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归故里”一词，是对每个少小离家的游子毕生愿望最契合的描述，谁不希望能够在外闯荡出一番事业，功成名就地回归故乡。

故乡对游子而言像是久远的故事，在外迷失久了，便会希冀着能像回巢的幼鸟，寻回失落于家乡的星星点点回忆。

可要论打拼出一番事业，又有什么能比协助缔造了一个国家更光辉的功绩？

周恩来少年离家，此后66年执意不回老家探亲，甚至亲弟弟也被迫做出情感上的牺牲，在去世后骨灰才得以被亲人带回老家安葬。

对于为何坚决衣锦不还乡，周恩来表示自己有“三怕”。

对封建家庭习俗的憎恶

淮安是苏北平原一座历史悠久、富有人文气息的城市，周恩来就出生在这座城内驸马巷中段的一所宅院里。

起初也拥有过几年的无忧时光，但随着家庭经济状况愈发不景气，无尽的愁绪苦闷将这份童年欢乐碾碎成岁月的粉末。

明明这个家庭内里已然破败不堪，摇摇欲坠，却还要硬撑着在外的场面，必须把一个又一个亲戚的生日祭日都牢牢背下，到时候挨家挨户去送礼磕头——即便借钱也要送礼。

而这一切的重担都落在了周恩来肩上，他是家中长子，亦是唯一一个健全的男丁。

他厌烦透了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折磨，却没有第二条路可供他走。

全部的苦难尽数压到了这么一个十岁孩子的身上，这种艰难生活无疑磨炼了周恩来精明干练的办事能力，却也使得他逐渐萌生出对封建家庭礼仪规矩的痛恨。

所以很多年后的周恩来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我活着，就不许搞。”

1910年的春天，12岁的周恩来跟着三堂伯去了东北，从此66年未再归乡。

周恩来将离乡这一举动视作自己人生和思想的转折点，他认为如果这次不离家，他的一生将是无所成就，在岁月的蹉跎里日渐被驯化为封建礼俗教条的傀儡，和留在家乡死守着那方小天地的兄弟亲友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所以即便数十年未能再归乡，如果时光能够重来，周恩来依旧会义无反顾地走出去。

外面的世界是精彩的，在这里周恩来跨越了新民主主义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两个重要历史阶段，走过了自己光辉灿烂、波澜壮阔的一生。

1976年1月9日的早晨，当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从广播里传出，人们流下了哀痛的泪水。

有人思索了一个问题几十年，那就是这66年来，周总理为什么一次都没有回家乡看过呢，哪怕路过去看一眼也好，然而却没有。

这也是周恩来弟弟周恩寿毕生最大的遗憾，他15岁那年离开家乡，也同哥哥一样，终生未能再回乡探亲，晚年的他反复对女儿周秉德念叨着，此生最大的遗憾，便是有生之年没法回到老家淮安看一看。

为什么兄弟俩不回家乡探亲呢？

太忙了吗？

也许是的，周恩来身为总理，国务缠身，日理万机是自然的，但这似乎也不是完整的理由，只要主观愿望强烈，再忙，总归也能抽出一部分时间的。

周秉德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她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写道：“伯伯在时，伯伯不准。”

所以一切困惑便从这句话中得到了答案——不是不能，而是不愿。

那么究竟为何不愿，难道是童年凄凉艰难的经历磨去了周恩来对家乡的留恋，周恩来亦没消去对种种繁琐落后的封建礼仪的憎恶，因此不想再回首看一眼那承载着过往不美好回忆的地方。

似乎也不全然如此。

周恩来的“三怕”

周恩来对家乡是有着绵绵思念的。

1941年春，周恩来在重庆作露天演说，他提起了母亲的坟，淮安仍被日军占领，亡母的坟头洒满落叶，自己却不能为其清扫。

战场刀枪无眼，搞革命随时都有殒命的风险，身为革命的领导者，必须更要有舍弃一切、从心到身武装起来的决然魄力，然而周恩来却心心念念着母亲坟头上无人清扫的萧萧落叶。

他思念着故乡，思念着在故乡土地下长眠的母亲，但他回不去，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亟待完成。

1946年5月，此时抗战已经胜利结束，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至南京的梅园新村，在重庆的送别会上，许是又被勾起了思乡之情，周恩来再度提起了故乡，他道：“36年了，我没有回家，想来母亲墓前已经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

周恩来所说的母亲不是生母，而是嗣母陈氏。

当年小叔父病危，却未能与陈氏留下一儿半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习俗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于是周恩来的亲生父母便将他过继给小叔父。

后来叔父去世，守寡的陈氏独自抚养着周恩来，将全部的心血和亲情投注到周恩来身上，陈氏去世前，周恩来从来没离开过她身边。

陈氏虽不是他的生母，却对他有着教养之恩，周恩来对陈氏感情无比深厚，因此直到40年后的今天，在送别会上，他依旧面带怀念地对记者道：“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战争时期，周恩来曾写过一篇《念娘文》，可惜没能保存下来，后人未得一见，就这么消失在历史里了。

唯有陈氏在淮安的坟墓真切地存在着，午夜梦回里，母亲的坟头总是洒满了无人清扫的落叶，令他心痛难耐。

此时的淮安已经是解放区了，又与南京同在一个省内，与南京算是近在咫尺，可周恩来却仍没能回去，实现为母亲扫墓的愿望。

1950年1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对弟弟周恩寿讲述了自己未能成行的原因。

他说，当年返回南京，他就有顺道去淮安看看的念头，不过思虑再三，终究没有回去，主要考虑到三个原因。

周恩来有三怕。

一怕故乡的父老乡亲们因自己遭受无妄之灾。

虽然淮安已顺利解放，但国民党仍虎视眈眈，周恩来推算出接下来国共内战已不可避免。

周恩来生母的娘家万家和周家在淮安当地都属于名门望族，虽然落魄了，但声望依旧在，当地亲友众多，周恩来担心自己若是回去了，将来打起仗，一些见过自己的家乡亲友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

世事跌宕，道路坎坷，周恩来可以按捺思乡之情，却不能不为家乡的父老乡亲留一条后路，至少这样，一荣俱荣，他所得的荣耀可以与故乡共享，却也不会一损皆损。

保持距离，有时不是为一种默默保护的方法。

二怕周、万家族中有心怀不轨之人仗势欺人。

当时华中分局所属的苏皖边区正在热火朝天搞土改，周恩来担心自己回去后，周、万两个家族的人难免会因为仗着跟自己有沾亲带故的关系，对地方土改造成不好影响。

周恩来离家数十年，不能保证两个家族里所有亲眷，乃至任何沾亲带故之人都是温良淳厚的好人，他生平最痛恨那类仗势欺人大搞特权的小人。

“我是个封建家庭出生的人，你回去，你不一定见他，他却可以拿你的名字到处吹嘘，说自己是总理的什么什么人。”周恩来曾道。

况且就算家里没有人动这种心思，不妨碍别人强加给他们，周恩来很清楚地明白，自己一旦回去，他的各路亲戚势必会得到地方官员的青睐和特殊照顾。

三怕给组织添麻烦，怕给地方同志增加负担。

周恩来知道，自己是决计不可能做到悄无声息地低调回乡探亲的，他有这个心思，其他方面也不能允许，他若是回了淮安，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层层级级的领导都要被惊动，手头工作都顾不得了，劳师动众只为了搞他一个人的安保工作和接待工作。

因此在周恩来心中，和这些现实中的顾虑比起来，自己区区桑梓之情，孰轻孰重，已有了考量。

宁可衣锦不还乡，也不要给人民添麻烦。

周恩来不因童年经历的凄凉灰暗，便对淮安有着抹不去的心理阴影，尽管在那里的生活委实算不上愉快，但周恩来对家乡并无怨恨，他只是不想因为自己，就让家族就得到不该拥有的特权。

而且周恩来从幼时就很痛恨封建习俗，长大后也并不受这种传统思想的束缚，因为他已吃够了这种被层层封建教条绑架的苦头，少年时期那种被压得喘不过气却无路可选的憋闷感，他一生无法忘却。

所以周恩来不吃“衣锦还乡”、“少小离家老大回”这一套，比如一个人在外闯出了事业，就必须要风风光光地，顶着全乡人羡艳钦佩的眼光荣归故里，不然就是忘本，就是不孝。

对周恩来而言，就算有一天他真的回去了，也绝不是受光宗耀祖思想的影响，而是在强烈的主观意愿促使下，主动选择回去。

可惜这一天永远无法到来。

周恩来不仅自己不回去，也不许弟弟回去。

周恩来不许弟弟回乡

建国后，周恩来搬出丰泽园，选择中南海的西花厅作为自己办公和生活的寓所。

西花厅条件其实比较差，但却拥有满院子的海棠树，前院还有一座不染亭，周恩来很喜欢海棠花，同时也觉得不染亭的寓意很好，他就希望自己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能做到保持初心，一尘不染。

一次，西花厅满院海棠绽放，周恩来邀弟弟周恩寿来赏花。

周恩寿是很想回家乡那边看看的，可是哥哥始终无意，趁着赏花的机会，看哥哥兴致正浓，便试探着提起这件事。

他委婉地对哥哥表示，前几天收到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败了，尤其是你曾经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塌了，淮安县委说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下，不过里面的住户得先迁出来，或许自己可以回去帮忙操持一下？

周恩来闻言面色淡了，道：“不用了。”

他说，自己已经跟淮安县委打过招呼了，院里的住户不需要搬走，老家的房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尤其是自己住过的地方，要塌就任它塌，不许修葺翻新，更不允许搞纪念馆那一套，用自己的名义吸引组织群众来参观。

看哥哥如此坚决的态度，周恩寿也只好熄了回乡的心思。

1958年，淮安副县长王汝祥赴京，他是建国后第一个代表淮安父老乡亲进京向周总理汇报工作的父母官，两人聊了很多家乡事，王汝祥看总理沉浸在对童年趣事的回忆里，便邀请他回家乡看看。

老乡的邀请，周恩来没有一口回绝，他点了点头，感慨道：“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

这些年没有一刻松懈的时候，永远忙不完的工作，抹不去的烦恼，寝食难安之际，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回到家乡，约上几个童年伙伴在家乡游山玩水放风筝。

王汝祥看到周恩来的眼眶似乎渐渐湿润了。

可惜他已不能像一名无忧无虑的孩童那样舍弃一切，跑去放风筝，他有自己的重担要背负。

1960年，淮安县委书记刘秉衡进京看望周总理，周恩来关心地向他询问了家乡一些记忆深刻的景点，问有没有变化，随即又满含深情地回忆起淮安城里的驸马巷、东岳庙、三思桥。

见总理怀念如斯，刘秉衡触动之余，再度向总理发出回乡邀请，周恩来笑了笑，道：“12岁离开淮安，到今年整整50年。”

他抬起右手比划着，出神了会儿，又叹了口气：“但有好多事要做，等有时间再说吧。”

周恩来的顾虑一直都在，建国后的前两年，西花厅的大门前从来不缺自称是周总理亲戚的访客。

而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却从来没有一个亲戚主动来找他。

这令周恩来愈发不愿回去。

他人在北京，都能有人不远千里找上门，一回去，亲戚势必一窝蜂都来了，肯定不乏求他办事的，但他是为人民服务的，满足不了一些人的私心。

“等到大家的生活都提高了，我再回去。”周恩来叹息道。

等到革命成功了就回去，等到内战胜利了就回去，等到工作不忙了就回去，等到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就回去......

如是这般等了又等，西花厅的海棠树花开花谢了一轮又一轮，直到花影斑驳下再无那个熟悉的身影，淮安的父老乡亲也没能等来周总理归乡的那一天。

周恩寿病重垂危时，当年在西花厅被哥哥回绝返乡请求后，兄弟俩短暂争执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

周恩寿望着面色冷然的哥哥，带着几分委屈，说你是国家总理，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又不是，我就一介平民，难道也不能回家看看吗？

“不能，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来斩钉截铁道。

这个身份就已注定周家人永远不能像个普通人那样回乡探亲。

如今终于等到可以回家的那一天，周恩寿缓缓阖上双眼。

女儿周秉德遵循父亲的遗愿，和母亲一起将父亲的骨灰送回了淮安，深埋在了老家后院小时候曾种过菜的地方。

参考资料：

1. 施建石.66年不还乡 感怀周恩来的崇高风范[J].群众,2018(06):60-62.
2. 周恩来:“衣锦”不“还乡”[J].共产党员,2009(1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