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戏大家谈丨罗松：从暴风骤雨忆山乡巨变

《山那边人家》剧照。孙波辉/摄

从暴风骤雨忆山乡巨变

——花鼓戏《山那边人家》有感

文/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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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70后至90后在初中时应该都学过一篇语文课文《分马》，那是反映土改时期中国农村面貌的文章，节选自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也大概是那时起，提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农村题材文学作者，周立波《暴风骤雨》和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便如同双璧一般根植在那几代学生的思想意识中。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网络文学的盛行，我们越来越少提起这些朴实却又反映时代脉搏的文学作品。日前，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和益阳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花鼓戏《山那边人家》如同一把穿梭时空打开宝山的钥匙，向观众展现一幅新中国成立之初生机盎然的乡村生活画卷。

本剧改编自周立波文选《山那面人家》，是由数个短篇小说连缀、有机集合而成。故事讲述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作家周立波”回到家乡体验生活，带着学生参加劳动青年邓伏生和胡桂花的婚礼，经历了家乡人民根植土地辛勤劳动、扫盲识字等系列事件，被质朴清新而又真实的生活所感动反哺，被滋养激发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动力的故事。

对于创作者而言，本剧最大的难点大约就是数个作品的联合改编。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创作者对原著的解读和解构，再将所得所感融入剧本的创作中。我们看到的本剧对原著的改编，主要是从戏剧结构和人物塑造两个方面来体现的。

在戏剧结构方面，全剧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有机体。湖南益阳的小山村，一对年轻男女结为夫妻，新婚当夜新郎邓伏生担心春耕的事而去生产队泡种子，新娘胡桂花定下计划，要把家里的猪养得又肥又壮。接着他们经历了连日大雨，泡发的种子不能下地的焦虑，在夏季禾场上纳凉时畅想了年猪出笼后赚了钱的安排，也经历了扫盲时老封建思想的猜疑，最终在腊月迎来了收获。这份收获虽然不是当初畅想的毛绳衣、领导帽和粉红塑料发夹，却是全村人有肉吃的喜悦和满足。在剧中，“作家周立波”作为叙事的主视角，带着观众穿越近70年的岁月，回到那个虽然物资匮乏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充满阳光活力的年代。同时，主创人员将新婚夫妇邓伏生和胡桂花作为叙事的主体，主要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均通过这对夫妇加以展现。类似这种叙事主视角和叙事主体不在同一个人物身上的情况，在戏曲作品的创作中是不常见的，这也是基于剧作本身由数个故事连结而成，为了不产生割裂隔阂之感，让剧作更为圆融而采取的必要手段。

《山那边人家》剧照。孙波辉/摄

本剧的编剧盛和煜、曾少祥对周立波先生的小说极为熟悉，而且是带着自己的创作理念对原著进行解读的。或许两位编剧更想讲一个从播种到收获、四季交替、生机勃勃的故事，所以除了展现人物群像风貌的改编自《山那面的人家》的“婚礼”一场，观众更可依次看到体现春耕的改编自《桐花没有开》的“泡种”，展现夏忙的改编自《禾场上》的“禾场上”，暗示秋收却不直言物质收获而是展示精神进步的改编自同名篇章的“扫盲志异”，以及展现冬闲与喜悦的改编自《张润生夫妇》的“腊月”一场。通过对这五篇小说内容的有机改编，山乡人民一年的生活场景便以极为生动立体的形式展现在观众眼前。

值得一提的是，本剧在结构搭建上并不是一般“大戏”的框架，即有一个亟待解决的核心矛盾，由此矛盾带出后续所有情节冲突。本剧的整体呈现更像是一篇温暖诙谐却又抒情隽永、回味无穷的散文，而戏剧的冲突全都分散在各个场次中，由叙事主体邓伏生和胡桂花夫妇以及其他乡民堂客完成。

“婚礼”一场的冲突是新婚夜不见踪影的新郎和四下寻人的老乡及新娘，虽为戏剧冲突，展现的却是特殊时代下年轻人的活力和对美好生活的规划与向往。“泡种”一场的冲突出现在心急生产的邓伏生和有着相当农耕经验的父亲邓满爹之间，这是父子两代人观念的不同。“禾场上”的主要冲突集中在育种员和詹七巴子之间，他们为了“脚猪子老倌”和“育种员”两个不同的称呼打了惹人发笑的一架，一个是旧社会带着侮辱性质的蔑称，一个是新时代对专业人士的敬称，这个小冲突从微观处反映了新旧两个时代和两种思想的对撞。“扫盲志异”则将这种冲突体现得更明显，封建思想对男女关系的猜疑遇上新时代扫盲师生之间的坦然，既无奈尴尬，又显得啼笑皆非。而到了“腊月”一场不再是情节和人物间的冲突，而是体现在人物思想上，是角色自身圆满和剧作整体调性的呈现。这些冲突回归到叙事主视角“作家周立波”的身上，便成了善良淳朴的父老乡亲，鲜活灵动的山乡生活，有乡音乡韵、更有乡情乡愁。场次中的矛盾最终成就戏剧整体和谐圆融。

本剧对于剧中人物的塑造更是鲜活生动，无论是进步向上的邓伏生和胡桂花，还是虽然农耕经验丰富但死要面子还封建老思想的邓满爹，抑或是从婚礼说到国际局势的兽医、结巴但技术高超的育种员、鲁莽但直率爽朗的詹七巴子，这些人物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那便是“可爱”。主创人员通过诙谐的戏剧情节让人物的缺点变得憨实单纯、质朴率性，与戏剧整体呈现的氛围保持一致，相得益彰。

而作为叙事主视角的“作家周立波”，不再是小说中那个客观的局外讲述者，而是真正融入山乡生活的参与者、经历者。在提起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化学者时，观众脑海中自动生成的会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是如郭沫若先生一般文质彬彬儒雅博学，还是像汪曾祺先生一般爱好广泛十八般武艺皆会，抑或是像老舍先生那样风雅又爱好美食？

《山那边人家》剧照。孙波辉/摄

花鼓戏《山那边人家》对于周立波先生的塑造是非常立体且打破常规的。在第一场“婚礼”上，他甫一出场带着文化人的矜持和高深，送出的新婚贺礼也是乡里人不大懂的“乾坤定矣，钟鼓乐之”。到了“泡种”一场，他开始跟着邓满爹下地春耕，跟不上耕牛扶不住犁耙，累得呼哧带喘摔进泥地，还差点弄丢了自己眼镜。这一段，导演何艺光和主演周回生极大限度地调度舞台走位、运用戏曲表演的程式动作，通过步法的变换充分展示人物不善农活却又愿意与农民打成一片的性格特征。“禾场上”周立波适应了农耕的节奏，和老乡们一起闲话家常，又仿佛让观众看见了那个在硝烟四起的时代支持进步工人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革命和土改工作的左翼作家。至此，舞台上“作家周立波”的形象还在观众的客观认知中，而真正破圈的塑造是在“扫盲志异”一场。

这场戏人物在情绪上的变化极具戏剧性且真实接地气。邓满爹怀疑儿媳胡桂花和扫盲教师卜小伟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而来找周立波，他最初的反应是不相信，对邓满爹的疑心病重的无奈和嫌弃简直溢于言表，进而是对自己学生品性的信任，误会澄清后虽有尴尬歉意，但却因为胡桂花要中断扫盲而态度强硬起来，直言要“霸一回蛮”，“不参加扫盲万不能 ”。这一系列情绪的转变，让我们能看到此时的“作家周立波”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仅有着高尚的情操，有着对家乡的热爱眷恋，更有着普通人的小情绪、小幽默。也正是这样一位作家，面对着乡愁才会发出“这里拥有人类最美丽的心灵，这里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的感叹。

周立波的作品虽不直言乡愁，却总能将他对家乡的感情融进字里行间、化进每一个故事和人物中。花鼓戏《山那边人家》正是将这份乡愁提炼出来作为全剧的灵魂，在“作家周立波”的眼中有了可爱的乡亲、灵秀的山水、幸福的生活。而《山那边人家》以清新别致的艺术形式仿佛让观众透过舞台上的人物，看到了“暴风骤雨”改造后的“山乡巨变”。

罗松，《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