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为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机器工业，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分析考察，科学剖析了资本主义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诸种方式，同时也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佳的技术基础——机器大工业，对科学技术及其物化形态的整体效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与概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以劳动工具对分工与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影响，阐述了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机制、技术规律。通过对手工业的考察，马克思认为，无论是在同一资本家指挥下的依次经由不同工人之手而形成制品的工场手工业，还是在同一资本家指挥下由工人只完成产品局部操作而靠机械装配成制品的工厂手工业，它们皆建立在以工具使用为基础的分工协作之上。无论这种分工协作的复杂程度如何，它们都取决于每一名工人的技艺水平以及使用劳动工具的熟练程度，因而这种狭隘的技术基础无法使生产过程实现真正科学的分解。

所以，分工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不仅在于劳动者的技艺水平，更在于怎样生产，即取决于使用何种工具生产、生产工具达到了怎样的完善程度。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人因生产过程位置的更换而造成的损失，即因劳动流程的中断和工作日空隙而带来的损失，促使手工业者的生产劳动日益局部化、特殊化，使生产过程的每一局部操作在工人那里取得了专门的形式，因而过去适用于整个生产过程的生产工具必然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正是根据原有生产工具使用造成的实际困难与推动工具变革的强烈需求，生产工具得以简化、改进、多样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生产效率，也加速了生产资料向资本的转化。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

其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机制、技术规律的异化效应进行了全面的概括。从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来看，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规律使劳动者的局部化、片面化达到了顶点。由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技术规律是使劳动者从事商品生产的局部特殊操作，并使其固定化为局部工人的专门职能。

这样一来，手工业者的工作内容只是从事商品生产的某一局部操作，这丝毫无益于工人的全面发展，而生产工具的改进、社会分工的扩大，并没有改变手工业者这种局部操作，反而将这种局部化、片面化的特殊操作推向了极端，使之成为工人世袭的终身职业。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手工业非独立化和片面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它们在同一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成为只是互相补充的局部操作……每一种操作成为一个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提出了“总体工人”概念，即处于同一资本家指挥下的同种的手工业者所具有的一定质的和量的比例组合。“总体工人”的成员共同作用于生产过程，是资本家在工场手工业技术规律下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因而被资本家有意地按照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加以组合，并在此比例上成倍数增长。虽然“总体工人”的协作方式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但是“总体工人”的组织方式也以自身特有的分工协作从生命的根源上侵袭着工人。

一方面，从“总体工人”的成员构成来看，既包括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也包括少量的脑力劳动者，如科学研究者、管理者等，这些都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知识不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自身生产能力的手段，而是一种能同劳动分离并同它相对立的工具；另一方面，从“总体工人”的组织方式即分工协作来看，它固定化的局部操作“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因此，“总体工人”的组织方式所造就的富裕生产力，是以牺牲工人个人的生产力为代价的。

从机器和大工业来看，马克思认为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和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对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摧残与极度毁损。如前所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继续承继以往的理论路径，认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与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一方面绝对地延长了工作日的长度，资本家实现了对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另一方面，在工人与机器的斗争日益严峻的情况下，马克思认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剩余价值的生产愈益隐蔽化。

在总工作日长度与科技发展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大大地改变了工作日中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例，并且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与机器的改进，剩余劳动所占比重不断增大，从而实现了对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而自动的机器体系生产的稳定性、连续性及其所造就的巨大社会生产力，必将取代工人的作用而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从而不断排挤成年工人，造成大量可供资本剥削的产业后备军。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机器劳动面前，工人的劳动技能“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工人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体系下生存处境的深度考察，强有力地驳斥了资产经济学家关于机器排挤工人同样也会补偿工人的荒谬观点。相反，马克思认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和机器大工业体系的发展，非但没有减轻工人的辛苦，反而将工人（妇女、少年、儿童）肉体与精神的耗费强度提高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当大量失业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后，在生存的压力下，不得不到人员大量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谋求出路，以致工人彼此间的竞争更加残酷。马克思尤为着重阐述了在机器大工业体系下，现代家庭劳动对工人的剥削与摧残建立在怎样的道德败坏基础上。从机器大工业在农业中的应用来看，机器大工业的排挤本性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发挥了更为强烈的推动作用，吞噬了大量的农业人口。马克思认为，同城市手工业工人的密集相反，由于农业人口的分散，机器大工业在农业中的使用所造成的人口过剩并未遇到什么阻力，同时，机器大工业在消灭农民并使其转变为雇佣工人的过程中，发挥了“最革命的作用”。

因此，“在农业中，像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认为，机器大工业在农业中的应用，是以对人的掠夺与破坏为代价的。尽管机器的发明及其资本主义应用带来了一系列异化问题，但是马克思并未就此反对机器的使用。相反，他认为机器的发明及其效应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完全不同的，并断定：“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问题的根源完全在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的发明是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机器本身可以缩短商品的生产时间，机器劳动可以减轻工人的负担，也可以给人类带来财富，但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大大延长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加重了工人的负担，使工人变成一无所有的贫困者。这表明，马克思一方面高度肯定了机器的正效应，另一方面也明确批判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的诸多恶果，从而从根本上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对工人有利的荒谬观点。

其三，科技影响了固定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构成，从而决定了某一生产部门工人人数的数量。马克思认为，机器的数量在某一生产部门的扩大，必然提高该部门生产资料的需求，所以就相应地增加了该部门供应生产资料的工人人数。在假定工作日长度与劳动强度不变的条件下，工人人数增加的数量就取决于固定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又随着机器在该生产部门所占比重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随着科技的进步、机器的革新，资本家用于机器设备、原料、厂房等固定资本的比重就增大，从而大量的工人就被驱离而变得“过剩”。反之，如果机器占领的生产部门仍处于以分工协作为主的手工业发展阶段，那么工人人数也就随着分工和生产部门的扩大而增加。

由此可见，一个生产部门的工人数量取决于机器是否在该部门的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四，科技的发展水平决定了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的速度，是资本主义以时间消灭空间和以空间消灭时间的生产方式、剥削方式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