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九大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向全体代表介绍了一位自己的“老朋友”，而被介绍的人，正是河南省一位名叫纪登奎的副主任。

纪登奎作为一名早期的革命者，也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姿态，放在生活中也同样如此，他身上的很多优点，也都引起过毛主席的注意。

毛主席眼中的纪登奎

许昌是一座小城，位于河南省的中部，毛主席曾多次路过许昌，在这里听取汇报，还会作一些批示。

1951年的春天，毛主席专列从北京出发，沿着京广铁路一路向南，路过许昌的时候专门停下了车，并听取许昌地区领导人汇报，那会的纪登奎正是许昌地委副书记，他也就这样见到了毛主席。

此时的纪登奎还非常紧张，毛主席观察到了这一情况，便没有一开口就谈工作，反而问了问纪登奎是哪里人，又和他聊起了三国时期的故事。

由于气氛非常轻松愉快，纪登奎也就慢慢放松了下来。

紧接着，他也汇报了很多跟许昌有关的事情，诸如土改、治淮等等，还着重汇报了许昌地区如何能够建立起宣传网。

毛主席和他聊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对他产生了比较好的印象。

到了5月，纪登奎还应邀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向广大与会代表介绍了许昌宣传工作方面的经验。

毛主席听了之后，也称赞道：“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得到了毛主席的赏识，纪登奎的工作能力才开始被不断体现出来，他也很快被任命为许昌地委书记，那个时候，纪登奎也仅仅只有28岁。

1953年毛主席再度来到了河南，他对陪同在一旁的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说想要听听纪登奎汇报工作，就这样，纪登奎再度被带上了毛主席的专列。

或许是许昌这个地方一直都给毛主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毛主席还和在座的人讲起了自己第一次来到许昌时的场景，那是一则毛主席在1918年的故事。

此后，纪登奎的工作情况就一直在毛主席的视野当中。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年头里，河南省委也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将纪登奎调任到筹建中的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厂长。

纪登奎上任后不久，毛主席则再度来到了河南视察，还将纪登奎叫到了郑州来谈话，询问他在工作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面对毛主席，纪登奎也早已没有了最初时的紧张感觉，他说：“没有办理工厂的经验，还缺乏文化和技术知识。”

毛主席则鼓励说：“世上无难事，没有经验就可以在实践当中去积累，缺乏技术和管理知识也可以自己去学习。”

可以说，这些年来，纪登奎也一直在毛主席的鞭策之中成长着，各方面的能力都在不断提高。

在步入了不惑之年的时候，纪登奎就已经被提升为河南省常委了，在1963年，毛主席再次来到了郑州，纪登奎也赶来了，向毛主席汇报起了洛阳农村战胜灾荒和克服困难的一些情况。

那些年毛主席先后视察了河南十几次，几乎每次都会将纪登奎给找来，这也足以见得毛主席对纪登奎的信任。

这一路走来，纪登奎的情况也确实比较特殊。

纪登奎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过很少做军事方面的工作，也从来没有指挥过正规部队的经历，他指挥过地方上的剿匪，可那些战争的规模并不算大。

从建国初期开始看起，很多担任县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中，大多都是一些有过战功的军队干部，不过这些纪登奎都没有。

不难分析出，毛主席看中纪登奎，也主要是看中了他对革命的工作热情，实践也证明了。

无论将纪登奎放在哪里去，他都能展现出极高的工作热情，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干出成绩，和这样的经历对比，过去的资历就没那么重要了。

此外，纪登奎在工作当中还表现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拼命精神。

为了工作，他可以夜以继日不眠不休，就连他的子女们都开玩笑说他是“拼命老三”，“老三”也是因为他在兄弟几人中排行第三。

纪登奎对于工作有着高度的责任感，给他安排什么他也能做好什么，对于自己身上的职务，他也从来没有过多考虑过什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1968年年底，中央准备召开九大，在拟定的九大中央委员名单中，纪登奎就被列为了候选人。

1969年4月，九大召开之前，纪登奎便来到了北京。

那会他刚刚在北京的一处酒店内住下，就有主席团的成员来找他谈话，意思是让他出面发言。

纪登奎从来没有考虑过会有这个问题，也就推辞说：“我发言是不合适的，我顶多算是个解放干部。”

对方眼见不好劝说他，也干脆就表明了说：“你知道吗？这次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毛主席让你发言。”

纪登奎没法再推辞，也就草草准备了在九大上的发言稿，并在九大上发了言。

在九大上，纪登奎也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两项任命完全超乎了纪登奎的意料，因为这代表着纪登奎进入了中央领导的高层，也成为中央的领导之一了。

果然，从1969年开始他就被调入了北京，可以参与中央重大问题的讨论了，也可以经常去见到毛主席。

那会，纪登奎在最初的时候工作方向主要是协助周总理的工作，后来，毛主席又让纪登奎出任了中央军委领导成员，也从来没有对外隐晦过，这些都是毛主席本人的意见。

对于这些任命，纪登奎也觉得自己以一个长期做地方工作领导的身份去出任高级军职是不得已的事情，不过他也在这里学习了很多军队上和军事方面的知识，还和叶剑英、陈锡联、李德生等人共事过。

几年之后，纪登奎还主管过一段时间旅游业方面的工作，他也向中央提出：旅游业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也给国家带来了较大的收入。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那些年里，旅游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也和纪登奎提出过的意见分不开。

晚年的纪登奎

1982年，中央则安排了纪登奎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查研究工作，给他定了一个“部级研究员”，在那个职务上，纪登奎也成为了级别最高的研究员。

那会，纪登奎搬到了内务部街一个四合院当中，华国锋过去曾住在这里，对于纪登奎来说，这个院子也非常宽敞。

他还有一部专车，并配备了一个专职司机，外出出行的时候非常方便。

那段时间里，纪登奎还遇到过一次“意外”。

有一次，纪登奎突然想着去宣武区一处亲戚家看看，也就没通知司机，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就去了。

结果刚到了亲戚家的胡同口，迎面就遇到了一个骑快车的小伙子，一下就将他给撞倒了，不过小伙子也负起了责任，赶紧将纪登奎送到了北京医院去接受治疗。

后来，小伙子听说自己撞倒的是纪登奎后也吓坏了，还好是纪登奎给这位年轻人宽了心，让他离开了。

医生给纪登奎打了石膏后还没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纪登奎就急着去四川搞调研去了，走的时候胳膊上的石膏都还在，他先后去了成都和重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回来之后胳膊的情况也好起来了。

若是离开北京去其他地方，那就需要坐火车，有一次，他离京外出的时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就给他安排了一个软卧包厢，这也是正部长级别的待遇，按照相关的规定，正部长级别的官员可以一个人住一个软卧包厢，这就相当于四张软卧车票。

同时，身边的随行人员还可以有两个人一起坐软卧，只需要另外去买两张软卧车票。

也就是说，纪登奎外出的时候可以报销6张车票，也就是一个半包厢。

不过纪登奎却非常节约，愿意随行人员和他住在一个包厢里，这样只需要用到4张车票，就不需要另外去买其他工作人员的车票了，报销的时候报销4张车票的钱就可以了。

而纪登奎要是去外面的省里面，北京方面一般是不派警卫员的，到了地方之后，省里面一般则会安排警卫员，这也是考虑到纪登奎过去的职务。

在他平日的生活当中，生活用品也会享受到“特供”，主要是以食品为主。

在医疗待遇方面，纪登奎的医疗关系也依然在北京医院当中，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国家卫生部也会直接给他结算医疗费用。

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我国开始推行起了领导干部退休制度，基本上是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从优。

综合来看，纪登奎的晚年一直都享受着正部长级别范围内的待遇。

不过，纪登奎在晚年的日子里，也基本上就是读书看报、吃饭睡觉，偶尔还和孙子、外孙们打打闹闹。

他每天都会看《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和《北京日报》等报刊，除了这些之外，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

家人们怕他会无聊，还专门给他支起来一张乒乓球台子，还配了羽毛球和拍子，可对于这些他都不是特别感兴趣。

看书和看报累了之后，他就会在院子里面散散步，若是感觉到院子脏了，他就会主动拿起扫把去打扫一下，也经常帮着家里面的人去收拾屋子，还经常自己动手去烧锅炉。

在纪登奎65岁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去了他家中采访，纪登奎还透露过晚年的夙愿。

当时在回答“愿望”这个问题的时候，纪登奎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教书和写书。”

按照他的意思，他是想要将过去的经历以及相关的经验教训都写下来，留下一段历史。

确实，从纪登奎的人生履历来看，他也经历了很多新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遗憾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最终没来得及去实现。

而关于教书，纪登奎也主要是想着去大学里面教教政治经济学，也能结合实际情况阐述一些基本理论，他觉得在这方面自己还是有一些发言权的。

1988年6月，纪登奎因肺炎来到北京医院住院，很快就出院了。

一个月后，他还在家中休养，突然感觉肚子有点疼，当时家人都没有在乎，以为是晚饭的原因。

纪登奎本身也有拉肚子的毛病，还以为是老毛病犯了，也就去了院子里散散步，晚上正常睡觉。

到了夜里，纪登奎突然喊来了自己的老伴，说他自己肚子疼得厉害，老伴见状立即要去找司机送纪登奎去医院，不过那时的纪登奎还拦住了老伴，觉得现在夜已经深了，太晚了。

家里的孩子还是给国务院管理局打了电话，十多分钟后车就来了，纪登奎坐车去了医院。

那会谁也没想到，纪登奎突发的这次疾病非常厉害，自从他上了手术台后就昏过去了，也没能再起来。

纪登奎逝世后，党和国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不少中央的领导都来到了现场，向纪登奎进行最后的诀别，中央审定了他的生平后，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参考

纪登奎下野以后 王灵书 炎黄春秋

毛泽东看好纪登奎 百年潮 贺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