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邓小平在兰州504厂看到一个女工，惊愕道：你怎么在这儿

1964年，我国的核子弹研制到了最紧张的地步，作为原子弹燃料“铀”的504生产车间中，挂满了红色的条幅，邓小平要亲自前来视察。

在众人的掌声和注视下，邓小平身穿防护服，阔步走进了车间，看着科研人员们精神饱满的样子，邓小平心中也是十分激动。

正当他一处一处视察的时候，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引起了他的注意，车间中的女性工人本来就少，这个身影又让邓小平眼熟不已。

定睛看了几秒钟，邓小平才反应过来，急匆匆地走上前，紧紧握住她的手：“承书同志，好久不见，你怎么在这里？”

王承书同志丝毫没有感到意外，而是满脸笑意地说道：“国家需要我，我就到这里了。”

王承书究竟为核武器的发展做了什么？邓小平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961年年底，王承书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

因为铀同位素分离技术进入到瓶颈期，身为主要负责人的钱三强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位“中国的居里夫人”，想让她来负责铀同位素的研究工作。

这项工作在当时有多重要呢？

可以说只有合格的浓缩铀，原子弹才能有足够的动力飞向空中。

然而当时我国在核武器燃料的研究方面遇到了瓶颈，只有丰度达到90%以上的铀235，才能达到制作核武器的标准，这也就意味着，研发一枚原子弹，需要上千吨的铀原料，才有可能提纯出足够的铀235。

但是当时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并不多，此前苏联曾派遣专家前来协助我国研制原子弹以及燃料提纯，可是苏联专家高高在上的态度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不满，他们不仅没有给我国带来丝毫的帮助，还嘲讽我国“20年都研制不出来原子弹”。

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撤走了所有的专家，我国的核武器研究事业还依旧处于停滞状态。

1959年，毛主席下达指示：中国一定要搞自己的原子弹，不借助任何外力，自立更生。

在中央的号召下，无数的科研人员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头”，主动申请加入原子弹的研究之列，但是在分子技术方面的专家少之又少。

钱三强几经周折，这才找到了王承书：“现在核武器的研究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国家需要你来完成这项无可替代的工作，你愿意吗？”

“我愿意。”王承书几乎是毫不犹豫。

“这项工作时最高机密，以后你很有可能不能再出席任何会议，甚至可能连家人都不能见。”

王承书平静地听完钱三强的话之后，再次毫不犹豫地重复了一遍：“我和文裕回来，本来就是为了国家。”

钱三强听闻王承书这句话，心中大为感动，笑着说道：“看来我还真没找错人。”

就这样，王承书于1962年正式进入了504厂开始了铀同位素分离技术的研究。

那王承书究竟有何才能，能够得到钱三强的赏识，担任如此重要的工作呢？

实际上，王承书的经历和学术上的研究，和钱学森相比也是不相上下的。

王承书1912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身上就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尽管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了一年，但是她依旧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升学考试，成了老师们眼中的“神童”。

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王承书一心追求妇女解放，将居里夫人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目标，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被保送到了燕京大学的物理系。

当时的上下两个年级中，就只有她一个女生。

1939年，王承书和燕大教授张文裕结为了夫妻，但她并没有就此停下追求科学真理的脚步。

在张文裕前往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王承书也在积极寻找着自己的人生价值，“相夫教子”对她来说只是一种生活，却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因此在偶然间得知美国的密歇根大学愿意提供一笔奖学金给亚洲的女学生时，王承书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这仅有的名额对于当时的王承书来说显得弥足珍贵，但是当她递交了申请书之后却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名额不提供给已婚妇女。

难道婚姻就要成为一个女性的“枷锁”？王承书不接受这样的规定，倔强的她亲自给奖学金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坦陈了自己的情况，并表明了自己学习的决心。

最终她的决心打动了奖学金委员会的负责人，王承书成功得到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1941年，王承书义无反顾地去往了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从事的主要是气体分子运动论相关方面的研究，是从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教授。

王承书对于这次得来不易的机会十分珍惜，身处异国他乡，她依旧像从前一样勤奋好学，将全部的精力放在了物理学研究上，乌伦贝克教授对这名来自中国的女学生也是赞不绝口。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承书的努力终究是得到了回报，然和乌伦贝克教授共同创建了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WCU（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这个最新的发现一经发表，立刻震惊了整个学术界，王承书这三个字也成了学术界如雷贯耳的名字。

不久之后，王承书再次完成了一项困扰了无数人多年的难题，她证明了索南的多项式，这在当时可是绝无仅有的成就，乌伦贝克也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词，称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只要她愿意留在美国，她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可是王承书心中有自己的坚持，在离开祖国之前，她就对丈夫张文裕说过：“去美国只是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我是一定要回来的。”

在美国多年，她没有沦陷在美国的“繁华”和优厚的待遇中，而是在新中国宣告成立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提交了回国的申请书。

可是随着中美之间关系的恶化，美国下达了一条禁令：只要是在美国学习理、工、农、医的科学家，都不允许回到新中国。

王承书和张文裕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回国步伐受阻，王承书被迫留在了美国，她和丈夫一边寻求着回国的方法，一边在美国继续着自己的实验研究，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将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带回国内，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

她和张文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回国的时机，在此期间，美国不停地派人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且提出只要他们愿意留在美国，就可以享受到在中国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优厚待遇。

可是王承书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身为一名中国人，我应该将我的全身心奉献给自己的祖国。”

因为拒绝了美国的邀请，以致于王承书夫妻二人在美国都只能过着拮据的生活。

这一等就等了7年时间。

1954年，王承书在出门工作的时候，偶然在一家邮局门口看到了一则通知，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已经和美国达成协议，只要是愿意回国的中国科学家，都可以回去。

这则消息让王承书夫妇激动不已，他们当即收拾行李，将大大小小一共300多个包裹寄回了国内，这些包裹几乎全部都是他们这些年来研究的心血，而王承书的回国申请也是递交上去又被驳回，如此反复几次才勉强通过了美国的审批。

1956年，离开祖国15年的王承书终于回到了祖国，还接到了邓小平的亲自接见。

当邓小平了解到王承书在美国的遭遇后，也是连连感慨他们一路走来的艰辛。

王承书却笑着表示：“祖国需要我们，我们就回来了。”

这时候王承书身上展现出来的坚定的气质，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会面匆匆一别，王承书便再次投入到研究工作中。

1958年的时候，钱三强第一次找到了王承书，当时我国正筹备准备建造一个热核聚变研究室，但是当时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钱三强找到王承书，希望她能够为热核聚变研究室的建立出一份力。

当时王承书几乎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的知识，这对她来说也是一片空白，要想做起来，无异于从头开始。但是面对钱三强的邀请，王承书一口就答应了。

为了能够做好这项工作，将近50岁的王承书收拾行李就跑到苏联重新学习了一段时间。

闲暇之余，她甚至将一部分有关核聚变的资料翻译了出来，不过两年时间，王承书就成了这方面的顶尖人才。

1961年年底，在钱三强的再次邀请下，王承书便进入了504厂进行浓缩铀的研究。

为了不耽误核武器的研究，王承书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围绕着机器转。

当时张爱萍将军曾经到504厂进行过实地考察，他向工厂的厂长问道：“你们能够按时交付出合格的产品吗？”

厂长王介福信心满满的表示：“能，只要试验顺利一定能够按时交付产品。”

张爱萍摇摇头：“我想听听现在具体的情况，有专家能分析一下吗？”

这时，王承书率先站了出来表示：“现在我们的理论计算和试验证明都是正确的，试验进行的也比较顺利，按照现在的速度可以保证按时给出合格的产品，请首长放心。”

王承书字字铿锵，浑身上下都透露着坚定。

张爱萍看着这位身形瘦削的女性，仿佛从她身上看到了希望：“好！国家有你们是幸运的，有了你们，我们的核武器就有希望了。”

邓小平到兰州视察的时候也到504车间巡视了一番，在车间中他一眼就认出了王承书，两人叙旧许久，邓小平对王承书以及所有科研人员的鼓励，也让王承书感动了许久。

有了组织的关怀，王承书工作起来也倍加努力，她近乎以一种牺牲的姿态，拼命的工作，计算、试验、检查数据……等等工作，几乎全部是王承书亲自过目的。

还不到50岁的年纪，王承书就已经是满头白发，而至于丈夫和孩子，她更是已经许久没有见过了。

为了核武器的研制，王承书将504工厂当成了自己的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4年1月16日，随着最后一次试验的顺利进行，第一批符合标准的高浓度铀顺利生产了出来，这个消息一出，所有科研人员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工厂。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中央，邓小平等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差点流下激动的泪水：“他们都是新中国的功臣啊。”

9个月后，我国第一个原子弹在罗布泊戈壁爆炸成功，这声爆炸响彻了全世界，让世界各国都看到，中国不再是之前那个软弱可欺的国家，我们有能力研制出自己的核武器。

身为研制核武器的功臣，王承书本应该得到更多的称赞和褒扬，可是她的使命却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当时研制原子弹并不是我国唯一的任务，她需要继续在504工厂中完成其他方面的研制工作，因此王承书这个名字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依旧处于不为人所熟知的状态。

此后数年，王承书兢兢业业的工作，成为了大型国产扩散机的总设计师。

她一生生活简朴，工作认真，1992年丈夫离世的时候，她将两人的全部积蓄拿出来，以丈夫的名义捐了出去。

两年后，王承书因病离世，终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