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这句话，是1937年毛主席对妻子贺子珍说的。当时，他听说贺子珍坚持要走，曾极力挽留她。

为了表达自己对贺子珍的一片深意，主席告诉她：“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其中有一回，就是因为她。这样的表达，在主席生平是非常少见的。

然而，他还是没有留住妻子。这，注定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遗憾。

1937年冬天，28岁的贺子珍离开延安。第二年春天，她辗转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此后的十年时间 ，她都在苏联度过。在此期间，除了上学和工作，她还做了很多事，概括起来如下：

其一，她待毛岸英和毛岸青，如亲子。

初到莫斯科，贺子珍第一时间就去看了岸英和岸青两兄弟。这两个孩子，小小年纪就失去了母亲杨开慧，十多年不曾见过父亲。对于贺子珍，他们是陌生的。

为了照顾他们，贺子珍尽心尽力。见孩子们的床铺又脏又乱，她便挽起袖子给他们铺好、叠好。每逢节假日，她总要去孩子们的学校看他们。

她的待遇是每个月70卢布，除了自己必要的开支外，几乎全部用在这两个孩子身上。到了苏联因战事食品供应不上来时，她就在住处附近开出一块荒地来。她种土豆、种蔬菜，努力让正在长身体的兄弟俩吃饱。

当然，两个孩子也是极为懂事的。很快，他们就改口叫她“贺妈妈”。这一称呼自那时起，便从未改变过。直到建国多年后，毛岸青提到贺子珍，仍这样叫。

其二，她跟女儿李敏，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自贺子珍去苏联后，毛主席在国内一直牵挂着她。虽已分开，但他希望她能过得好。为了让她能有个人作伴，毛主席特意让4岁的女儿娇娇（大名李敏），去苏联陪她。

多年后，女儿李敏是这样回忆自己见到母亲时的情形：一见到我，妈妈便高兴地一遍又一遍地问：“你是谁呀？来干什么呀？”

娇娇被父亲教育得很好，她回答：“我是娇娇，来找妈妈呀！” 贺子珍于是又问她，是否给妈妈带了什么礼物。娇娇则带着稚气答：“我给妈妈，带来了娇娇！”

此后，娇娇便留在了苏联，跟妈妈及两个哥哥朝夕相处。

10年的苏联岁月，贺子珍把孩子们照顾得很好。1947年，蔡畅和王稼祥等人去苏联，毛主席特意委托他们联系贺子珍，问她今后的打算。对此，贺子珍的回答是7个字：“我要回到祖国去！” 毛主席欣然同意。

就这样，1947年秋天，38岁的贺子珍带着毛岸青、娇娇一道归国。（毛岸英已于1946年元旦，先行回国）

回国后的贺子珍，到底过得怎么样？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样一段尘封往事。

中华大地从来不缺奇女子，贺子珍算其中一个。她留给世人的，不仅是井冈山上那一抹传奇，更是一个中华女子的坚韧与独立。这种魅力，并没有随着她1984年的离世而散去。

一：陈毅提出要负担她的生活开销

1949年，已回国两年的贺子珍，在妹妹贺怡的陪伴下，来到了上海。因为长兄贺敏学在上海工作，她是特意前来“投靠”的。

一听说贺家姐妹来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及其夫人张茜，都高兴极了。

彼时的陈毅，可谓是“日理万机”。毕竟，治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国民党反动派，正等着看我军的“笑话”。

但一听说贺子珍来了，陈毅就是再忙也得抽出时间来。那天，陈毅夫妇特意在第9兵团司令部，为贺家姐妹准备了一大桌子家乡菜。为了表达诚意，陈毅还让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作陪。同席的，还有贺子珍的长兄贺敏学。

席间，一向稳重的陈毅将军，高高地举起酒杯，颇为感慨地向众人介绍：

“欢迎贺子珍、贺怡，她们都是我的老战友！”

都知道陈老总写得一手好诗词，他在任何时候，用字、用词都是极为谨慎的。所以，笔者请大家注意，他对贺子珍的称呼不是别的，而是：老战友。

是的，或许别人不了解贺子珍，都当她是一个弱女子。但当年在井冈山就与贺子珍相识的陈老总，却深知眼前这名女子，是何等巾帼！

贺子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的一个书香之家，家境不错。她的长兄贺敏学嫉恶如仇，并直接影响着几个弟弟和妹妹。而在几个弟妹中，贺敏学最欣赏的就是贺子珍，他总觉得妹妹身上有一股男儿般的豪气。就这样，18岁那年，贺子珍跟着长兄一起上了井冈山。

此后的井冈山，多了“一枝花”。

她得了一个绰号，叫做：双枪女将。因为1928年时，毛泽东和朱德在视察敌情时不幸被围，贺子珍和战友们做掩护，双手鸣枪击退了好几个敌人。

她成了井冈山上，少有的女指挥员。因为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再加上得到了大哥的悉心教导，贺子珍是懂军事、懂策略的。这一点，在那个年代的女性群体里，非常少见。

这些事，让陈毅和其他诸多红军领导们，牢牢地记住了这个江西姑娘。有一回，陈毅在部队宣传上遇到了难题，便提议让贺子珍作为女红军代表，到会上讲话，贺子珍一口答应。

此后，她落落大方地登台，把道理跟群众们讲得清清楚楚。事后，陈毅更是对她刮目相看，表示：“子珍同志，还是个出色的宣传家哩！”

以上这些事，陈毅都记得清清楚楚。因此，此次再见面，陈毅说啥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他告诉贺子珍：

“我们上海欢迎你的到来！子珍同志，请你放心，我们不仅欢迎你，还要把你的生活安排好！”

作为昔日的战友，陈毅说这句话是负责的。在此之前，他甚至还在毛主席面前表过态。

当时，陈毅提前得知贺子珍要到上海定居，便把这一情况向在北京的毛主席汇报了一次。毛主席当场就提出：她在上海的生活费用开销，可从我的稿费中开支！

其实，贺子珍才40岁，为何毛主席会那么担心她将来的生活问题？原因很简单：她当时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在长征途中，贺子珍和战友们曾在1935年遇到过敌机轰炸。危急时刻，她想都没想就扑到了一位伤员身上，自己却被炸弹碎片伤得遍体鳞伤，昏了过去。而这位伤员，就是后来的开国中将钟赤兵。

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只简单清理了伤口表面的弹片，还有数片弹片留在了体内。从那时候起，贺子珍的身体就大不如前。

正因如此，毛主席才会坚持要用自己的稿费负担贺子珍的生活。但对此，陈毅却认为，贺子珍是为革命受伤的女红军，按照相关政策，这个钱应该由上海市政府来出。于是，陈老总当场表示：

“我们偌大个上海，难道养不起一个贺子珍？她的开销，由我们上海包了！”

一边是上海市政府要包开销，一边是毛主席的一片诚意，贺子珍却有自己的想法。她告诉陈毅：“我可不能要你们养，我要工作！”

陈毅是了解贺子珍的，但鉴于她当时的身体条件，还是建议她再休养一段时间。

二：病逝于上海

就这样，在陈毅市长的安排下，贺子珍在上海生活了下来。到1984年病逝，她陆陆续续在上海生活了30多年。

期间，她的生活有乐、亦有苦。

让她开心的事，是在身体稍好一些后，组织上给她安排了一个很适合她的工作：妇联主任。很快，她就用自己特独的个人魅力，让同事们明白：走过长征的女红军，能有多牛！

但不久，一件噩耗的传来也让她再次病倒：妹妹贺怡因车祸，不幸遇难。

当时，贺怡是到赣南寻找毛主席和贺子珍于长征前，留在瑞金的孩子毛毛。最后孩子没找到，在返回途中，还发生了车祸。

贺家姐妹的感情一向很好，妹妹又是因自己的事而遇难，对贺子珍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悲伤过度的她，一下子病倒了。

陈毅夫妇俩得知后，马上把她送到上海最好的医院，出院后又给她安排了一处安静、雅致的住处。为了让她过得好一些，陈毅夫妇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特别是陈毅的夫人张茜，更是一向佩服贺子珍的为人，时常来找她拉拉家常。

在此期间，对贺子珍来说，最大的安慰就是妹妹留下的那几个孩子。为了这几个孩子，贺子珍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培养。

女红军亲自教出来的孩子，怎么可能不优秀？

多年后，贺怡之子贺麓成扬名科学界，成为一位大名鼎鼎的导弹专家，拿遍了各类科技大奖。当记者问到贺麓成：“你觉得，姨妈贺子珍是个什么样的人”时，年过半百的贺麓成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姨妈曾告诉我，我们贺家儿女，绝不能背着父辈的牌子，要靠自己……”

这句话，贺麓成记了几十年，一刻也不敢忘。

除了陪伴晚辈们成长，晚年的贺子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毛主席的身体。在此期间，女儿李敏成了父母之间的“大使”。

每一次李敏要回上海探望母亲，毛主席都要亲自为她打点行装，叮嘱女儿要备上各种北京的特产。同样的，每次女儿由上海回到北京，也总是大包小包地给父亲带上一些干辣椒、新鲜蔬菜。这些东西，都是贺子珍叮嘱的。

无论什么时候，毛主席和贺子珍之间，一直都有一份战友情。这份感情，是从未改变过的。

1959年7月份，在女儿李敏结婚前夕，毛主席和贺子珍曾见过最后一面。当时，贺子珍被小车接到庐山，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

分别22年再相见时，毛主席起身和她打招呼，并倒了两杯茶。想起从前，贺子珍忍不住落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毛主席也不无感慨地表示：“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子珍则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这是两人此生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建国后，他们唯一的一次见面。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举国悲痛。当时贺子珍人在上海，几个孩子担心她承受不了，迅速赶到她身边。

见到孩子们，贺子珍一遍遍地问：“你们之前听说过主席病了吗？怎么人忽然就没了！”甚至，她还在痛苦中责怪女儿李敏：“你为什么没有照顾好你爸爸？”李敏不知道如何作答，只是紧紧地抱住母亲。

3年后，贺子珍到北京治病，第一次走进了毛主席纪念堂。再见故人，已是阴阳两隔。这一年，贺子珍已经是70岁了。

进纪念堂之前，孩子们给贺子珍准备了一块手绢，并告诉她在里面最好不要大哭，以免影响到别人。于是，她一直忍着不哭。当众人扶着她走出纪念堂时，她回头朝里面看了一眼，眼泪才落了下来。

此后，贺子珍回到了上海。应该说，虽然陈毅元帅已于1972年病逝，但上海人民一直把她照顾得很好。她的晚年，是过得平静的。

1984年年初，贺子珍的病情突然恶化。她开始高烧不止，肠胃功能也完全紊乱，上海市政府迅速汇报给中央。

当时，中央对医院的要求只有一个：

“不惜一切人力、物力和代价，抢救她。需要什么医生就调什么医生，需要什么进口药就买什么药！”

在此期间，医院的工作人员发现：贺子珍的病房里，除了有儿女及其他晚辈们外，还时不时会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从他们随身带的警卫来看，这些老人都是我军的高级干部。

无论这些人的军级有多高，对贺子珍来说，他们的身份都是一样的：老战友！而每次当他们来时，孩子们总会发现：病房里的笑声很多。

有一回，我国著名军事家何长工来探望贺子珍。他曾是贺子珍的老上级，已经是84岁高龄了。他和贺子珍在病房里的谈话，是令现场所有晚辈动容的：

何老坐慢慢地走过去，坐在贺子珍的床头，拉着她的手问：“子珍，这些年，你还好吗？”贺子珍则用微弱的声音回复老上级：“好，何老，我还好！”听到他这样说，何老颇为感慨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你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跟着队伍……当时井冈山上有不少的女红军战士，但真正领过兵、打过仗，当过军事指挥员的只有你贺子珍、康克清等少数几个。”

对于这个话，习惯了低调的贺子珍一开始没回应。何老以为她没有听清楚，又再问了一遍：“子珍，你说我说得对不对，是不是？”

贺子珍这才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笑容。是的，在老战友面前，她的笑容总是灿烂的。此后，两位老人都陷入了沉思。孩子们知道，他们想起了那些烽火岁月，那些在井冈山上的岁月。

1984年4月19月，贺子珍病逝，享年75岁。

一位饱经风霜的女红军、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在晚辈的陪伴下离世。

对于她的后事该怎么办，骨灰该安葬在哪里，地方上的相关领导干部们不敢自作主张，便请示中央。最终，这件事被汇报给了邓小平。

随后，邓小平亲自定下调子：

“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应该说，这样的定调是对贺子珍伟大一生的肯定。4月25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上海市委为贺子珍举行了告别仪式。仪式很隆重，邓小平、邓颖超、康克清、聂荣臻等人，都送了花圈。遗体火化后，被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尾声：

作为一个革命者，贺子珍是饱经风霜的。她病逝后，女儿李敏看着骨灰里发现的金属弹片，泪流不止……

作为一位长辈，贺子珍是受到晚辈们敬重的，这些人里包括无血缘关系的毛岸青兄弟俩、包括妹妹的孩子。甚至连长期照顾她的护士，都跪在她的灵前不肯起身，她说贺老平时待她如自己的孩子……

作为一个女红军，贺子珍是受到战友们的一致肯定的。所以，陈毅才会说：“我们偌大一个上海，难道养不起贺子珍”；所以，何长工才会说她是真正领过兵、打过仗的女红军；所以，邓小平才会亲自定调她的后事。

巍巍井冈山，有着无数传奇。曾手持双枪的贺子珍女士，用坚韧、果敢和至情至性，谱写了一段属于中华女子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