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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军统一词，是国民党政府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这个特殊的部门，成立于 1937年。

国民党军统局的前身叫做复兴社，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谍报收集、传送活动的特务工作，因此军统中的工作人员也被称为特务。

在很多人眼中，军统是一个很神秘的部门，在民国时代谁要是被军统盯上，那肯定就会有大麻烦了。

通过这一点，足可见军统在国民政府中的话语权。

1946年军统创始人戴笠意外身亡，新上任的局长毛人凤，准备将军统改制为成保密局。

这一举措，让很多追随戴笠的老军统特务，纷纷选择离开另谋生路。

这时，全国抗日战年刚刚结束，解放战争就爆发了。在那个混乱的环境下，一些“前”军统特务悄悄留在国内，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2013年，大陆仅存的3个军统特务聚在了一起。60多年过去，他们的生活，过得如何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解密他们的特殊生涯吧。

祝仁波：为了生计加入军统

军统建立初期，很多特务都是为了生计，才加入其中的。

在战乱频发的年代，百姓们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如果能在政府机关，谋得一个职位，是很多人求而不得的机会。

祝仁波加入军统的初衷，就是为了吃一口饱饭。

他的祖籍在上海，在祝仁波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先后去世了，唯一的姐姐也与因意外，与他暂时失去了联系。

自此之后，孤苦无依的他，整日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祝仁波只能去做童工，但年少瘦弱的他，根本没有什么力气，只能靠替别人跑跑腿来赚取一口吃食，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几年后，祝仁波的姐姐辗转找到了他。在姐弟俩的交谈中，祝仁波得知姐姐嫁给了一位国民党“大官”。

这个在祝仁波眼中的“大官”姐夫，其实是国民党军中的电讯专家——陈一白。

陈一白是军统的高级特工，在了解了祝仁波的情况后，就建议他可以去学习电信技术，学成之后可以到军统供职。

听了姐夫的话，祝仁波还有点犹豫。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他苦于没有学习经费；另一方面，他担心自己文化水平不够，学不会那些复杂的知识。

陈一白了解到祝仁波的苦衷之后哈哈大笑，他让祝仁波放心，学习机会是免费提供的，而他本人就是当时教授课程的教师之一。

陈一白跟祝仁波保证，只要他认真学习，就一定能学会。

不久后，祝仁波就在姐夫的安排下，进入到浙江警察学校学习。

祝仁波从小是在困苦的环境中长大的，面对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格外珍惜。因此，他是班级里最用功的那一个。

面对自己以前从来没接触到的新知识，祝仁波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其中。功夫不负有心人，祝仁波以优异的成绩从浙江警察学校毕业，顺利进入了军统内部。

此时的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抗日战争阶段，祝仁波在学校里学的主要是电信维修方面的业务，在进入军统后，他主要负责的是发报机的维修。

这个工作听起来，要比普通发报员轻松，其实不然，因为在战争年代，发报机发生损坏时，大部分都是因为战事波及的缘故。

所以，修理发报机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很多的时候都是要在敌人的枪林炮火下完成，不仅需要专业的技术，更多的还需要过人的胆识。

祝仁波曾多次在敌军的炮火下，出色地完成维修任务，深得军统高层的赏识。

1944年，祝仁波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当时军统局接到消息，赴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因为电台发生了损坏，无法与国内的指挥部取得联系。

远征军赴缅作战，对国内的抗战局势，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如果通讯发生异常无法联系，将对国内外的抗战局势很不利，因此需要尽快恢复。

接到任务后，祝仁波立即启程赶往前线。

他带着新的电台经历了两个星期的时间，马不停蹄地赶往缅甸冲腾战场，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远征军与国内的通讯。

1946年，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祝仁波以为他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和平。

不久后，戴笠也遭遇意外去世，祝仁波在这时选择跟随姐夫，离开了军统。

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全国人民都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而这时的祝仁波却眉头紧锁。

他看着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惆怅不已，因为他知道自己接下来，即将要面临着什么。

果然，不久后陈一白被捕，几天后祝仁波也被带走问话。因为他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的奋勇表现，被轻判了十年，进行劳动改造。

祝仁波不愿让自己的身份连累到妻儿，于是同意了妻子的离婚请求，并在此后，再没有去打扰过妻儿。

十年的劳动改造期间，祝仁波没有将自己学到的电信技术丢掉，反而重新利用自己的技术为大众服务，并在出狱后一直以此谋生。

戴以谦：机缘巧合成为了戴笠的秘书

而仅存在大陆的三大军统特务之一的戴以谦，其实是戴笠的秘书，也是军统局的机要参谋。

他能够成为戴笠的秘书，完全是一场机缘巧合的机会。

戴以谦十几岁就参军了，1943年之前，他一直在国民党军队里参加抗日战争。

因为他平时比较机灵、聪明，就被调到了国民党军事招待所进行接待工作。

这份工作虽然不能上阵杀敌，但是就像戴以谦的长官说的那样，都是为抗战事业做贡献。

这一天，招待所接到通知说，有重要长官要来下榻。

一向机敏的戴以谦，被安排做主要接待工作。不久后，戴以谦就见到了前来视察的戴笠，也正是因为这次相见，改变了戴以谦的人生轨迹。

戴笠对这个机灵的小伙子十分有好感，看着他面面俱到的服务，夸赞不已。在两人的交谈中，戴以谦竟然发现戴笠与自己是老乡，且两人之间还是远亲。

这次愉快地接待经历，也让戴笠记住了这个小老乡。

戴笠离开不久后，招待所就接到了关于戴以谦工作岗位调动的通知。

原来戴笠的身边，一直缺少一个秘书。他在回到军统后，就让身边的人对戴以谦进行调查，发现没有问题后，就想把他调到了自己身边。

初到军统的戴以谦，并没有被直接安排的戴笠身边，而是先去培训班进行军统特务技能培训。

面对完全陌生的内容，戴以谦却丝毫没有感到压力，反而如鱼得水。很快他就通过考核，被安排到军统的一个办事处工作。

新的工作环境，对戴以谦没有任何影响，他又发挥了自己的高情商，很快就融入其中。

或许在这里只是为了历练他，不久后戴以谦就升职了，从原来的普通特务升职为戴笠的秘书，接着又从秘书升职为军统机要参谋。

军统局的机要参谋，会涉及到很多重要机密，从这一点足可见，戴以谦当时有多受到戴笠的赏识。

就在戴以谦在军统局发展得风生水起时，国内的政局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1945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日军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开始秘密谋划夺权。此时的戴以谦，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1946年，对戴以谦有知遇之恩的戴笠意外身亡，这让本来就萌生退意地戴以谦，加快了自己离开军统的步伐。

此时军统已经易主，毛人凤在掌握军统后，怎会让戴以谦这样的机要秘书轻易离开？

解放战争的爆发，给了戴以谦离开的机会。那时的军统十分混乱，防范有所松懈，戴以谦趁着这个机会，顺利逃离了军统。

离开军统之后，戴以谦有过一段时间的迷茫。他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在辗转了几个地方之后，遇到了傅作义。

而此时，国内解放战争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一部分国民党党内人士，已经在寻找后路，大部分人选择逃亡到台湾。

戴以谦和傅作义，对国内的局势做出一番分析后，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投奔共产党。

随后，两人一起来到了北京，向政府说明了情况。

解放后，戴以谦同其他国民党特务一样被判了刑，但由于自首情节，政府给予了宽大处理。

出狱后，戴以谦同样被政府优待，已经年老的他被安排到养老院养老，安享晚年。

每每回忆起往事，他仍然对自己当初投诚的决定唏嘘不已，他感慨要不是自己的明智选择，怎会在年老的时候，还会获此优待。

王庆莲：轰动全国的女军统

而这最后一名军统特务，更是传奇。

2013年，一篇名为“大陆最后一个女军统”的新闻，在国内轰动一时，这名女性就是王庆莲。

王庆莲是贫苦家庭出身，父亲死于战争，她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由于生计困难一直被寄养在外婆家长大。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庆莲小小年纪，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

连年的战争，让本来就困顿的生活雪上加霜，王庆莲15岁这年，家中就彻底揭不开锅了。

恰巧这时，军统来到王庆莲的家乡浙江江山招人，王庆莲的母亲听说后，就给她报了名，没想到王庆莲竟还考核通过了。

军统会这么好进吗？这可是一个保密性很强的机构，会招收一个毫无背景的特务吗？

其实，这里面另有隐情。

首先，浙江江山是军统头目戴笠的老家，同时也是军统总部的大本营，军统特务里，有一大部分都是从江山选拔出来的。

戴笠认为，江山人都是自己人，比较安全。

其次，这次招人是因为军统内部人员紧缺，急需补充储备力量，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人选，所以才到社会层面公开选拔。而以贫苦百姓为主，也是因为比较好掌控。

入选军统，对王庆莲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她不仅能够解决吃饭问题，还能挣得一份不菲的工资。

这是她做梦都梦不到的好事情，然而就她的一生来说，这次“幸运”却也是她不幸的开始。

进入军统后，王庆莲并没有像祝仁波和戴以谦一样，先进行系统的培训，而是将她分到了下属单位，做起了辛苦的打印工作。

十几岁的王庆莲，表现的要比同龄人成熟，或许是艰难的成长环境使然，她特别能够把握机会。

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她都会按时完成，并且乐于学习，遇到不懂的问题会虚心请教。

不久后，踏实肯干的王庆莲，被调到了军统译电科。对于译电一窍不通的她，在一开始闹了不少笑话。

王庆莲来军统的初衷，就是为了有一口饭吃，从没有深入的考虑过其他问题，她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译电。

当她小心翼翼的问出这个问题时，译电科爆发出来一阵哄堂大笑。但这并没有打消王庆莲的积极性，她仍然会对自己不懂的问题提问。

对译电工作熟悉之后，王庆莲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思考。

她在翻译电报时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消息，有好的也有坏的。

看到电报中日军对我国民众的残害消息会愤怒不已。看到抗日战争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后，她会兴奋地将消息第一时间上报。

王庆莲知道，自己虽然没有在战场上杀敌御外，但她所做的工作也是在为抗日事业做贡献，因此她工作的十分卖力。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庆莲选择离开了军统。当时她给出的理由是，需要回家照顾病重的母亲。

但其实这只是一部分理由，在日常的译电工作中，王庆莲对当时的时局有一定的了解。

她痛恨日本人却对共产党抱有好感，认为自己如果继续留在军统工作，迟早会成为内战的帮凶。

她对家国大业的了解很有限，却也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做，加之得知了戴笠去世的消息，让她更坚定了离开军统的决心。

因此，王庆莲便借着母亲病重的机会离开了军统。

在军统的几年时光，让王庆莲的成长很大，她回到家乡后一直在家里照顾母亲。到了结婚年龄的她，也在长辈的安排下，嫁给了一个当地人。

原本她都以为，生活就会这样毫无波澜的过下去，直到1958年。

由于她曾在军统做过译电员，那些年令她风光无限的职业，成了她最大的负累。

此后，她开始了二十多年的劳动改造生涯。

23年后，王庆莲终于看见了曙光。

1981年，政府对她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贡献给予认可，认为是她及时且主动地离开了军统，并没有参加国民党对我党的迫害，并为她办理了退休手续。

除此之外，政府还将她在劳动改造期间的时间，都算成工龄。

王庆莲的生活，终于回归了平静，她也不再隐瞒自己曾经是军统特务的事实，甚至接受了媒体采访。

首次相聚合影

2013年，王庆莲收到了一个消息，有关部门告诉她，有两个同为军统特务的老人想要见见她。

王庆莲诧异中又带有一些疑惑，她在军统中的熟识的朋友，基本都不在人世了，这次要见她的人会是谁呢？

了解后具体的内情后，王庆莲欣然同意了这次约见，这也是三位老人的第一次见面。

为什么说，是第一次相见呢？

因为他们在军统局里不属于同一个部门，所以之前并不熟识。王庆莲曾经听说过戴以谦的名字，但并没有直接接触过。

三人见面的这一天，并没有想象中热泪盈眶的场景，反而都很淡然。他们回忆起，当年在军统的时光，都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说起现在的生活，三位老人都很满足，因为国家对他们的宽大处理，让他们在晚年都有很安稳的生活。

随行人员提议让三位老人拍摄一张照片留念，他们也都纷纷点头同意了。

只见王庆莲缕了缕自己已经花白的头发，站在戴以谦的身边，祝仁波则微微的隆着肩，大方地对着镜头。

三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结语

三人的经历，不能够完全用对错来形容，只能说是时代造就的一种产物。

就像王庆莲说的那样，她进入军统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知道发报是什么。她只是一个发报员，从没有想要残害同胞。

的确，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没有真刀真枪的上战场，只是负责信息传递，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幸运的是，他们都没有参加内战。

即使身在军统，也懂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这也是国家政府一直优待他们的原因。

几十年的风雨历程，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茁壮成长，逐步壮大。这三位老人看到中国的今天，也会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庆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