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众所周知，江户时代（1603—1868）的日本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们，大多对中华文化怀有崇敬之情。比如德川幕府尊儒学为“官学”，武士阶层将之尊为“基本修养”，很多日本学者一直将中国视为“文化发达、物质丰富”的强大国家。

不过，中国（清朝）在鸦片战争的惨烈失利，使得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开始对儒学产生了动摇。伴随着明治维新帷幕的拉开，日本各界迅速从“仰慕中国”的心态中抽离了出来，并很快滋生出了一种“蔑视中国”的观念（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近代日本的“中国观”）。

伴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和军国主义思潮的大行其道，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各界的“辱华”情绪变得愈演愈烈。那么问题来了，截至二战结束前的近半个世纪，日本各界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进入紫禁城的八国联军

1）对中国文化的“肆意差评”

在日本知识界，“辱华”的旗帜人物，非福泽谕吉莫属（拓展阅读：东瀛志：福泽谕吉是如何“看贬”中国的？）。

早在1883年，他就在《中国人民的前途甚多事》一文中指出，“一味坚持传统文化，不求改革和进取的中国（清朝），已经变成了一潭死水”。在两年后发表的《脱亚论》中，他不仅将中朝两国比喻为“停滞于儒家思想，被专制主义和残酷法律束缚的国家”，还建议日本“应追随西方列强，共同占领中朝两国”（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什么福泽谕吉要坚持“脱亚入欧”？）。

日元中的福泽谕吉

进入20世纪，伴随着东洋史学学科的日臻完善，日本学界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已经到了近乎癫狂的程度。

1）“文明停滞论”

早在20世纪初，东洋史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就曾发表过“中国文明停滞论”——“中国文明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停留在这一阶段的时间很长。四千年都停留在这一阶段，这一阶段应该得到的发展，全部都完成了”。

对于近代中国的“落后和颓废”，他将之归咎于“中国人不思进取、不开化、不主动学习西方文明”的后果（拓展阅读：白鸟库吉的中国观：“南北对立”招致的“戎狄病”和“文明停滞”）。

白鸟库吉（1865—1942）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明停滞论”俘获了大量忠实的拥趸。1938年，由京都帝大教授、东洋史学家矢野仁一（1872—1970）主编的《东洋史大纲》一书，在日本正式出版发行（拓展阅读：一文概述：“满洲国”的教科书，是如何歪曲中国历史的？）。

他在书中指出，“在中国，文化早在周汉的古代就已大成、定型，此后经过唐宋元明清，几乎没有显著进展”。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过是模仿自己，即模仿自己古代的文化，因袭前代的文化”，“随着时代推移，则模仿之模仿，因袭之因袭，日益退化。如今，中国的文化——不过是古代文化的遗留物，前代文化僵尸而已。”

矢野仁一（1872—1970）

日本学者秋泽修二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构成》一书中，也提出了相似观点：

“中国社会和巴比伦、埃及并称（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至少在汉代，（一直）处于亚细亚的‘罗马’的地位。但由于其特有的停滞性，即‘亚细亚的停滞性’的缘故，结果变成了欧美的隶属国，欧美资本的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最大不幸，就是将中国社会导向隶属于欧美的这种特有的停滞性。”

一言概之，在这些日本学者们看来，深陷“文化停滞”沼泽的中国，已经“病入膏肓”，根本“无药可救”。

担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

2）“中国亡国论”

早在1884年，福泽谕吉在得知南洋水师惨败于法国的消息后，马上撰写了《东亚的波兰》一文，直指“中国（清朝）的亡国命运，”已经不可避免”。进入20世纪，伴随着中国政局的持续动荡，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们“痛心疾首”地表示，“亡国”将是中国“唯一的结局”。

1917年，日本学者酒卷贞一郎在《中国分割论》一书中，给出了“中国必亡”的三个理由：

首先，中国的军人和各级官员“缺乏国家的观念”。在他看来，缺乏国家观念的军人，与土匪强盗无异，“是国家的蠹虫”；缺乏国家观念的官员，毫无廉耻心可言，一心只想着搜刮民财——军队和官吏如此败坏，“亡国只是时间问题”。

其次，中国财源枯竭。他认为，中国的财政只能依靠外债和内债苦苦支撑，长时间处于入不敷出的危险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势必要破产”。

北洋军阀派系示意图

第三，列强的染指。具体而言：

• 已经将外蒙古和新疆纳入控制范围的沙俄，延伸至内蒙古、直隶乃至山西、甘肃地区，“假如不加遏制，黄河以北悉为俄国所有”；
• 已经将西藏纳入势力范围的英国，不仅会将云南、四川的一部分据为己有外，还会“取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的一部分”。；
• 已经占据越南的法国“必取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的一部”，“德国占据山东，窥视中原”，“其他如美、意、奥，也多少分一杯羹”。

面对中国“即将被瓜分”的局面，酒卷贞一郎指出，日本“必须参与对它（中国）的遗产的瓜分”，而且“理应分得最多的一份”：

• 在北方，“必须将南满洲及内蒙古一带和直隶的一部分归我国所有”；
• 在南方，“必须获得福建、浙江两省，还必须再添上江西的一部分”。

最后，他信誓旦旦地说，“在我近亲（中国）死亡之际，我国必须堂堂正正继承，分得其遗产”——日本人的狂妄野心，可见一斑。

清末时局图

3）“只有日本才能救中国”

进入20世纪，由“亚洲一体论”衍生出了所谓“大亚洲主义”理论，开始在日本流行开来。这一理论的拥趸们，在提出“黄白人种之争，是未来世界发展趋势”观点的同时，最终得出了“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黄种人中最强的国家“的观点。

素有“中国学泰斗”美誉的内藤湖南自然“不甘人后”，他精心“酝酿”出了“日本对华使命论”。在他看来，只有依靠日本的“帮助”和“提携”，“（中国）民族将来的生命，（才能）得到幸福”（拓展阅读：内藤湖南的“中国药方”：放弃边疆、解散国防和“接受外国管理”）。

在这样的认知大背景下，秋泽修二特在《中国社会构成》一书中，居然冠冕堂皇地为日军侵华“洗地”：

“不过所幸的是，这次日支事变（卢沟桥事变）的结果，是给中国社会带去了光明。皇军的武力，把中国社会的‘亚细亚式’停滞性的政治支柱（军阀统治）清扫了出去。这样，由于和前进的、自立的日本的结合，就为中国社会特有的停滞性的最后克服，并获得真正自立，开辟了道路。”

内藤湖南（1866一1934）

4）小结

客观地说，以内藤湖南、白鸟库吉为代表的学者们，在清朝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与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中国文化史等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因此，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研究夹杂了学术与政治两方面的意图，更极大程度体现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高速膨胀的进程（拓展阅读：东瀛志：“大东亚圣战”阴影下的日本妇女，要不要为战败负责？）。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成员

2）对中国民众的极端蔑视和丑化

国力上的巨大差距，使得绝大多数近代日本人普遍瞧不起中国人。因此，日本各界对于中国民众的“国民性”，展开了言辞激烈的污蔑和丑化。简言之，人性中的一切丑恶的要素，都被他们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

进入20世纪30—40年代，为了给侵华提供足够的理论根据，一些日本学者著书立说，出版了一大批“辱华”著作，比如原惣兵卫的《中国民族性的解剖》、山崎百治的《这就是中国——中国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等等，并总结了以下几条“中国民众的劣根性”。

1）惧怕强者，具有“残虐性”

原惣兵卫在1932年出版的《中国民族性的解剖》一书中，着重谈到中国人的所谓“服大主义”和“残虐性”。

原惣兵卫认为，“中国人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就觉得‘没法子’于是顺从屈服。这种心理就产生了服大主义”。

他在书中举例说：“….站在排日运动最前线的济南、满洲、上海，在成为日本军队的占领区后，他们家家户户都打起日本旗，来欢迎日本军队了。广州市在国共两党抗争时，曾几次被两党先后占领，而广州市民，每次都挂起青天白日旗和红旗。这些事实，都暴露了他们的服大主义。”

他还认为，中国人具有“残虐性”：“在排日运动中，有‘饥食倭奴肉，渴饮倭奴血’的标语，这不能仅仅认为是一种煽动，在他们内心深处。原来的确隐藏着残虐性。”

关东军进攻北大营

2）自私自利，良性泯灭

山崎百治认为，中国人是“毫无国家和集体观念的利己主义者”。对此，他在《这就是中国——中国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一书中如是写道：

“中国民族，专心努力于在现世，现在为自己获得实际利益，而不考虑社会、国家的未来。这是百恶之源，导致一切犯罪和背德层出不穷；不问阶级、职业、性别、年龄，都渗透弥漫着商人根性。对一切事物、现象只从损益、利害上加以考察和判断。”

他还在该书中指出，“中国人的良心已经泯灭”：“盗窃癖，在整个中国民族中弥漫，原因在于良心麻痹。追究原因，则归结为‘如果良心不麻痹，就无法生存’，这是惯犯所表现出来的心理....为了金钱可以造谣，所以一切事物和现象中，可以说欺诈横行....商品中，没有不是假冒品和仿制品的，宣传、谣言中也多是伪造，可以称之为虚假宣传....如此之类，在良心泯灭、欺诈横行的中国民族中，是家常便饭。”

30年代的耍猴人

3）唯利是图，民风败坏

山崎百治在书中还指出，“中国民族为了‘生’，为了‘享乐’，如何的艰难困苦都不在乎，而专心于发财致富。如有利可图，则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获得，决不死心断念，变‘没法子’为‘有法子’，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他以中国境内鸦片泛滥，赌博成风，不思进取等事为例，“心情沉痛”地写道，“吸烟、赌博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如此持久、广泛、深入”，“食欲中有性欲，赌博中有利欲，吸烟又和性欲、赌博有关。充分满足食欲、赌博、吸烟、性欲等游兴，是中国民族特有的豪华版（生活），是全民族向往的极致。”

4）小结

客观地说，近代中国民众中，不乏存在上述内容中所罗列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些日本学者，将以上“劣行”统统归结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和国民性，无疑蕴含着很深的政治意味——通过“辱华”宣传，煽动日本人反华和侵华的狂热，为侵华提供理论根据和群众思想基础。

日本的军国主义少年

3）全面侵华时期的“中国对策”

伴随着武汉会战的结束（1938年6月—1938年10月），中国军队以伤亡40万人的代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日本逐步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战略方针。

1938年12月22日，时任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了倡导“日满（伪满）华（民国）三国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所谓“近卫三原则”。 至此，日本的国策，正式从脱亚入欧”转变为“重返亚洲”，彰显了独霸亚洲的野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国内迅速出现了鼓吹“中日合作”的理论。其中的代表，非“东亚联盟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理论”莫属。

近卫内阁合影

1）什么是“东亚联盟论”？

1939年，石原莞尔（1889—1949）在《东亚联盟建设纲领》中，系统阐述了“东亚联盟”的指导思想、结盟的基本条件以及联盟的范围和最终目标（拓展阅读：读书笔记：“少壮派异端”石原莞尔的“亚洲野望”）。

具体而言，“东亚联盟”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基本条件，以“日、满（‘满洲国’）、华为核心”，待东亚力量发展后，联盟“将发展成大亚洲的协同，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八纮一宇的理想”。

有学者认为，第三次近卫声明的发表，代表着日本政府已经接受了“东亚联盟”的主张，并“把建设东亚新秩序与东亚联盟联系起来，进行宣传”。

石原莞尔（1889—1949）

1939年10月，东亚联盟协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据统计，二战期间，日本国内的东亚联盟协会会员一度高达10万人，先后建立了8个地方事务所和57个支部，机关刊物《东亚联盟（月刊）》的发行量一度超过了26000册。

1940年12月，众议院议员（东亚联盟协会会员）木村武雄组织筹建了“促进东亚联盟议员联盟”，吸引了130名众议院议员和25名贵族院议员加入了进来。

次年1月，他组织代表团，分别访问了南京、广东等地，与当地的军政要人进行会谈。这次出访除了“为汪精卫集团打气”之外，还希望他们也能同步开启“东亚联盟运动”，消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尽早结束中日战争。

《东亚联盟》杂志封面（via孔夫子旧书网）

1941年7月，“大日本兴亚同盟”成立，东亚联盟协会因不满兴亚同盟未明确采用自己的纲领，因此拒绝参加兴亚同盟组织，一度惨遭解散。1943年，协会以“东亚联盟同志会”的身份“复活”，但影响力早已“不复往日”。

2）什么是“大东亚共荣圈”？

“大东亚共荣圈”的最早提出者，学界普遍认为是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岩畔豪雄（1897—1970）中佐和参谋本部第二课堀场一雄（1900—1953）少佐。

1940年7月，近卫文麿“二进宫”。同年8月，新内阁发表《基本国策纲要》，时任外相松冈洋右（1880—1946）就政府的外交方针发表讲话，并首次公开提出了“确立日、满、华作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这个大东亚共荣圈，与过去被称为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安定圈是同样的，它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日满华是其一环”。

至此，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范围，已经延展到了“与东亚相邻的英、法、荷、葡等国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

“大东亚共荣圈”宣传画

为了寻找“一路向南”的理由，日本不仅打出了“帮助东亚各国，从欧美侵略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旗号，还提出了“在大东亚共荣圈，排除欧美旧势力，实现日本与东亚各民族和衷共济、共存共荣、邻保互助，实现大东亚的繁荣与安定”的发展目标、

但实际情况是，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增强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此，松冈洋右就曾还不避讳地指出，“在各国推进经济集团化建设时，日本也需要扩大通商贸易上所必需的地域”。

1942年11月，日本政府成立大东亚省。次年11月，“大东亚会议”在东京召开，首相东条英机、“满洲国”总理张景惠、南京伪政府主席汪精卫、泰国王子威塔雅康、“新菲律宾”总统罗雷尔、缅甸元首巴莫、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鲍斯等人都出席了会议。

汪精卫（1883—1944）

在会议上，东条英机不仅极力鼓吹“共存共荣”和“共同抵御英美外来势力”的重要性，还号召各国与日本“紧密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战争”。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日本将给予各国以“民族自决权”，“尊重各国的独立自主”的权利。

讽刺的是，会议尽管通过了所谓《大东亚共同宣言》，但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实际成果，因此一度被舆论界讥讽为“茶馆会议”。更为讽刺的是，参会的汪精卫似乎对“大东亚共荣”的“建设”，颇为心动。

会议结束后，他不仅呼吁“参加宣言的各国”，“都有实践宣言的道义责任”，还表示“自己会尽其全力，分担贯彻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责任”，“解消障害实践此宣言的抗战势力，促使抗战势力指导者反省实践，贯彻国父大亚洲主义精神的大东亚共同宣言”。

参加大东亚会议的各政权首脑。左起：巴莫、张景惠、汪精卫、东条英机、威塔雅康、罗雷尔、鲍斯

3）“大东亚共荣”的本质和结局

历史证明，日本人显然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共荣”。他们不仅大肆掠夺东亚各国人民的财产和资源，还在占领区发行了大量无担保的纸币、军用票，造成了当地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日本从中国掳掠了大量劳工，充当苦役。

由此可见，日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本质，就是要独霸东亚乃至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遗憾”的是，日本所做出的所有“努力”，都没有挽回失败的结局。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至此，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彻底灰飞烟灭了（拓展阅读：读书笔记：日本教科书中的抗日战争）。

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

4）尾声

如今的国际局势，早已与百年前的乱世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即“和平与发展一直都是人们的普遍共识”。更何况，“日本已不再是过去的日本，中国更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因此，对于近代日本所宣扬的一系列“暴论”，我们只需用平常心看待就好。

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意识到，当知识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往往很容易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至于“丰富的学识”，极其容易演变为了侵略者手中的利剑（拓展阅读：为了肢解中国，近代日本的学者们，都动了哪些“小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