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210：外交官座驾被窃案（中）

三、

金默亭3人返回市局，把情况向封克全一说。封克全有点意外，说这件事我们分析得好好的，很有可能跟加拿大原使馆内部人员有关系，现在最有疑点的仇鹤宝不存在疑点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老金同志我们再商量着看看。　　

封克全和金默亭两人在办公室关着门密议了一阵，议来议去总觉得案件应当跟使馆内部人员有关联。两人各自拿了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划拉着，最后，封克全想到了一个思路，说是否会是加拿大原使馆内部已经被解雇了的雇员在起着什么作用啊！这些人员应该都是熟悉使馆那一套日常运作内容的，如果其中有人打定主意要动那辆福特轿车的脑筋，那么，肯定是知道使馆留守人员会驾着轿车外出采购东西的，那也就不必跟使馆现有的留守人员勾结了，只要在使馆附近设个点比如租间屋子住下来，留意着福特轿车几时出去，跟踪上去不就可以下手了？　　

封克全这样一说，金默亭顿时有了同感，说对啊，我们怎么没往这方面去考虑呢？原加拿大使馆是外国驻华使馆中规模大、人员多的使馆，他们原先光轿车就有7辆，还有吉普车、卡车。除了外交官自己开车，还雇用了几名中国司机。如果那几个中国司机中有人参与作案，那不是很容易得手的吗？看来，我们应当往这方面去调查一番。　　

侦查员悄悄走访了看门的高老头。老人是使馆最老的中国雇员，他熟悉这里曾经待过的每个中国雇员。据他说，使馆原先雇用了3名中国司机，都是南京当地人。前不久撤馆时，使馆方面给他们发放了解雇金，让他们离开了。侦查员问这3位师傅后来上哪里去了，高老头说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徐纲的现在在替“明发纱厂”老板周明发开车。他本来就是开轿车的，能跟外国人开车，技术当然没得说的，正好那老板新购买了一辆轿车，就把他请去了。徐纲就住在我家附近，我隔三差五碰到他的。小伙子人不错，见到我总是客客气气招呼，有时没事还硬要开车送我一段路呢。　　

高老头这么一说，侦查员自是顿时来了兴趣，马上了解徐纲原先在使馆是给哪位外交官开车的。高老头说徐纲是机动司机，从大使先生的高级轿车到装运货物的卡车，哪辆车都开的。这样，就使侦查员头脑里产生了一个推想：既然如此，那么，那辆失窃的“福特1947”也是在徐纲驾驶过的车辆范围内的，所以，他曾经是有机会配制过这辆轿车的钥匙的。侦查员返回市局在专案会议上一汇报，众人认为这个徐纲身上似乎隐藏着若干疑点，看来需要悄悄调查一番。封克全、金默亭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有必要与此同时进行另一方面的调查——走访案发现场附近的群众，看能否运气好点找到当时的目击者，于是就把人员作了调整安排。　　

对徐纲的外围调查进行得很顺利，但查下来并未发现此人有作案疑点，而且从他平时凸现出的人生态度、待人处世、经济状况以及家庭影响看来，他不是那种头脑里容易产生犯案念头的人。于是，就决定先把他放在旁边了，此事略过。　　

跟对于徐纲的调查内容相比，另一路的调查内容就显得丰富了些。案发现场“新新百货公司”旁边的那块空地，抗战前是一家很大的茶行，后来日军占领南京时，老板全家逃往海外了。抗战结束他们返回时，发现茶行的位置已经成了一家简易剧场，专门出租给那些走江湖的草台班子作临时表演用。茶行的少东家一打听，主持剧场的那人叫杨八宝，就去交涉，但对方却不肯交还。于是就打官司。哪知这杨八宝的背后是“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工，法院那些法官见了他都要点头哈腰的。白白耗费了若干钱财，官司却是一败涂地。那少东家大怒，不知雇了何方高手，竟然就把杨八宝连同4个保镖一并杀了，一把火将剧场烧作白地。等到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调查时，那少东家早已去了海外。这个案子不了了之，这块地皮从此也就无人敢占用，一直空置在那里，成为附近百姓的日常逗留、闲谈之处，偶尔也有人临时把汽车放在那里停一会儿。　　

那年头，汽车还没有普及，即使是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街头常见的还是马车多于汽车。因此，可以想象，当一辆“福特1947”这样几近于崭新的高级轿车出现在这块空地上的时候，对于那些逗留于现场的路过歇歇脚的小贩以及下棋、打拳和闲谈的附近居民来说，无疑是一桩新鲜事，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要把注意力暂时转移到那辆轿车以及从车上下来的两个外国男女身上。数名侦查员在那里找到了两个当时正在切磋太极拳的老者，然后通过他们顺藤摸瓜陆续找到了十来名目击者，其中有两个是小贩，七八个是闲谈的居民，3个是下象棋的伙伴。花了大半天时间，一一走访下来，他们对于“福特1947”开过去停泊一事都是记忆犹新，可是问到那辆高级轿车是怎么离开的，就没有人说得上来了。其中大部分人甚至对于轿车是几时离开的都没有留意到。　　

当天晚上，正当专案人员在为此感到沮丧时，忽然接到鼓楼分局值班室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群众去分局反映关于白天调查过的可能跟那辆轿车失窃有关的线索。封克全闻讯大喜，当即亲自带着两个侦查员驱车前往鼓楼分局。　　

向分局反映情况的群众姓单，白天已经接受过专案人员的调查。他在轿车失窃案发生的时候正在现场跟人下棋，留意到了轿车的到来，但之后因棋局形势对他不利，只顾考虑对策，根本没有留意过轿车是几时离开的。单老头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因此，当他面对着侦查员充满希冀的目光而无能为力时，内心感到非常不安。这种不安情绪一直被他带到了家里，以至于当他的老伴走亲戚回来和他一起共进晚餐时，也察觉到了他的情绪有问题。老伴当时没有提出询问，直到吃过晚饭，收拾好饭桌后这才问起。单老头一说，其妻想了想，说我倒想起一个情况：那天那辆黑色轿车停车时，我正站在我家通到马路的那条小巷口，看见一辆两轮绛红色新摩托车从东面开过来，就停在烟纸店门前，车上有两个男子，盯着马路对面的那辆轿车看，还小声议论着什么。这时，正好过来了李家老婆跟我说话，我就没有再看他们。单老头听了老伴这番叙述，觉得可能对公安人员破案有用，就马上去分局报告了。　　

专案人员对于单老头反映的情况甚为重视，他们分析：那辆绛红色摩托车很有可能是从“福特1947”离开使馆时，就已经开始跟踪了，伺机下手作案，最后终于在“新新百货公司”这边候到了机会，于是立刻行动了。这样，就有必要以绛红色摩托车为线索进行调查了。　　

南京市公安局交警处车管科的登记资料显示，全市当时一共有如单老头反映的那种两轮绛红色摩托车19辆。专案人员抄录了车主姓名、地址后，立即分头开始进行调查。车管资料虽是两个多月前南京市公安局成立后建立的档案资料，可是处于解放伊始的这两个多月的动荡中，车主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失踪、有人自杀、有人已经折进了局子，而有的车主人无恙，摩托车却已经报废了。专案人员整整花费了三天多时间，才算把这19辆摩托车的现状都一一查实，奇怪的是没有一辆是如同单老太太所看见的那样是新的或者接近新的！　　

这就是说，单老太太所看到的那辆摩托车是一辆没有登记过的黑车，或者，是一辆非南京本地的车。大多数专案人员分析认为是黑车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时，有人提出，也许并非黑车，而是一辆登记过的合法车辆，但登记时不是绛红色的而是其他颜色的，为了作案才临时改成绛红色，因此看上去像是新车。这个观点引起了众人的重视，于是决定从改变摩托车颜色这一点着手调查。

四、　

当时，那种拿在手里就能喷漆的金属罐罐还没问世，喷漆必须动用空气压缩机。因此，改变车辆表面的颜色，从技术方面来说可能不算复杂，但就设备而言，就并不是哪一个修车匠都能干得了的，必须得去汽车修理厂或者作坊解决。这样，专案人员就着手调查南京全市的汽车修理工厂和作坊，凡是有空气压缩机能够胜任车辆喷漆的，都在调查范围之内。　　

这样，侦查员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把全市的此类调查对象一一走访遍了，却没有查到有哪家接受过改变摩托车颜色的活儿的。　　

专案组众人简直傻眼了：这是怎么的，分析得有鼻子有眼似的，怎么查着就是没有呢？这时，周兴局长召见专案组长封克全，询问案件侦查进展情况，说他已经接到上级命令，要调离南京去新的工作岗位了，不知专案组能否在他离任之前把这个案件侦破。封克全说局长老实说吧，我心里没有底，不敢打百分之百的保票，但我们一定尽力去做。封克全把周兴的话在全组一传达，众人都觉得心情沉重。　　

这时，有一个偶然中出现的情况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当时，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合并，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区司令部由上海迁往南京。上海市市长陈毅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这天从上海前来南京视察军务。南京这边自要布置一番警卫，陈毅抵达前，部分马路实行临时封闭，偏偏有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不肯听从警察的指挥，硬要穿越被封闭的马路，还毛手毛脚地对执勤警察动了手。这样，这主儿当场就被警察连人带车给扣留了。　　

专案组人员没有参加执勤，本来是不知道这件事的。而扣下车和车主的执勤警察，也是不知道专案组正在寻找一辆绛红色两轮摩托车的。不过，这天发生的这一情况，当天傍晚就上了南京市公安局的油印《情况简报》，而且正好被专案组副组长金默亭看到了。金默亭心里一动，当即给交警队打了电话，得知那辆扣下的摩托车竟然是一辆绛红色新车时，马上叫上两个侦查员前往交警队察看。　　

这是一辆没有牌照的美国生产的“鸣诺”新车，车主名叫张明冬，是南京一所教会中学的英语老师。据张明冬说，这辆摩托车是当年1月南京尚未解放时从一个国民党宪兵军官手里买下来的，价格之低一看便知来路大有问题，因此，他一直不敢使用，当然也就谈不上去交警队上牌照了。最近他听说公安局允许以前留下的没有牌照的摩托车上牌照了，于是就从一位朋友开的车行那里弄了一张假发票，已经向公安局登记过了，这天匆匆忙忙是想去领取牌照的，按照计划，他领了牌照还准备马上去常州亲戚那里呢。　　

对于金默亭来说，这番话语的最大价值不是牌照，而是一辆符合目击者当时在现场所见到的出现过的摩托车特征。于是，他就要弄清楚这辆摩托车在案发那天即7月28日的行踪去向。车主张明冬说那天他轮到去学校值班，就把车子骑去学校了，一整天没有离开过学校。这车一直停在学校里，上了锁。　　

侦查员于是就去了张明冬所供职的教会学校，了解到一起值班的还有一位女教师。女教师证明那天张明冬老师确实一直和她在一个办公室里待着，大家各做各的事，中午饭是请看门人的妻子去外面买的。但这只能证明张明冬本人的情况，并不能证明那辆摩托车的情况。于是，侦查员又去找看门人询问情况，看门人证实那天一整天确实没有摩托车开出去过，因为学校放假时大门小门都是终日紧闭的，别说一辆摩托车了，就是一个人出去也得请他开门才行哩。　　

至此，这个曾经被怀疑为可能是线索的情况，就画上了句号。　　

专案组再次举行会议分析情况，有人提出：会不会单老太太是色盲，把其他颜色的车子看成是绛红色的了？于是就派两名侦查员携带了一本医院鉴定色盲的图册前往拜访，当场一测试，不是色盲，分辨颜色很正常。但这个猜测却给专案人员一个新的思路：摩托车的颜色在某种比如阳光下会产生不同颜色的变异现象，那辆在现场出现过的摩托车是否属于这种情况？　　

于是侦查员就借来几辆不同颜色的摩托车，在案发的同一时间前往现场测试，证实这个推断是合理的，在太阳光的映照下，从单老太太站立的那个角度看上去，至少有3种另外颜色的摩托车的车身看上去呈现绛红色。这样看来，有必要调查一下其他摩托车的情况了。　　这时，一位侦查员获得一条线索：一个修车作坊的工人叫雷复根的在大约一个月之前曾经自行装配过一辆金褐色的摩托车，准备出售。封克全下令前往察看，侦查员见到那辆摩托车时，正好是阳光灿烂，照射在车身上，反射出绛红色彩，于是就对车主雷复根产生了兴趣。　　

雷复根是国民党军队的退伍军人，他曾以技工的身份参加国民党远征军去缅甸跟日本人作战，当然，技工是不打仗的，他是杜聿明将军的机械化部队的修理工，退伍定居南京后，就自然成了修车行业的一块香饽饽。雷复根最后去了一位朋友开的修车作坊，名义上是工人，但实际上连老板也是听他的。两个月前，老板去了北方，修车作坊就交给雷复根经营。他把修理时调换下的零部件装配了一辆摩托车，喷漆后就是一辆性能良好的新车了，放出口风准备出售，但到现在也还没有卖掉。　　

侦查人员前往修车作坊找雷复根，那个年代，对于像雷复根这种参加过国军的人被认为是“有历史问题”，自然没有好脸色给他看的。而雷复根也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主儿，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对待这两个穿着警察制服登门的侦查员。侦查员先问这辆摩托车为何不去公安局登记，雷的回答是没有想过登记之事，因为根据修车行业的惯例，凡是装配的车子都是出售后由购买方自行前往公安局进行登记的，他又不使用这辆车子，没有必要花费一笔钱去交纳登记费用。又问你能够保证这辆车一直放着没有被人推出去开着玩玩什么的？雷复根说我一直把车锁在后院，上面蒙着一块油布，谁能推得出去？再说我这边的师傅如果要开车，那有的是人家前来修理的车子，随便推一辆出去就是了，又何必到后院去弄我那辆准备出售的新车呢？侦查员的第三个问题是：上月下旬接近月底的那几天，你在干什么？是否离开过修车作坊？雷复根几乎是连想都没有想就断然回答：“没有！上月下旬我这边的活儿正忙，老板又把作坊交给我负责着，我哪里有空出去玩儿呢？”　　

侦查员又逐个分别询问了作坊的其他工人，包括那个专为大伙儿烧饭打杂的老妈子，都证明雷复根确实没有离开过作坊，那辆拼装的新车也确实一直好好地放在后院。调查进行到这当儿，只好结束了，侦查员离开修车作坊时的心情，可以用“好生无趣”四个字来形容。　　

没想到，出得门去就有了改变这种心情的机会：两人走得没多远，就被正在一株大树下闲谈的几个老人拦住，说警察同志你们是去修车作坊办公事的？那我们老百姓正好有个问题需要你们给解决一下，不知是否可以？侦查员这时还没有意识到对方的问题就是送上门来的线索，但人家这样说了，那就不管是否跟调查内容有关，都是有必要听一听的。一听之下，顿时来了兴趣！　　

那几个老者都是修车作坊的邻里，他们向侦查员反映的问题是：这家作坊名气很响，生意很好，所以日夜喧闹，尤其是修理好引擎后的调试发动，想来就来，半夜三更，大清早什么的都不管的，有时甚至几辆车一起进行，那轰鸣声真是无法忍受。邻里的话，他们只是敷衍，没有实际行动。说到这里，一个老者强调说，有一次，就是上一个热潮来临最热的那天吧，我整夜难眠，熬到早晨4点多钟有点凉意了我正要睡个好觉时，后院也传来了车子发动的声音，反复发动，断断续续折腾了好一阵，害得我怎么也睡不着了，后来头昏了一整天。　　侦查员一听“后院”两字，顿时一个激灵：这不是跟那辆拼装的新车有关嘛！于是询问了一下日期和细节，确认确实是在安博盖克失窃轿车的那天把后院那辆摩托车发动起来开出去的情况后，马上转身重新回作坊去找雷复根。这回，就更加不客气了，一副手铐拍在对方面前：你小子刚才没有说实话，你是打算在这里说清楚啊还是到局子里去交代？　　

雷复根知道事情出现了变化，他当然不想去局子，于是就说出了实情：那辆拼装车确实借给一位朋友使用过。那是7月28日早晨4点钟，那位朋友按照上一天晚上跟他约定的，前来修车作坊把那辆拼装车开走了，到次日晚上9点钟过后才来还的。因为是从后门出进的，所以，作坊的其他工人师傅都未察觉。但是，那天发动时因为那人不熟悉这车性能，所以，折腾了一阵，最后还是他亲自替他发动起来的。　　这位朋友姓甚叫甚，干何营生，居住何处？雷的回答是：那人名叫沙海洋，是他以前的老邻居，原在一家商行当店员，最近听说好像已经失业了，住在德胜门“马回回”清真馆旁边小巷子倒数第二家。　　

侦查员打了个手势：带路前往！　　

沙海洋正在家里坐着吃面条，一见雷复根后面跟着穿警察制服的两个人，脸色就变了，拿筷子的手也微微哆嗦，强作镇静不看侦查员，而是盯着雷复根问，雷哥你登门有何事啊？雷复根苦笑，说我本来没有什么事儿的，被你那天来借摩托车一用，也许就有点问题了。你自己直接回答警察同志的问题吧。侦查员发现，沙海洋瞬间曾经把惊慌的目光射向过桌子。那是一张八仙桌，桌上没有什么东西，但桌子底下却堆塞着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于是就问那麻袋里装着什么，是怎么回事？这一问，沙海洋就惊慌失措了，支支吾吾说不利索。侦查员拖出麻袋打开一看，竟是十几匹龙头细布！　　

原来，沙海洋是个惯偷。上月23日，他去了南京郊区的江宁县城，深更半夜入室盗窃了“明大隆布行”的13匹龙头细布，藏于布行附近的一处废弃破房内。他要把这些赃物运回南京城里，那就得动用交通工具，于是就想到了找雷复根。跟雷说好借车事宜后，因怕引人怀疑，便在7月28日清晨4点钟就去修车作坊把那辆摩托车开了出来，放在家中，一直到傍晚才把车开到江宁，当晚将赃物运回南京后，又把摩托车藏于家中，到晚上才去还掉。　　

这样，沙海洋和雷复根就被当场拘捕。专案人员随即进行调查，证实江宁在7月23日确实发生了“明大隆布行盗窃案”，又调查了沙海洋在7月28日白天的行踪，有多人证明他确实没有作案时间，而那辆摩托车也确实是好好地放在其家中没有使用过。这样，专案组算是意外破获了一个不属于管辖范围内的盗窃案子，使江宁同行大为感激，还专门送来了一面锦旗。那个盗窃犯沙海洋被江宁县公安局拘捕，后来判了刑。雷复根出借摩托车供沙海洋运送赃物，出于不知情，因此，次日就交保释放，那辆拼装车被没收。线索断了。

之后，专案组连续几天举行案情分析会议，却没有任何收获。这时，周兴局长奉命调离南京市公安局，原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副政委兼教导师政委龙潜接替周兴出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龙潜也是一位早在1929年就参加红军的老革命，参加了长征，同时又是一位长期从事保卫、公安工作的行家。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军法科科长，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锄奸部部长，淮北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兼淮阴城防司令员。龙潜对惊动了刘伯承的这起涉外盗窃案件很是重视，上任伊始就带着几个大西瓜亲自来专案组看望全体成员，对大家勉励，对破案寄予希望，要求专案人员在月内拿下这个案件。　　

当大家心情沉重地吃着龙局长送的西瓜时，谁也没有意识到，一道希望的曙光即将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