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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驻苏丹大使馆里有窃听器！”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29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和副总理陈毅开始了对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等亚非14国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增进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加强了中国人民同亚洲、非洲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出访非洲国家，也是周恩来外交生涯中访问时间最长、访问国家最多的一次“重量级”外交活动。周恩来和陈毅在出访中分别以“赵、钱”为代号，还专门租用了一架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以供访问。

这次亚非14国访问收获颇丰，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和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赢得了阵阵好评。

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

当周恩来刚刚踏上此次访问的第一站——埃及首都开罗时，就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直至出现了万人空巷的一幕，足以证明周总理在世界上拥有着极高的人格魅力。

埃及和中国同属世界文明古国之列，同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而埃及人民之所以感念周恩来总理，除了他的独有的外交风度外，还因为他推动了中埃两国的棉花贸易。

众所周知，中国国内不缺棉花，最多也只是需要从非洲国家苏丹进口些长绒棉，但为了和埃及建立友好关系，周恩来总理还是同意中国与埃及开展棉花贸易。

再到后来，埃及与美国因为苏伊士运河问题爆发冲突，而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明确表态支持埃及，还帮埃及的棉花贸易解决了因美国的制裁而受到的限制。

这种种雪中送炭的行为，都让埃及人对周总理感激不尽。

周恩来总理到达开罗之后便与埃及友人畅谈、参观狮身人面像、接受埃及群众的欢呼，埃及总统塞纳尔甚至为周恩来颁发了“共和国勋章”。期间两国领导人谈笑风生，气氛相当融洽。

周恩来（中）在埃及官员的陪同下参观狮身人面像

为了表达对中国客人的敬意，塞纳尔还专门为周恩来和陈毅举行了隆重的大型冷餐会，期间中埃两国领导人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好不热闹。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向塞纳尔总统及埃及政府官员们频频祝酒，将宴会气氛推向了高潮。

过了一会儿，一位埃及情报高官趁着没人和周总理交谈的时候，悄悄走到他面前，单独同他握手致意，然后轻声细语告诉了周总理一个惊人的秘密：

“你们驻苏丹大使馆内装有窃听器！”

周总理听罢大吃一惊，大使馆里被装了窃听器那可是极大的外交事故，会严重损害中国利益！周总理在确认现场翻译没有出错之后便让自己镇定下来。他不知道这位官员私下将这个秘密告诉自己是什么目的，这件事情又是否属实？但这正在外交场合，不宜声张。

那位情报高官估计认为自己不能多说，于是他透露完这个惊天秘密，便再与总理握了握手就离开了，其他的什么也没有透露。

倘若是别人，周总理当然不会轻易确定这件事的真实性，但既然这个惊人消息是从埃及情报高官的嘴里私下透露的，十有八九说不定是真的！

周恩来和陈毅参加外交活动

周总理知道，苏丹和埃及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来往十分密切。苏丹政府、军队、国家部门甚至情报机构都聘请了很多埃及人当顾问，那位向他透露消息的埃及情报高官很可能就是其中一员，所以知道这个内情。

而苏丹也是周总理此行将要访问的国家之一，不管中国驻苏丹的大使馆里有没有窃听器，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自己到达苏丹前，让使馆人员查出窃听器，再把它们全拆掉。

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大使馆内真有窃听器的话，估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哪能让我们轻易发现？而且窃听器有很多种，大使馆里到底是什么样的窃听器？一共有几个窃听器？监听站在哪里？——这些都是不知道的，大使馆工作人员也没法解决，必须从国内紧急抽调专业技术人员到大使馆细致排查。

细致排查窃听器

一个关于窃听器的重大消息，给周恩来的亚非14国之行笼罩了一层阴云。

埃及冷餐会结束后，周恩来立即通知中国驻苏丹大使馆立马改变日程计划，将自己访问苏丹时原本安排在大使馆内的活动改在外面草坪上进行，以防他国窃听；同时紧急从国内抽调相关技术人员，严密检查中国驻苏丹大使馆里的各个房间。

周恩来（左一）、陈毅（左二）接受苏丹儿童的献花

那个年代的交通远没有现在便捷，当周总理访问完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等国后快要到苏丹的时候，国内技术人员还在来的路上。

为了掩人耳目，周总理到达苏丹首都喀土穆后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一切都按访问流程循序渐进，面对苏丹政府首脑和群众，他同样展现着顶级外交官的风采。周总理先是出席了欢迎仪式和两国领导会谈，还专门来到大使馆看望工作人员，并发表了讲话。

当然了，这一切都改在了大使馆的草坪上进行，为的就是躲避大使馆内可能存在的窃听器。

周总理离开苏丹后，国内的技术人员还没到，驻苏丹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连窃听器长啥样都不知道，自然是找不到的。不过他们没有停止分析，如果大使馆里真有窃听器，那么监听站就不会离大使馆很远。假设窃听器是有线的，它的电线肯定会从大使馆的地下伸向外面！

于是，使馆工作人员先更换了所有外线电话机，接下来连续10多天，工作人员围绕大使馆外挖了一圈宽1米、深1米5的壕沟，果然挖出了一缕缕不易察觉的细电线。

这些细电线无一例外都伸向大使馆外部。

之前那个埃及情报高官所说的确有其事，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内果然有窃听器！

周恩来访问埃及

不止如此，工作人员还发现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每当他们在使馆外面挖壕沟的时候，与使馆主楼仅一墙之隔的一家公司的宿舍楼内就有着异常现象，里面的人总会时不时地打开窗户窥视他们的挖沟行为，那样子十分紧张。工作人员都怀疑那里就是监听站，因为不会有人一连十几天都对挖沟感兴趣。不过大家没有证据，也就不好上前质问。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家美国公司的宿舍楼。里面绝对大有文章。

不久，国内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到了。

技术人员一来就立即用各种精密仪器检查大使馆里所有房间，一点一滴都不放过，墙面地板、桌椅沙发、床单被褥......甚至连使馆专用的每一辆汽车都被他们扫了一遍，恨不得把整座大楼翻个底朝天，就差掘地三尺了。

这次大搜查果然有结果，技术人员在使馆办公楼的每一面墙上都找到了非常小的针孔窃听器！大使馆会议室、办公室的那一面面平整的墙上，在一个个极其不易被发现的只有针孔大小的眼儿里，隐秘地藏着一个又一个小巧玲珑的窃听器，有的房间里还安装了不止一个！

小巧玲珑的窃听器

当时技术人员把这些窃听器拿到使馆工作人员面前时，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小巧，藏得这么隐秘的窃听器，难怪这么久都没人发现。中国和苏丹是在1959年建交的，大使馆也是同一时期修建的，大家推测，这些窃听器八成是使馆还在修建的时候就被安装在墙壁里了！

没有想到，全体使馆工作人员居然在别人的监听之下工作了好几年！

技术人员解释道，这种有线窃听器的样子很像啤酒瓶盖，所以又叫“瓶盖式针孔窃听器”，每一个窃听器都要由一根细长的电线通往地下直至监听站。

监听站居然就在隔壁！

窃听器都被找出来之后，为了让使馆工作人员知道这种窃听器的性能，技术人员专门做了楼外楼内、楼上楼下的测试。他们让一名同事在大使馆外以正常音量读一段报纸上的新闻，所有人用窃听器在使馆二楼会议室一听，传来的声音竟十分洪亮、清晰。

这种“瓶盖式窃听器”对外部声音非常敏感，可以持续稳定地进行长时间的监听，而且效果相当好。

外国窃听人员

值得一提的是，使馆内隐藏多年的窃听器被查出来后，隔壁那家“美国公司职工宿舍楼”也搬走了。

这更加坐实了这栋宿舍楼就是监听站的真相，果然是美国人在背后搞鬼！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针孔窃听器是如何安装在大使馆的呢？经过多方查访和研究分析后，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

1959年，中国与苏丹建立外交关系后，中国外交部派了一批先遣人员来到苏丹首都喀士穆，为即将要建设的大使馆选址。他们选择了一块当地外国大使馆比较其中的地方，发现大使馆所在地当时正在建一座二层小楼。为了节约时间并让工作人员尽快入驻，先遣人员一合计，决定直接租赁这座小楼作为大使馆办公楼，这样就可以免去一些繁杂的申请程序，只要中国施工人员对大楼稍加改动即可。

最后达成一致，双方共同修建此楼。

但中国的先遣人员那时对国际形势认识还不足，警惕性也不够高，便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国家驻外使领馆的选址事关重大，他们居然没有考察这座小楼前后左右的居住情况和政治背景。

这样就难免有人乘虚而入。

各国代表向周恩来要签名

据查，大使馆在施工期间除了正常的施工工人之外，还出现过一个很不寻常的施工人员。

那施工人员是个白种人，每天都开车上下班，还随身携带一个工具箱。平时工作的时候，他表现得很奇怪，不仅不爱说话，而且干活时非常不喜欢被人打扰，到了晚上甚至还经常主动要求加班。

中方人员觉得很奇怪，就像当地人问起此人的来历，结果得到的回答参差不齐，有人说他是土木工程师，有人说他是电气工程师，还有人说他是建筑承包商；当有人问他正在干什么，他便回答是在布置民用电视和电话线路......这要是干情报工作的，一听就是妥妥的特务，但先遣人员显然缺乏反间谍经验，没有深究下去。

从中国驻苏丹大使馆里查出了窃听器看来，这个白种人八成就是受到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指派，过来给中国大使馆秘密安装窃听器的人！

如果隔壁那家“美国公司宿舍”原本就在，那么大使馆在选址时就应该适当回避；如果他们是后来才搬到那里去的，那么在平时就应该密切观察他们的动向。否则我方就会变得很被动，在外交上便处于不利位置。

对一个国家的早期外交来说，这教训不可谓不深！

周恩来

中美当时刚打完朝鲜战争不久，双方也只是签订了停战协定而已，并没有在外交上握手言和，美国人勾结台湾当局暗中对中国的不良图谋一直都在。

幸亏这些窃听器被及时发现，万一酿成外交事故那麻烦就大了。

此时，使馆所有工作人员都非常感谢那位私下给周总理“通风报信”的埃及情报官员。

“商贸奇案”真相大白

中国驻苏丹大使馆里查出窃听器的事情惊动了外交部和国务院，与此同时，另一件困扰了中国外交部很久的“悬案”也渐渐真相大白。

50年代，长绒棉是很多国家都需要的重要工业原材料，而我国直到1959年才顺利培育出第一批国产长绒棉。国产长绒棉在形成产业规模之前，十分依赖从国外进口，而且是大宗进口。

非洲国家苏丹盛产长绒棉花，其质量在世界上也是相当有名气的。中国和苏丹建立外交关系后，就像前文提到的，中国每年都要从苏丹进口大宗的长绒棉。

非洲长绒棉花

但是，苏丹生产的长绒棉花价格经常上下浮动且差异很大，那时并不富裕的中国每年都会和苏丹代表在喀士穆进行价格谈判。因为长绒棉的价格决定着我国进口的数量，所以中方经常和苏丹方面僵持不下。

可令人奇怪的是，一连好几年双方谈判的进展都十分艰辛，苏方代表对中方代表的价格底线好似十分清楚，他们不仅在谈判中毫不妥协，而且每当僵持不下的时候，他们都能分文不差地“猜出”中方前一天才确定好的价格和数额，不禁令人匪夷所思。

要知道，进口长绒棉的价格、数量是中国国内的外贸部和驻苏丹大使馆的商务处经过多次讨论后才确定的，每次和苏丹的谈判之前，使馆商务处都会根据国内的指示做出价格底线的最后准备。

这就奇了怪了，难道苏丹人是长了千里眼，顺风耳？还是破译了大使馆和国内外贸部的电报？这个问题困扰了中方人员好久。

直到驻苏丹大使馆内查出窃听器，这一切就变得很合理了。

原来，美国和台湾当局的情报机构和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有合作关系，他们之间应该是达成了什么交易，从而让美国情报人员答应帮助苏丹窃听中国大使馆的有用情报，达成信息共享。

由于长绒棉是苏丹重要的经济来源，中国又是在该方面需求量巨大的国家，所以苏丹方面从设立在中国使馆旁的“美国职工宿舍”的监听站获得了中国的价格底线，因而在商务谈判上占据了上风。

这一切，多亏了那位对周总理提供消息的埃及高级情报官员，要不然中国政府还会一直蒙在鼓里很多年。这位埃及高级官员对中国也是秉承着很友好的态度，不想看到中国被他们蒙蔽。

事实证明，不管是外交活动还是日常生活，多交朋友绝对是件好事，真正的朋友能在你陷入困境的时候拉你一把，甚至不顾自身利益。古人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身正不怕影子斜，中国人行得正走得直，任何宵小之辈的无耻勾当都是奈何不了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