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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

它否定了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方针，正式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政治和军事指挥上的领导地位。

为迷失方向的中国革命指明道路，对于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然而，遵义会议并不是一场平静和谐的会议，相反，这场关于中国未来何去何从的大讨论跌宕起伏险象环生。

遵义会议

每当毛主席回忆起这件往事的时候，都会感慨良久。

若不是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在遵义会议上投出了关键一票，坚定地选择站在自己一边，挽救了党和红军，中国后来的走向可能大不一样，此人在党的发展历程当中居功至伟。

那么，这位关键先生究竟是谁？这位有胆有识的人物仗义执言，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山穷水尽：中国革命前途茫茫

自1921年7月23日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经数载抗战内战，走过了一条风雨飘摇的艰难道路。

最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迎来了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立志要让中国走上发展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在这30多年间，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反而时刻充满着内忧外患，其中最惊险的一次莫过于1935年10月召开的遵义会议。

当时，中央革命军刚刚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无奈撤出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

作为革命军最高总指挥，来自共产国际的德籍顾问李德和博古等人不思自我反省，反而以军队实力差距过大为由推卸责任，对自己在指挥上的“左”倾错误视而不见，众多党员同志早已心怀不满，却没有人敢直言。

博古 李德

当时的毛泽东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主席的身份，但是在军权上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军机大事无权过问，即便自己有正确的主张，却也没有资格发号施令。

他眼见红军在与共军交锋中屡屡受挫，曾不止一次地向中央军委表达意见，但李德、博古二人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不以为然，固执己见地在“左”倾道路上越陷越深。

星星之火：革命挚友互诉衷肠

王稼祥30年代从苏联回国，兼任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同样认为李、博二人在指挥方面存在不当之处，反而对受到排斥的毛泽东心生敬仰。

王稼祥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他被敌机炸成重伤，身体里的弹片取不出来，伤口化脓，却仍旧心系党和红军，是腹部通着管子被担架抬上长征路的。

巧合的是，当时毛主席身上也有伤病，两个躺在担架上的人顾不上自己的病情，与国军作斗争的受挫却成为他们最大的心病。

长征途中的某个夜晚，毛主席去看望王稼祥，与他同塌而卧抵足而眠，彻底长谈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忧虑，向彼此吐露着积压已久的心头大事。

王稼祥说：

“从赣南出发的时候，部队有将近9万人。渡过湘江之后，现在只剩下三万来人。像这样一败再败肯定是不行的，但是目下该怎么做，我自己也没有头绪。”

毛主席沉思片刻：

“那我就先说说我的看法，然后咱们交换一下意见”

“在我看来，老蒋早已在湘西布下了一个大口袋，就等着红军去钻，作为一支军队的将军，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出，那岂不是要祸及三军吗？”

“如果我们按照制定好的路线走，继续北上去和第二、第六军团会合，那无异于自投罗网，搞不好可能全军覆没。莫不如改道前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一带，让老蒋扑个空。”

王稼祥如醍醐灌顶，连连点头：

“好主意啊！唉，这些话我都不能当面对他们说，其实博古压根就不懂兵，李德虽然懂一点，但他却一个劲地瞎指挥，根本不顾目前的形势有多严峻！”

毛主席一脸严肃地回答道：

“你说到了点子上。李德的军事知识从哪里学来的？全是从西洋那边照抄来的，是从帝国注意战争当中搬过来的"

"国外是什么战争？是拿破仑战争、苏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现在打的是什么战争？"

“是在革命根据地上打的，敌强我弱的反‘围剿’战争，性质、环境、条件各方面都不一样，空间甚至时间上都相差甚远，他们却只知一味地生搬硬套，岂有不败之理？”

“孙子兵法早就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咱们这位参谋呢，对彼对己都不了解。”

毛主席激昂的话语说出了王稼祥的心声，连连表示完全同意。

毛主席叹了口气：“只可惜，我现在没有半点发言权。”

王稼祥却说：

“未必！”

“据我所知，政治局里以张闻天为代表的绝大部分同志都是如此看法，我和他们曾私下交谈过多次，他也认为如果再让博古和李德做总指挥，早晚要坏大事。您不妨也抽空找他交换一下意见。”

经过一夜畅谈，毛主席心中有了底，原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李德、博古心怀不满的并非只有自己一人。

其实，这次谈话并非两人首次深入交流，早在1932年，毛泽东和王稼祥就已经是私交甚好的挚友。

张闻天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苏区中央投票表决，要解除毛泽东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全部权力，唯有王稼祥一人当时就看出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当众表示坚决反对，希望将毛泽东留在前线。

只可惜彼时的王稼祥人微言轻，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重视，毛泽东的军权还是被撤掉了。

在毛泽东最落寞失意的日子里，所有人都疏远他而去，只有王稼祥时常登门造访陪他谈心，甚至比以往更加亲近。

这段独特的经历，不仅使两人成为一生的知己，更结下了情比金坚的革命友谊。

燎原之势：更换将帅人心所向

随后几天，毛主席和王稼祥先后找到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大家推心置腹率性直言，很快达成了共识：

一定要撤掉李、博二人的军权，并共同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红军的新统帅。

张闻天得知毛泽东同志的主张之后带头拥戴，他对大家说：

“现在谁也说不清，这一次战略转移的目的地究竟在何方。像这样没头苍蝇一样，打一枪换个地方，肯定是没有好结果的。论打仗，毛泽东同志有办法，比我们任何人都有办法。既然现在大家都没主意，我看就应该请他出来担纲。”

40多年后，回到德国的李德还专门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谈及此事。他描述当时的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到各个军团溜达”“无非是想劝诱各军团师长和政委接受他的观点”。

如此一来，被架空的李德、博古成了光杆司令，虽然人还坐在指挥部，但是已经没有人愿意听他们下达的命令了。

很快，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主席力主避实击虚、改道川黔边境的行动方针。

李、博二人极力反对，却无人理睬，气得脸红脖子粗，却只能干瞪眼。

挥戈西指的红军一举突破乌江天险，胜利占领贵州遵义，使湘西国军围歼我军的计划化为泡影。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观点是英明正确的，更换将帅已经成为党内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惊涛骇浪：遵义会议剑拔弩张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及红军各军团负责人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进行总结和反思。

政治局这边由王稼祥、张闻天等人领衔，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而各军团负责人还在云里雾里，各自的态度尚不明朗，就像是聚义讨董的十八路诸侯。

可笑的是，李德和博古二人对于自己权威的丧失毫无察觉，甚至还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兴致勃勃。

会议上，博古首先做了总结报告，非但毫无愧疚之意，反而将打了败仗的原因全部归咎于客观方面，认为是军队战斗力悬殊太大，换任何人来打结局都是一样，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

博古的发言让会议陷入尴尬的冷场，例行的掌声也显得格外稀松。

博古

随后登台做报告的是周恩来和张闻天，他们没有给博古留情面，实事求是直言其短，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失当。

具体来说，就是进攻的时候太过冒进，防御的时候太过保守，撤退的时候又一心只想着逃跑，从而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战机，一句话总结，纯属纸上谈兵。

周恩来强调：在前四次反“围剿”斗争当中，红军时常斩获佳绩，与国军并未分出明显的优劣，可见装备差距和战力悬殊并不能成为战败的借口。

听完这一番发言，全场鸦雀无声，李德和博古二人的脸上早已挂不住了。

在如此一场重要的会议上，政坛和军方的重要人物齐聚一堂，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观点，剑拔弩张的气氛只需要一点火星就会被点燃。

一场严肃深刻的党内斗争骤然爆发，大多数与会者始料未及，不知所措，连大气都不敢喘，更别提站出来表明立场了。

就在这尴尬紧张的时刻，是王稼祥第一个站起来打破僵局，坦坦荡荡地向大家表示，自己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并指出李德和博古在指挥上犯了明显错误。

王稼祥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李、博二人一再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无视红军队伍与广大群众长期以来的实战经验，实行全搬照抄式的瞎指挥。

说这话的时候，王稼祥毫不畏惧地盯着李德的眼睛，李德正不敢置信地望着他，眼中充满不解和愤怒。

王稼祥毫不在意，从未想过做这个出头鸟，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

只见他继续自顾自地说着，进一步揭发两人的其它错误：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军事方面一直强调集体领导、统一方针，然而自从李、德到来之后，却将军机大权个人包办，而对其他人的意见置若罔闻。

此外，不知从何时起，他们还对下发展出一种恶劣的惩办主义，利用各种手段打压下级，却从不做任何自我批评。

凡此种种，都绝非一位合格的共产党人所为，更不用说此二人还是身居要职的红军总指挥。

陈列了种种罪状之后，王稼祥提出结论：

“横跨乌江占遵义，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方面的远见卓识。中国未来的革命战争，必须由毛泽东这样具备实际经验的革命家领导，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因此我建议，应当立即对中央军委进行改组，罢撤李德和博古的指挥权，改由毛泽东领导。”

王稼祥当天正发着高烧，可这番话一说完，顿时像是吐出了胸中块垒，一身轻松。

话说到这个份上，其他人也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纷纷跟票站队毛主席。

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李富春等人先后上台发言，发表对“左”倾主义的种种不满，表态拥护毛主席的领导。

这时，毛主席一反常态地站了起来，也上台说了几句：

“路是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这些都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红军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打运动战，为什么百战百胜？就是因为我们始终贯彻这条传统策略——实事求是"

"可是现在，二位统帅是从国外来的，你们对我们的斗争经验并不熟悉，对我们当下的斗争形势也不够了解"

"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我们能以少克众，第五次就败得这么惨？果真全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吗？我看恰恰是忽视红军作战优良传统、脱离实际情况酿成的恶果"

"国民党的实力固然在我们之上，但我们自身的问题才是更重要的因素。”

毛主席的总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驳得李德和博古哑口无言，老半天才憋出来一句：“我要考虑考虑。”

出于打了败仗的懊恼，以及对阵亡将士的缅怀，在场的军区指挥员们各个言辞激烈，越说越停不下来，纷纷强烈要求结束李德和博古的错误指挥。

但是，李、博二人毕竟在军事高层待了这么久，也笼络了不少心腹之人，他们为表忠心，无视事实，反而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倒打一耙，质疑毛泽东的方略也未必万全。

双方激烈交锋，寸步不让，场面一度失去控制。

不知何时，会场上不见了李德的身影，四处遍寻一遭，却发现他正一个人躲在大门口抽着闷烟。因为不会汉语，他只能通过翻译伍修全了解大家的意思，从一开始的兴高采烈，现在已变得垂头丧气一言不发，就像一个败军之将，无奈地接受自己即将失势的现实，耻辱地听取所有人对他的批判。

伟大转折：中国革命新的篇章

遵义会议持续了整整两天，最终投票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二人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一位伟人正式进入中国历史的舞台，开始为近代中国谱写一段全新的华丽篇章。

邓小平同志是这场党内变革的见证者之一，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长征路上，我几乎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及张闻天同志形影不离。每一天他们都要在指挥部里等到深夜才睡。等什么？等前线各个部队发过来的电报。全部收集齐了，他们再根据这些电报的内容进行讨论，制定红军的下一步行动。

多数时候都是毛泽东同志拿主意，因为他确实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卓越的军事才华，所以基本上他的主意大家没有不同意的。

即便如此，他却始终没有认自己为名义上的军委主席，做大小决策必与大家共同商议。

在党和红军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力挽狂澜，使濒临灭亡的中国革命起死回生，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全新活力，充分展示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气概、智慧和决心。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它彻底终结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长期统治，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为长征的胜利完成奠定了基础。

后来，每当毛主席说起这段故事，他总会不禁感慨：

“王稼祥是第一个支持我的人，遵义会议上是他最早站出来说真话。要是没有他这关键的一票，中国后来会怎么发展谁都不知道。”

2021年，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国家领导人特地前往贵州遵义会议旧址考察调研，在遵义会议当年的大合照前，驻足凝视，深思良久。

强调出：遵义会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始终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伟大传统，影响深远、意义非凡，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当认真领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让它们在新的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1、黄宝华.遵义会议会址：不朽的精神 永远的丰碑.贵阳日报.2022-08-25.

2、郑礼志.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遵义日报.2022-08-21.

3、杨娟.钟金贵.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坚持真理（上）.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2-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