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故居记

右一为博古

立在无锡市人民中路与中山路交叉口，是高高低低的屋宇，都有着红红白白的门面，便为小城有些悲哀了。记不清的季节，手里一本书，却无处可读，便穿过脂粉堆砌处，入一不记名小巷。小巷灰白的墙 ，淡墨的瓦，只有自行车叮铃铃地脆响着，追逐在身前身后。我正视他们时，他们却从不正视我，于是，我知道我自己很普通，于是不再正视他们，但我知道，他们仍然不会正视我。于是，我自顾听我双脚的鞋钉，在这窄巷里回响最朴素的套曲。

那直巷忽然地断了，一条横巷，两边引伸出去，于是人生、于是生活，还有很多的事情一时都充溢脑际，不禁有些晕眩。竟又看到了天，阔而晴朗，橘黄而温伶。恰好又有闪过的几辆自行车，我便跟着那轨迹，一路看粉墙、板墙；平房、角楼，打开的马桶和吃过饭好奇地瞪着陌生人的白眼。出小巷，尚见有白底蓝字搪瓷牌：大娄巷。

从一幅红色的巨幅广告向右拐，有一条约六米宽的街面，在这巷道重叠的小城无疑算是“大道”了，这便是崇宁路。深度黄昏。有些模糊的辉光洒在这条路上。

“112”，一块小小的门牌，终于被我发现。

竟是一个极普通的门面。没有什么特殊标志，在这到处崇古立碑建庙的时代，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人物诞生地，却这般无人拜望，门口积一汪雨水。如果不是这块小小的搪瓷牌，我真是不敢断定，这就是博古故居。

我凝视门牌的时候，不远处窗下群集的老太婆中，有一个看我。她的咕嘟我听不懂，但我能“猜话”：

——找谁？

“崇宁路112号……”我答。

——崇宁路？

“对，就是这里，112号。”

——“112”？

“是，有一位近代名人出生，从这里走出去。”

延安时期的博古

——“112号”？

“错了，腰腰里。”

我一边在手上比划，到底让她听懂了。

“我能进去看看吗？”

她的脸上慈祥地笑了笑，这边我的脸上笑纹也堆起来——真的，我也笑了。

“进门在右边第一户。”然后，他们就吃惊地看着我。我是陌生人，再不敢冒进，语言隔阂使我大大碰壁。向左是一条一米宽左右的极幽暗窄廊。走十余步，右手是一副双开的雕花门。一个人和他的自行车斜立在过道，门口一个妇女、一个少女模样的姑嫂或母女与另两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正在话别，我走他们之中穿梭过去，他们便停住话，盯我。双开门内是一个四合小院，应是正庭无疑，木板墙花隔扇，珠光红漆，曾经富丽堂皇。

我依然地向前走，我不看他们。但我知道他们一直在警惕盯着我，我突然感到有些怯场，腿有些僵硬。过去的好象就不复存在，此时最感觉到一份空虚迷惘和失落。这里曾经是一场历史剧的序幕，这里曾经是一个革命者的摇篮，但只能听见我的鞋钉哒咯哒咯，不均匀磕碰着砖或洋灰的不平地面，那个已经作古的人也曾经是这样地在这青砖道上走过吗？他写得了中国的历史，却写不下一个小小庭院的历史，只是在他书写中国历史时也和我鞋钉与不平的地面一样作极不均匀的响声，伴随着幸福与厄运。

再走，右手又是一片白光，又是一对双扇门。

再走是一个高高的门槛，右手是一条通道，这是最后的一进院落。在过去，理应作为偏房。

第一道门的人仍然不说话，仿佛我的到来与他们关系极大。聚结在双扇门前紧张、敌意地看我。我不忍再看他们，但我知道他们在盯我，我担心他们吃惊、迷惘的目光太疲倦了，等我折回来 ，将凝固的空气打动一些。

红军时期的革命领导人博古

那四个送行的人和一个告别的推车人也依然不语，但脸上已爆发出一丝笑意，年轻女子竟吃吃笑出了声；左边正厅内第一户吃饭的人家也悠然了，仿佛一点也不惊讶，继续吃他们的饭。我从暗里走出，看屋外是一片刺目的光，竟一脚踩在门前的积水里。门外正聚集着包含我问话的，仍然观望的四五个老太婆，三两个年轻人指指戳戳。我没有看见一张清晰的脸，只看见模模糊糊的一片。我吃惊，他们也吃惊地停住话语，齐齐捂着嘴，一齐抬眼问号般地看我。

“啥门子……（无锡话：咋回事）？”

“他说有个名人……”

“名人……？？”

也许十分钟，也许十五分钟。我逃出来，逃出了这片生活场。听他们远远得越来越模糊的话语，我更吃惊的是历史，沙随浪，浪淘沙，已无人复记秦邦宪。

博古（秦邦宪），遵义会议上被解除职务的那个人，赫赫有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那个黑云压顶的年代，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这位时年25岁的青年，推送到我最高领导人岗位。遵义会议后，奇迹中的他继续担任重要职务。历史这样定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路灯是刚刚睁开的眼睛，透过南方多水的空间射过来，白白的、淡淡的，哀伤地低垂着头。依然是自行车的铃声，有节奏地在我前后叮铃铃地敲着，强化这难以忘却的记忆。

一串串鸣响的急音，走到进前，猛然地爆发过来，我想一定是个男子；一串轻铃铃的音，不急但打得长些，从远远处便响起来，我猜想是一个女人。一回头，错。不禁笑起来，竟是一位鬓霜老人。

博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