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荣辱李鸿章

李鸿章的评价问题是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客'观地说，李鸿章一生行止颇多不得已之处，回归历史场景，以理解之同情心态审视之，我们可以说，他有错，但绝不是卖国；他有功，但远不是白璧无瑕。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标准是第一标准的原理。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李鸿章通过大办洋务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其功业是主要的。当然，对其历史局限性，我们也要讲清楚。

（一）特殊的历史时势造就了李鸿章

满清政府是狭隘的部族政权，重满轻汉是其国策。以汉人之身，出将入相，几乎是神话般的传说。李鸿章以科举考试入仕，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以翰林兴师，以军功位列封疆，开府一方，大办洋务。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潮流的历史大势和满人官僚集体腐败无能的产物，若无舍学习西方无以救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也难逃飞鸟尽良弓藏的命运！

（二）袖长手短的困局塑造了李鸿章

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严重窒息了民族的活力。官僚之间的勾心斗角，满汉之间的党同伐异，派系之间的合纵连横早已钝化了统治阶层的锐气。在此国情下大办洋务，必然涉及到既得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产生无穷无尽的矛盾隔阂，李鸿章与洋务大佬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之间的诸多龃龉之处足以说明个人抱负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巨大张力。论其进退失据，动辄得咎，毫不为过！

（三）敌强我弱的形势改造了李鸿章

李鸿章生性暴躁，又以翰林之身久在军旅，动辄骂人训人是其行事风格之底色。然而，在列强交相侵略于我而我却还有求于列强的大前提下，他把“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作为基本政策取向。于是乎，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屈辱条约。也正因为如此，卖国的帽子便稳稳地戴在了他的头上。乐观地说，外交讲究的是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凭心而论，战败情况下的谈判，换作任何人都不能以三寸不烂之舌折冲樽俎，空手套白狼挽回国家利益！

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老年洋务，一路扶摇的李鸿章虽是人中龙凤，但在诸多客观环境的制约下，辗转腾挪，左右专营，也落得个裱糊匠的历史定位。据此方知司马迁忍辱负重撰写《史记》的苦衷矣！梁启超评价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和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

大矣哉，梁任公所言，当为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