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萦绕在党中央心头上的“台湾问题”，便开始呈现出更多复杂的变化形式。

一方面是蒋介石对于“反攻大陆”尚且抱有幻想，另一方面是美国的干预使得我党统一大业的脚步越发沉重。

蒋介石

1956年以后，中国大陆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建设社会主义，党中央因此确立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思想，首先体现在对国民党战犯的特赦上面。

1959年，国庆佳节前夕，毛主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建议，释放一批弃恶从善的国民党战犯，同年9月17日，刘少奇同志亲自颁布了特赦令。

12月4日，战犯特赦大会如期举行，一共有30名国民党战犯被释放，其中有10名曾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所的高级将领，诸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

为了向国民党和世界释放中共中央对台和平友好的决心，组织上还特意为这10名高级战犯，连同末代皇帝溥仪一起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用来学习和生活。

诸如此类的释放行为，前后共有7次，1975年，党中央决定释放最后一批战犯。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特别指出,有13名“罪孽深重”的战犯不能放，最后毛主席却说了一句：“算了，都放了”。

毛主席

那么，毛主席为何要分批释放战犯？华国锋所指的13名“罪孽深重”的国民党战犯都是谁？被释放的战犯最后何去何从？

毛主席说：“释放战俘是与国民党斗争的延续”

释放国民党战犯，是中国大陆决心“和平统一”台湾的一种体现。

但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说，在适当的时间释放一些战犯，又能对台地区起到一些“刺激”和“震慑”作用。

1956年1月30日，周总理在政协的一个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为祖国的统一而奋斗。

其间又起草了一份《配合意见》，指示：政协会议结束后，当释放十几个人“看看效果”。

这年3月，毛主席又特意交代，对羁押的多名战犯，只思想教育，劳动改造，“一个不准杀”，又进一步对台释放了，我党善待国军的信息。

当时，“台湾地区”也捕风捉影得到了一些消息，但因那时两岸关系依旧严峻，国民党的对内宣传始终不敢公开中国大陆的“好意”。

毛主席

周总理认为，对于战犯的处理，可以做两种设想，要么判刑，或轻或重，更甚者还可以判死刑，要么在监狱里改造一辈子，无所作为，无所贡献，还占用国家资源。

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7年，那些战犯也随之改造了7年，有些罪犯早已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党和人民也应该既往不咎，将眼光放在两岸关系上，指引这些战犯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若将这些战犯，一股脑的枪毙只为了发泄对内战的愤怒，那么党的形象和策略势必会给国民党造成影响。

周总理

或是对一些渴望回到大陆的台军民们释放出一种“只要是战犯必须被枪毙”的讯号，这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因此，思想教育好过“枪毙”，严格改造、适时释放，不仅可以对台释放善意讯号，促进和谈，瓦解境内外敌人的意志，还能拉近国军人心，缓解外界对中共中央疑惧的思想。

另一方面，在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国民党战俘人数颇多，有些高级将领被关押的时间过长，全部释放会对台湾地区造成一定的压力。

因为，从生活补贴到工作安排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加上这些战犯的思想有变，即使中国大陆将那些“俘虏”全部送过去，蒋介石也不敢再启用他们，或者还想“杀”掉其中一些泄愤也不一定。

基于此，中共党中央决定分批释放，一方面是为了观察台湾地区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想利用这些人，研究出一套积极“影响”台湾的方案。

也正是这一年，中共党中央决定挑选出一批国军内的高级将领，将他们送到功德林进行“加速改造”。

当时大概有200多人被选中，在功德林里，他们被允许与家属通信，也可以接受亲友的探视。

可以学习新的知识，新的思想，也可以去祖国各地的工厂参观，目的就是要彻头彻尾地改变他们对我党的认知。

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毛主席决定释放10名国民党高级战犯，当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发表演讲感谢党和毛主席时，海峡对岸的国民党高官各个惊掉了“下巴”。

他们既担心中共的“仁爱”政策会动摇部分国军的心，又担心那些被“改造”过的将领，会从事一些不利于国民党的活动。

毛主席说：“释放国民党的战俘，是对蒋介石斗争的延续”，这种不费一兵一卒的“软”实力渗透，要比相互对峙更让蒋介石害怕。

把他们都释放了，来去自由

1974年12月，毛主席在长沙养病期间，既要筹备四届人大的安排，又要操心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的释放问题。

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在批示中写道：“还有一批战犯都被关押20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都放了，来去自由”。

毛主席发话后，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立即去收集被关押的战犯名单和思想改造情况，结果情况的确“不容乐观”。

因为那些战犯，大都被关押了25年，在历经特殊时期之后，身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衰老，除了一些生老病死的罪犯，剩下的也都有六七十岁的高龄。

毛主席

月末，华国锋将整理好的战犯名单、年龄、身体状况、判刑时间等信息，都绘制成一张表，分发给各部门代表，并召开会议，商量释放的事宜。

当时，会议在中南海的第四会议室内举行，到场的有公安部的干部、最高法院的院长、统战部的负责人等十几名同志。

在会议上，华国锋将从事审讯工作几十年的姚伦同志请到身边就座，与之挨个讨论战犯问题。

为了核实每一位战犯的信息，华国锋常常将会议开到后半夜，只为了跟在座的左右同志商量清楚，哪些人可以释放，哪些人不能释放。

华国锋

1975年2月25日，华国锋向党中央上报了一则《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

该报告中显示，有13名国民党“罪孽深重”的战犯不能释放，应继续关押。

其中包括原国民党军统“三剑客”之一的周养浩，原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广西战站长、国军少将谢代升等人。

后来周总理也看了报告，两天后又交到了毛主席的手中，毛主席一看当即做了批示：“都放了算了”。

毛主席

毛主席认为，公安部这样做显得气度有些小，那些人都已经被关了20多年，年近古稀，没有必要再改造，即使都放了也掀不起任何风浪。

还有，公安部只给这些战犯发放15块钱零用钱，未免也太少了，并且不办欢送会，还不举行欢送宴，给人一种不友好的感觉。

后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这13名罪犯连同其他人一并被释放，给每个人100块钱零用钱，有能力工作的安排工作，身体不好的安排治病，想去台湾或者香港投奔亲属的，来去自由...

毛主席

这么一来，华国锋之前连续好几日不合眼地开会，忙得焦头烂额，还没有毛主席的一句“都放了算了”，来得简单霸气。

当毛主席的指示下达之后，华国锋瞬间感受到伟人宏伟的气度，想来也是，这些人几十年前犯的错，几十年后着实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处理。

毕竟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也在一步步缓和，没理由再继续关押战俘，或者带着过去的仇恨对那些战犯进行“分类”。

毛主席和华国锋

因为时代已经变了，国内的政治环境相当稳固，国民党也没有那个雄心壮志“反攻大陆”，一切琐碎当随风而去。

而后，华国锋又召集公安部开会，将毛主席的批示准确地传达给各个部门。

会议上，华国锋强调：要“倒光口袋，一个不留”，不准私下“打埋伏”，要准备好所有释放者的名单。

碍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华国锋既担心有遗漏，又担心完不成毛主席的指示，只好亲自查阅前6次战犯的名单统计人数，与此次所剩下的人数做比对，结果发现，人数上没有问题，但关押上有25名战犯属于分错类。

这些罪犯大都被关押在辽宁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等地，其中有一部分战犯属于“投诚”者，本应该释放，结果也被关押起来，在查明真相之后，华国锋当即宣布：“优先释放起义投诚者”。

1975年3月17日，华国锋宣布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共有293人，其中包括，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

那么话说回来，最后一批被特赦的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是否能如愿与家人团圆呢？

大环境已经变好，战犯的归途却充满波折

1975年3月23日，组织上在北京饭店大厅，为最后一批战犯举行欢送宴，只见他们身穿蓝色的军装便服，各个神采飞扬，几十年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入如此高级的场所。

当时叶元帅、华部长、政协副主席茅盾同志都亲自到场参加欢送宴，场上的气氛一度热闹的如同过年。

毛主席

毛主席听闻现场的实况后表示很开心，一激动又决定给这些战俘们每人再追加200块钱补贴，和100斤粮票 。

宴会结束后，这些战俘有工作能力的都被安排到各大省市工作，有亲友接收的，都安排他们团聚。

家人不肯接收的，或是无家可归的，组织上都安排接收处，该养老养老，该送医送医。

另有10名战犯，想要到台湾与亲友相聚，组织上连一句废话都没有过问，便立即为其安排飞机、联系酒店。

1975年4月13日，这10位要去台湾的特赦人员，从北京登上了南下的飞机，次日又经深圳，抵达了香港，一到地方，就被安排在香港帝国酒店和兰宫饭店入住。

因为是大陆释放的最后一批战犯，并且要被安排回台湾，使得这十个人迅速成为当时的舆论焦点。

叶剑英元帅

恰逢此时，“台湾地区”正准备操办蒋介石的葬礼，面对这10个战俘的返台，台湾地区却不知好歹地表示：“中共在“国丧”之时遣返国军军官，那些人十有八九是中共的间谍”。

而英国则认为，这十个人回台，是中共与国民党内战的继续，只要台湾接受了这十个人登台，就意味着中共盼望已久的“入台”策略有了推进，同时也会使得岛内的军民们纷纷站出来要求，两岸之间“互通往来”。

于是两岸之间极其敏感的“互通”话题，便被冲向了舆论的顶端，如今看来，毛主席的这一策略的确高明，可惜的是国民党又掐断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毛主席

只因，他们对这十个被改造了20多年的国军军官极其不信任，要求他们互相交3份材料，一份交代中共内幕，一份交代个人情况，另一份则交代其他9个人的实情。

其中一个叫张铁石地写了三份，台湾地区不满意，又是逼迫又是拿其子女做威胁，要求他重写，最终逼死了张铁石。

其他九个人，各个都看破了回台无望的现实，有四个人转机去了美国，两个人留在了香港，其他三个人则返回了中国大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两岸关系有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台湾方面开放了大陆探亲，而那些被拒入台的特赦人员也渐渐衰老，离开人世，最终能团圆的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