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平庸的宋仁宗，为何还被史书称为旷世圣君？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42年。

在这42年里，无论内政外交和军事，宋仁宗并无值得大书特书的显赫政绩。对外战争败多胜少，每年都要给辽国和西夏大笔金钱物资以换取和平。在内政方面，北宋的财政危机不断加深，“三冗”问题日益严重。虽然期间宋仁宗启用范仲淹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在官僚集团普遍的反对和抵制下，这场改革最终也草草收场，并未取得实质效果。

虽然宋仁宗治国理政上并无多大建树，但在各种史书上却把他称为千年难得一遇的旷世圣君，把他夸的跟一朵花一样。这就比较奇怪了，评价一个皇帝的功绩不是应该以其治国理政的成绩为主要依据吗？宋仁宗在这方面的成绩平庸，史书为何还给予他如此之高的评价？

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宋朝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文官集团在宋朝取得了在其他朝代难以比拟的优势地位。而文官集团又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自然而然儒家思想就成为了宋朝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我们都知道儒家思想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它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性本善，只要对每个人施行道德教化，使每个人都成为具有良好道德的正人君子，那么天下自然就会和谐安定。

在儒家的思想观念里，皇帝也应该是全国人民伦理道德的表率。“神圣者王，仁智者君。”在十分重视礼法之治的传统社会，皇帝对全国人民的道德榜样作用甚至重于他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人们普遍相信，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世道人心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他克己守礼，则天下百官万民都会积极响应，父慈子孝，奉公守法，天下大治，即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如果他胡作非为，名分混乱，则人心失散，王纲解纽，大乱将至。

如果以儒家思想的标准来衡量宋仁宗，那么他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是非常符合这个标准的。史书说他宽厚仁慈、勤俭节约、从谏如流、任用贤能、与民休息，而当时官员文士的文章都对这位皇帝不吝溢美之辞。由此可见，以宋仁宗的个人品质而言，是当得起“仁”这个字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宋仁宗的个人品质和为政举措都完美符合儒家思想的各种要求，那么按照儒家的理论，有这样一位宽厚仁慈、勤政爱民、勤俭节约、从谏如流的圣明天子治理国家，天下早就应该大治了。但事实是北宋王朝的各种积弊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愈发严重，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我认为这是由于儒家思想过分强调挖掘人性中善的一面，而对于人性中恶的一面重视不够的结果。

翻开儒家经典，劝人如何向善的言语比比皆是，但很少谈及对于作恶之人如何进行惩罚。偶尔说到这个问题，基本解决思路也无外乎以仁义道德进行教化，使其弃恶从善这类调调。

这个思路也不能说是错的。因为人性当中，整体上善是多于恶的。一个人在生活中坚持诚以待人，大部分人也会回之以诚信；一个领导在工作中坚持以身作则，他说的话下面的人就会更愿意去执行。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严格要求下属努力工作、清正廉洁，自己却游手好闲、贪污受贿，那么下面的人就会有样学样，表面上装得很听话，背后乱来。

但扬善并不能代替惩恶，因为恶也是人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能对恶行进行有效打击遏制，善行就会遭到严重破坏。俗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有时只要很少的恶行，往往就会让数倍的善行化为乌有。

而且就算是善人也是有弱点的，一般情况下行善的人，在诱惑足够大的时候也有可能选择作恶。有的人不在乎金钱，但可能禁不住美色的诱惑；有的人自己可以过的很俭朴，但看不得老婆孩子吃苦，你给他送钱他可能不收，但给他老婆孩子送钱他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人自己不怕死，但如果威胁到他的家人，他可能就会害怕退缩。

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是无法彻底消除的。所以，要建设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既要弘扬正气，加强道德建设。也要有足够的惩罚手段来惩治罪恶，双管齐下，才能奏效。

由于儒家思想的局限性，很多在深宫里长大，从小就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皇帝，就会过度相信仁义道德的感化作用，而对人性之中的“恶”往往理解不够。他们不了解官僚集团的贪污腐化和豪强地主巧取豪夺会对广大普通百姓造成多么大的苦难。他们也不理解很多人做恶是不可能只靠仁义道德来感化的，必须用严刑峻法才能制裁。他们也不知道很多官员看上去清廉正直，暗地里却为了个人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来欺骗他，嘴上说一套背后干一套。

宋仁宗就是被这种儒家思想教育洗脑成功的典型。他所谓的宽厚仁慈，善待士人，本质上就是对官僚集团的一种放任和纵容，他主动放弃了对官僚集团的监督和严刑峻法的威慑。官僚集团在失去了监督和严刑峻法的威慑后，只会加速腐化堕落。

在这种官僚集团普遍腐化背景下，皇帝的所谓的“仁政”、德政”再多，最后也很难落到广大百姓身上。因为在“郡县制”的制度下，官僚集团是控制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阶层，一个腐败的官僚集团，可以把任何有利于百姓的政策措施变成掠夺百姓血汗的方法。在官僚体系整体腐败的情况下，任何改革、变法都是无效的。

这就解释了为何宋仁宗一生都在努力推行“仁政”，但国家却并没有越变越好，反而越变越差的根本原因。绝大部分官员关心的并不是整个国家的利益，而是自身或家族的利益。他们做官的目的只是为了升官发财，而不是为了国家和广大百姓的福祉。如果遇到一位御下严格，严刑峻法的皇帝，他们可能会有所收敛。如果遇到的是像宋仁宗这样以“宽仁”纵容他们的皇帝，他们往往会变本加厉，加速堕落。

当然，做为回报，这些被洗脑成功的皇帝，在文官们书写的历史上，就会被描写为旷世贤君，以便后来的皇帝继续模仿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