寺岁久寺圮，同年重建[2]。雍正十三年(1735年)《西湖志》“三潭印月”：“池上构亭，恭悬御书匾额，复建小亭于池北以奉御碑，内置高轩杰阁，渡平桥三折而入，空明窅映，俨然湖中之湖。[4]”李卫还将御书亭后鱼池和沿岸木芙蓉景观称为“鱼沼秋蓉”，列入“西湖十八景”。同书中“鱼沼秋蓉”条续写其后景物：“前接御书三潭印月亭，亭后为曲桥，翼以朱栏，亘于鱼沼之上，三折而入，为轩三楹。又接平桥，为敞堂，俯临池面，左右夹以修廊，轩窗洞达，更进为层楼。环池临水栽木芙蓉，花开四面，五色缤纷。[4]”

再看书中所附“三潭印月”和“鱼沼秋蓉”图(图9、10)，2图均从东南方向取景，岛南为御书亭，亭前有平台可停舟船，水中不远处即为三塔。两图中御书亭均四面开敞，次间带坐凳栏杆，但屋顶形式并不完全一致。“三潭印月”图中为重檐歇山亭，上层檐下带斗栱；而“鱼沼秋蓉”图中为单檐歇山亭，无斗栱。概因画工在制作版画时，对于细节的描绘并未统一。亭后有一段折桥通往水中平台，台上有一座三开间歇山建筑。其西侧有一座四角歇山亭，应为御碑亭。平台再往后又有一段平桥和一组院落，与文字记载相符。

▲ 图9 (清)雍正五年(1727)《西湖志》之“三潭印月”图[4]

▲ 图10 (清)雍正五年(1727)《西湖志》之“鱼沼秋蓉”图[4]

乾隆十八年(1753年)《西湖志纂》“三潭印月”图中建筑布局依旧，但形式有所改变(图11)。原先折桥后平台上的三开间歇山建筑改为卷棚硬山建筑。西侧的御碑亭也改成面阔与进深皆为三开间的歇山亭。画幅止于其后平桥。乾隆年间，质庄亲王永瑢(1744—1790)曾绘有《西湖十景图册》，其中“三潭印月”描绘的较为细致、完整，建筑布局、形式与同时期版画所示相似。另外，寺院有规整的院墙围合，墙后为草滩，再无其他建筑(图12)。再对照此前明代《净慈寺志》附图，可以看出，清代改造后的景点仍沿用万历时湖心三塔寺的格局，建筑分布呈现三段式布局。明代寺前泊船的方台成为御书亭的基础，其后平桥得到保留和调整，御碑亭及敞轩的位置则与原山门建筑对应，其后楼阁很可能是在原德生堂等寺庙建筑基础上改建、增建而成的。

▲ 图11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西湖志纂》卷一之“三潭印月”图[16]

▲ 图12 (清)永瑢《西湖十景图册》局部[10]

乾隆三十年(1765)《湖山便览》中对三潭印月的描述基本沿用了雍正《西湖志》“鱼沼秋蓉”的说法，而其“三潭印月”图却显示了更多的信息(图13)。此图采用由西向东的视角，反映了较为完整的三潭印月岛形象。可以看到南部三塔、御书亭、折桥及御碑亭变化不大；中部小岛上一组建筑标为“关帝庙”，应为原湖心寺；后有折桥与北部相连，桥中置假山“美人峰”；最北端有牌坊，旁有船只停靠，应为码头；另有一些亭、榭、桥等建筑。可见这一期间，岛上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

▲ 图13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湖山便览》之“三潭印月”图[11]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南巡盛典》之“三潭印月”图刻画工整、细致，呈现了完整的三潭印月岛形象，取景角度为从北往南(图14)。图中岛屿的“田”字形格局明显，与今日之布局有相似之处。沿南北主轴线从上往下依次为三塔、御书亭、折桥、三开间硬山建筑、院落、假山石、三开间歇山建筑、牌坊和一组“座落”等，中轴线以外另有桥梁、亭榭等散布于环形堤埂之上。其中运用了大量的连廊，或贯穿于建筑之间，或形成围合的院落。御碑亭被迁至岛北的庭院中。然而图中建筑颇为密集繁复，与《南巡盛典》中其他图版的繁缛风格一致，其真实度有待证实。

▲ 图14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南巡盛典》卷一百二之“三潭印月”图[18]

3.2 “战后“恢复

1860至1864年间，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西湖园林遭到严重破坏。战乱平定以后，西湖周边的园林营建活动又很快展开。此时的园林建设不是由官方主导的，因此不似康乾时期那样大规模、大范围，而多是通过在局部地区营建私园，复建古迹等活动带动起来的。三潭印月的恢复就是这样。

同治十二年(1873年)，时任兵部侍郎兼长江水师提督的彭玉麟(1817—1890)以巡江之名请旨于杭州筑屋，后于放生池北辟建“退省庵”，“辟虚阁以容图书，构小楼以受风月，怪石罗于庭，清流环于阶，虽无丹雘之观，而有萧闲之致。[19]”彭公去世后，光绪十六年(1890年)改为彭公祠。辛亥革命以后，彭公祠于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浙江先贤祠，奉祀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吕留良、杭世骏和齐周华等人。光绪六年(1880年)，内岛上建“德方伯馨精舍”，为浙江布政使德馨公游憩之所，内有“迎翠轩”等建筑[20]。

清末民初时三潭印月岛上建筑布局，可从当时的志书、游记、游览指南等书中得知大概。如清末王锡祺(1855—1913年)《杭游日记》，民国十年(1921年)《西湖新志》，1937年出版的陆费执《实地步行杭州西湖游览指南》等。综合上述书籍，清末至民国三潭印月岛上同时融合了3种类型的建筑，为公共园林建筑、寺庙建筑和私家宅院建筑。建筑主要集中在岛北、岛中和岛南3个部分，形成一条贯穿南北的游线。随着摄影技术的传入，20世纪初期西湖风景照片开始出现，其中不乏三潭印月(图15)。

▲ 图15 20世纪10年代的九曲桥与亭亭亭[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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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与保护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今)

新中国成立之初，三潭印月总体布局及建筑情况与民国时期相似。岛之东北面、东面、西南面均有游船埠头。东北角埠头有“小瀛洲”石牌坊，浙江先贤祠，祠前有九狮石立于水中。过“小瀛洲”牌坊顺桥前行，有“开网亭”“亭亭亭”。再南有“卍字亭”，亭对面为“曲径通幽”花墙，可通闲放台与一寄楼。沿主园路再西过桥为三潭印月岛中之岛，有亭建于十字路口，亭西原有关帝庙(即永明禅院)等。再往西南过桥为三潭印月御碑亭，再南即“我心相印亭”。然而由于岁久不治，三潭一带湖泥壅塞，外堤地面沉陷难以举步，亭榭颓然欲圮[20，22]。

为更好地适应游览的需要，当地园林部门对三潭印月进行了重点改造和长期维护。今三潭印月岛布局如图16所示。其建筑仍以传统木构建筑为主，并尽量保持原样(图16)。

▲ 图 16 今三潭印月平面图（据杭州园林设计院提供资料改绘）

▲ 图 17 九曲桥与亭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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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三潭印月景观自北宋元祐时期苏轼立三塔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围绕该景点的建设一直不曾间断，在此过程中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

5.1 文人画家的题点

三塔是三潭印月的景观核心。苏轼初于湖中立三塔，意为警示、标记，具有实用价值。此后石塔的艺术价值不断彰显，经文人题点，演化出“天上月一轮，湖中影成三”的别样意境，为人们所喜爱。至南宋时期，三潭印月成为西湖十景之一也得益于画家的描摹与文人的歌咏。即便三塔在历史上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但其独特的景观意象仍在人们的记忆中、在文献图像中传承。纵观其发展过程，三塔原初功能淡化，而艺术审美价值日益突出。

5.2 宗教活动的影响

水中建寺、建放生池等宗教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今天三潭印月景观格局的形成。早期湖中先有水心寺，后有三塔，之后寺庙与塔又屡毁屡建，建设背后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宗教活动。这种来自宗教的影响也直接作用于具体形态，现在的田字形岛屿形态就是在明代放生池的环形堤埂基础上形成的。宗教思想还体现在建筑题名上，如九曲桥上的开网亭，取“网开一面”之意，与放生池的主旨呼应；又有岛南“我心相印亭”，其名“我心相印”是佛教语汇，意为：“不须言，彼此意会”。岛上景观的禅意丰富了三潭印月的内涵。

5.3 权贵阶层的推动

三潭印月的发展除了来自宗教的推动力，还有权贵阶层的影响。回顾北宋时的清淤、立塔，清康熙年间的复建、增修都可看作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特别是康熙以后，西湖十景为官家接管，得到了持续的维护和管理，并一度在乾隆时期达到园林建设的盛期。而清晚期三潭印月岛又成为达官贵人们建筑别业之所在。

纵观历史，三潭印月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面貌，今日之景观格局是历代更迭累积的结果。这些关于三潭印月不同时期的静态画面串联在一起就构成了一段动态发展的轨迹。在园林史研究中，考据文史资料是最基本的方法，但如果能结合同期图像资料，则可以有更多的发现。

①湖心亭为“蓬莱”，阮公墩为“方丈”。

②史料记载，南宋时芳芬、马麟、陈清波等人都曾画过西湖十景，但存世的仅有叶肖岩的《西湖十景图》。

③今存《南屏净慈寺志》所附图版不甚清晰。通过对比可知，清·嘉庆《净慈寺志》以明·万历《南屏净慈寺志》为底本，其所附图版亦以之为底，由于刻绘清晰，可视为万历时期的参考。

④此处年代有误，万历止于四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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