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是中国古代连接新疆地区、中亚及西亚的商业道路。广义上，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由于陆路使用更多，且是最早打通的中国前往西域（今新疆）进而连接中亚西亚的道路。故提起丝绸之路，如无特殊标示一般都指陆上丝绸之路。

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人，除中国官方的使者、军队外，最多的就是商人，往来贸易中国的物品。

其中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也是这些商人的交易的主要商品，丝绸之路就得名于此。

由于中原王朝一般禁止中国人从事国际贸易，活跃在这条丝路上的商人大多是胡商。

那么什么是胡商？这些胡商在丝路上行动有何规律？中原王朝又是以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些胡商的呢？下面，我们将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一探索。

一、什么是胡商

在称呼非中原民族时，中原有很多种称呼。比如蛮夷、番邦、化外等等，以示与中原汉文化民族的区别。

当然，这种称呼是很笼统的，并没有对这些邦外人士进行详细的区分。

稍微细致一点的，是根据他们相对于中原王朝的位置来区分。北面曰“胡”、东面曰“夷”、南面曰“蛮”、西面曰“狄”。

这些称呼是在夏商时期出现的，也是一种笼统的称呼。当时在各个方向上有多个民族，人们对这些复杂的民族很难辨别，因此作为一种统称。

汉统一后，东、南、西三面被纳入汉王朝的统治。北面的匈奴也统一了北方。因此这些称呼的具体所指淡化，可以用这些词模糊指代非中原之人。

胡商大多数是来自西域、中亚、西亚的人，因此，他们被称为胡商、番商等。

胡商，实际上是一个使用较多的称呼，却并不是这些奔走于丝绸之路上外邦商人的唯一称呼。

胡商的主力是粟特人。这是一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周围的民族。张骞通西域后，粟特人试着参与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并大受其利。

因此粟特人成为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商人民族，这个民族因此而著名。粟特人从东汉至宋代的一千多年间，一直是丝绸之路上主要的往来商人。

对待粟特人这个独特的经商民族，中原王朝也多少给予一些特权，关于这个方面下文会讲到。

粟特人似乎是一个天生就擅长经商的民族，史称其“好利，男子二十以上入旁国，利所在无不至者”。

粟特人从事的生意，是在西域和中亚、西亚等地获取玛瑙、宝石、珍珠等价值高而体积小的货物，交换中原的丝绸。

他们精明强算，在经商事业上能取得很大的成功。生活豪侈之程度相当惊人：例如在长安担任官职的粟特人史婆陀其“家兴贩，资财巨富。

身有勋官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

相比之下中原商人甚至那些王公子弟也要甘拜下风。那么，胡商是如何进行商业活动，进而积累如此惊人的财富呢？

二、丝路之行

了解丝绸之路上胡商的行动，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路线着手。俗话说成事者必有天时地利人和。

粟特人本身是很善于经商的民族，其他能往来于丝路交易并发家的，也不是泛泛之辈。

至于天时，一方面是真的天时，另一方面是“天子之时”，也就是天子对待丝路贸易的态度。这个是比较难把握的。

因此地利是胡商成功的一个重要考量。胡商的起点各不相同，大多数在撒马尔罕。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撒马尔罕是粟特人的“本土”，粟特人则是丝路胡商的主力。最远的据中国记载“望西海四万里，以至大秦。”

大秦就是罗马，那个时候因为太过遥远，中原王朝并没有实质与罗马帝国产生过官方接触，这也算是历史爱好者的一种小小遗憾。

话归正题，虽然胡商们的起点不尽相同，在中原王朝境内的路线还是统一的。即由玉门关入境，途径河西四郡。

所谓的河西四郡是在汉武帝时代设置的。张骞通西域后，于今甘肃一带设置了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史称“河西四郡”。

设置了这四个郡后，中国与外国的边界就是玉门关。从最西的敦煌郡至最东边的武威郡，路线长度为834公里。

在这条路线上设置了许多的官方驿站，用以维系丝路贸易，为胡商们提供酒食。

另外，长久的经商生活，让许多粟特人进入中国定居，在河西四郡有许多粟特人的聚落。

后来中原王朝为了方便管理，还专门设置了“羁縻府州”来统筹这些“慕义向化”的胡商们。

抵达武威后，由陇右进入关中平原，抵达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或者再从该地区继续向东前往其他政治中心——洛阳、开封、建康等地。

三、准入许可

解决了路线问题，就是政策问题。要知道那时候的边境虽然不像现在管理得这么严密，却也不会随随便便就将一个来路不明的外邦人放入国门的。

要想合法进入中原并行商，首先得有身份证和营业执照——过所。过所是国内郡县的准入许可，并不是只颁发给外国人的东西。

实际上在以农业社会的中原王朝中，百姓的流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如果因事要前往其他州郡，必须要有官府发放的过所。

它代表了持有者的身份，也代表了官府对其流动的许可。过所是胡商进入中原的第一道门槛，但获得过所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首先就是要获得5个人的推荐。

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五个人吗，好办。可实际上这五个人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行的，必须是汉朝边境有一定资质的官吏才行。

另外，胡商是不可以互相推荐的，防止团伙作案刷过所。所以胡商进入中原，要么是直接花钱贿赂有资格的官吏让其推荐，这也是有实力的、想要做大生意的胡商的选择。

拿不出这笔钱的话，还可以贿赂边关的门卒、小吏等，他们的收费相对低廉。

缺点是只能搞一搞边境互市，没有合法身份不能前往他地做大做强。还有最简单的偷渡，这对胡商来说是个亏本买卖，所以很少有人会采取这样的方法。

当然了，有弛就有张，唐后期对于这些搞国际贸易的胡商们，管理的就没有那么严。没有过所的胡商奔走道路，往来互易，已经是丝路上常见的场景。

四、朝贡贸易与互市贸易

做生意，当然是要讲求对象的。对进入中国的胡商来说，他手上的货物要在中国交易，基本上有两种方法，即朝贡贸易与互市贸易。

所谓朝贡贸易，是指商队将货物以“贡品”的形式献给政府，然后说一些“小邦慕中国之风化，特远来贡献”之类的好话，中原王朝再给予数倍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回报，此即朝贡贸易。

人家老远跑过来，至少也上万里，“闻风向化”跑过来认大哥，不给好处实在是没有面子。

这种朝贡贸易赚得很多，限制是这支商队必须要能代表一个政权。所以往往是一个国家的使团兼职贸易商队的角色。

虽然有限制，但这种朝贡贸易一直不断。因为利益，前来中原朝贡的使团源源不断，成就了中原王朝“万国来朝”的景象。

互市贸易，就是非政府组织的商队，前往中原参与民间贸易的形式。他们向中原兜售西域的奢侈品、奴隶等，再从中国购买丝绸、奴隶售往西域。

当然，中央政府是禁止将中国人作为商品送出国境的，并严厉打击这种行为。但是在高利润的支持下，人口贸易还是一直出现在这条丝路上。

五、中原王朝对待国际贸易的态度

总体上来说，中原王朝还是支持丝路贸易的，毕竟互通有无是一件很好的事，还能交流一下风土人情。

从名分上来说，外国使团借以“归义”等词，对于中原王朝的面子是一个很大的满足，又何必在意一点小利？

从实际上来说，中原王朝离这些商人的本土很远。对待这些国家，向来都是以怀柔为主。

《册府元龟》说“中国之于夷狄，羁縻而已。由是推怀柔之道，开抚纳之意。厚其赏赐，以厌其心。”

还有《太平御览》也有言“天生四夷以御魑魅，故圣王羁縻无绝，禽兽而畜之。”可见中国对待外国的态度一向如此。

尽管如此，在贸易这方面，中原王朝的态度还是有区别的。对于朝贡贸易这种“薅羊毛”的行为，中原王朝也是厌恶的。

这种面子工程偶尔有一有是可以的，但是一些小国把朝贡贸易变成了一种创收手段，庞大的开支就让中央王朝难以承受了。

贞观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获得唐王朝的丰厚赏赐。其它异域小国的君主闻之也纷纷表示要入朝。

魏征于是向唐太宗说明了原因、开支等种种理由，禁止大量小国进入唐朝“朝贡”:“前者文泰之来，劳费已甚。

今复许十余国入朝，中国不胜其弊焉。若听其商贾往来互市于边民则可矣。倘以宾客遇之，则非中国之利也。”

魏征的这一番话代表了中原王朝对于国际贸易的态度：对于互市贸易持允许态度，而“以客遇之”，则“非中国之利也”。

总结：

胡商的主力是来自西域、中亚及西亚等地的粟特人。他们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往来于中国和中西亚之间，贩售货物谋取利益。

中原王朝对待胡商的态度至关重要，过所则是政府认可行商行为的具象。前来贸易的胡商以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为主要形式。

由于朝贡贸易的代价过于高昂，中原王朝其实并不太认可这种贸易形式。而互市贸易则被认为“便于中国”。实际上正是如此。

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两方交易不能各取所需，价值差异过大，这种交易往往是不能长久的。”

从高昌君主麴文泰入朝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中原王朝对于重农抑商的实行，使得胡商有机会垄断丝路贸易，获取暴利。

如果对这些胡商做一个总结找出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具有与利同在的商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