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毛主席特批在北京建一批建筑，中央革命博物馆就是十大建筑之一。

这年8月，中央革命博物馆正式竣工，开始对外征集红色文物，就在这时，有个绞刑架出现在大家面前。

经过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确认，这个绞刑架居然是当年李大钊先生从容就义时的绞刑架，一时间，大家都再次对李大钊致以深切的缅怀之情。

为了李大钊先生对中国革命做的贡献，中央特批把这个绞刑架作为0001号文物，对全世界展出。

那么，这么大绞刑架，几十年间到底是被谁收藏了呢？为什么会突然面世。

李大钊先生和毛主席的师生情

说起李大钊，必然有陈独秀，1916年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常常看到的一本杂志《新青年》的主编，正是这两位鼎鼎大名的人物。

当时毛泽东的导师杨昌济和陈独秀颇为熟悉，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多次给《新青年》投稿，毛泽东十分希望可以亲眼看到这两位导师。

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经过杨昌济的辅导，毛泽东决定留在中国，让同学们出国留学，他探索自己国家的问题。

后来经过导师的推荐，他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月薪八块钱。

本来对读书痴迷的毛泽东，看到北大图书馆这么多的好书，简直爱不释手，整夜秉烛夜读，这一幕被李大钊发现了。

原来，李大钊就是北大图书馆的主任，他常常在下班后看到一个青年在一角默默地看书，而且专心致志，聚精会神。

李大钊对这个年轻人十分敬佩，别说他的学生，就是所有北大学生，也不见得有这样一个爱书如命的人。

李大钊主动上前打招呼才得知，原来这个湖南青年就是“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啊。毛泽东看到李大钊也十分激动，原来李大钊就是自己的领导。

那一晚，李大钊也没有回家，和毛泽东在图书馆越聊越投机，甚至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学生，李大钊认为，毛泽东虽然不是北大学生，但他的思想和热爱读书的精神，不比任何人差。

正是对毛泽东的这种敬佩和信任，李大钊给毛泽东介绍了一大批的北大著名导师，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邵飘萍，鲁迅等。

图 | 青年毛泽东

不仅如此，李大钊还特地给毛泽东办了听课证，允许他在北大打工期间，去这些老师的课堂上旁听。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专门去拜访这些名人，除了当时正在闭门创作的鲁迅，毛泽东基本上都深入和老师交谈过。

陈独秀第一次见毛泽东时惊叹不已：“原来你就是毛润之，你的文章写得真的太好了。”

从此以后，李大钊多次带着毛泽东参加各种活动，不管是上街游行还是话剧表演，毛泽东和北大学生真切地融合到一起。

而真正让李大钊看中的，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学习精神，李大钊认为，毛泽东对知识的理解十分迅速，刚来北大，毛泽东对俄国十月革命一知半解，不到半年的时间，毛泽东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1919年夏，毛泽东因为母亲病重不得不离开北京，临走前毛泽东又和李大钊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问李大钊陈独秀二位导师：“新文化运动主张创新，是不是就摈弃了我们的传统文化。”

李大钊笑着说：“并不是，我们摈弃旧思想，并不是摈弃旧文化。”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生的影响。

陈独秀和李大钊

等到毛泽东再次返回北大的时候，李大钊和陈独秀已经开始计划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创建中国共产党。

从容就义，年仅38

1920年夏，一辆带篷的骡车自北京朝阳门缓缓驶出。车上坐着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操着北方口音，从容应对一路盘问，车内的人则一声不吭。

车里坐的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在北京遭到通缉，李大钊设法让陈独秀秘密从天津到上海。

毛泽东得知后，曾专门到上海看望陈独秀，陈独秀不仅在上海重新开始《新青年》的发行，而且已经把建党工作提上日程。

陈独秀告诉毛泽东，我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已经翻译出来了，毛泽东读完后喜出望外，正所谓陈独秀李大钊，一南一北，相约建党。

毛泽东在湖南积极开始吸收党员的工作，这一切都十分的顺利，也都十分的危险，在湖南搞革命那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关心着北京李大钊的安危。

毛泽东虽然不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但在李大钊的心中，毛泽东算是最特殊的学生，他经常给毛泽东写信，还给他寄书，让他在湖南做好建党工作。

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李大钊的这些对他的关心，足以影响他的一生。

图 |1920年，青年毛泽东（左四）在北京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连同留在北京的60多个工作人员全部被军阀逮捕，此前李大钊在北京多次被通缉，毛泽东和陈独秀得到消息后，已经迟了。

4月28日，李大钊和20多位革命人士被判处死刑，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义，当年李大钊仅仅38岁。

得知噩耗，毛泽东悲痛欲绝。

李大钊先生就义的地点是北京的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同时被处刑的20人中，李大钊是第一个走上绞刑台的。

在第二天的《晨报》上这样刊登着：

计自二时到五时，20人出行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先生。李神色未变，从容就义。

实际上，在李大钊被通缉的那几年，他是完全有机会离开北京的，他完全可以去找陈独秀，或者去找毛泽东都可以。

但他没有，他之所以选择留下来，就是要用自己的生命告诉全国革命者，只有革命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

在他的办公室，仍然是那两句铿锵有力的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生前曾撰有一篇短文《牺牲》：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李大钊牺牲三个月后，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踏上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道路。

绞刑架去了哪里？

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

1949年初，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京，经过20多年革命历程，新中国成立在即，毛主席再次来到北京感慨万千。

在清华园时，毛主席深情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北京吃了不少苦头。”

毛主席说的就是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打工的事情，到现在整整30年。

沉思一会，毛主席突然说道：“我在北平遇到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先生，他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毛主席的这句话无疑是对李大钊先生最大的肯定。

然而李大钊先生牺牲，这个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绞刑架去了哪里了呢？

北平解放后，北平军管会接管文化系统的负责人王治秋就和中央反映过这个问题，一定要找到当年的绞刑架。

毛主席对此事也高度关注，但是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绞刑架还在吗？当年的绞刑架是木制的，被北京市民当成木柴烧了也极有可能。

但王治秋先生认为一定还在，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当时北京很多知识分子都极其崇拜和敬重李大钊先生，所以一定会有人偷偷藏起来这个重要的东西。

果然，到了1959年，李大钊先生就义时候的绞刑架果然出现在了大众视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胡乔木都说：“这个绞刑架让我一辈子忘不了，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脑子里。”

那么，在寻找绞刑架的过程中究竟有怎么样的故事呢？这还要从中国革命博物馆说起。

国家博物馆建成，寻找绞刑架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已经规划建设一座新的博物馆。

在此前，中国就有国立历史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在喜迎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修建新的革命历史博物馆。

从1958年动工到1959年，前后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这是北京当时十大建筑之一，展出了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文物精华。

同时，在陈列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开创了我国博物馆事业前所未有的水平。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落成前，中央已经有了规划，在博物馆展出什么文物。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我国出土的著名文物数不胜数。

光元明清这几个朝代，文物就有上百件，包括战国时期的铁器，还有汉代的马车，三国的绘画等等。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近代的革命文物。

按照中央指示，近代文物要收藏我国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和现代历史文物，向全世界宣传中国革命的来之不易，以及向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思想。

但到底什么样的文物最为珍贵呢？

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落成后，中央向全国征集文物，当时博物馆提出三个要求：

第一，和老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关的文物，不限于使用过的物品，或者留下的手稿等。

第二，革命烈士留下的遗书，或者生前写过的日记或者给家人写过的家书等。

第三，革命战争年代发行过的极其珍贵的报纸，记录重大事件的珍贵文献等。

征集活动开始后，有大量的珍贵文物面世，其中有20年代的报纸，还有各种手稿，以及当年的重要资料等。

其中的重要实物有革命前辈用过的马鞭，还有长征时期的行军锅等。

经过博物馆的专业人士的鉴定，这些文物都符合条件，都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文物要按顺序编号，这0001号选哪个都不太好。

按照此前规定，0001号必须是极其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要对中国革命有巨大的启示和纪念作用。

就在工作人员都绞尽脑汁的时候，王治秋先生拿出了他找到的一个绞刑架，打算作为文物展出。

革命年代，在绞刑架上牺牲的烈士有很多，但是王治秋告诉大家，这个绞刑架是李大钊先生牺牲时军阀用的。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批示马上派文物专家调查，如果这个真的是李大钊先生牺牲时的绞刑架，那就是顶级文物，必须编为0001号。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专家认定，这个绞刑架就是30年前那个绞刑架。

顿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绞刑架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似乎李大钊先生就在眼前一样。

最后博物馆把这件事如实上报，中央领导人认为，李大钊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先驱，是把生命献给国家的爱国义士。

所以，把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绞刑架编为0001号，同时，这个绞刑架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那么，这么重要的文物，王治秋先生是怎么找的呢？由于时间漫长，说法不一。

据王治秋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后，他就一直在寻找这个绞刑架，他借了一辆自行车，从东城骑到西城，一连几个月都没有找到。

最后在德胜门外的一个草丛里发现了绞刑架的踪影，据说当时绞刑架在原国民党第二监狱里，王治秋先生发现时，这个绞刑架已经被拆散。

王治秋先生知道这个绞刑架意义重大，他暗中把绞刑架保护了起来，直到1959年，他才组装起来。

王治秋说：“李大钊先生牺牲的时候毫无惧色，第一个走向绞刑架，那年他不足38岁啊。”

20年后，王治秋费尽周折，是他的坚持，才终于找到这个著名的文物。

消息传出后，从全国各地都开始送来各种有关烈士的文物，其中有一件，也得到了中央的关注。

那就是一口铡刀。

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有人说，当年刘胡兰牺牲时的铡刀还在，工作人员马上赶赴山西文水县。

1947年1月12日，16岁的山西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组织群众和军阀作斗争，最后被军阀用老百姓家里的铡刀无情杀害了。

当年毛主席得知此事后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得光荣”八个大字。

在以前铡刀是用来给牲口切草的，军阀居然这样凶狠。刘胡兰牺牲后，村民将刘胡兰厚葬，可是那个铡刀谁也不愿意拿回去，就藏在了麦秸地里。

如今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当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到后，村民掩面而泣，他们说：“刘胡兰终于成了女英雄了。”

最后，这口铡刀终于被找到，成为了革命博物馆里极其引人注目的高级文物。

后记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百年奋斗历程，在这百年征程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又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伟大的解放事业而前赴后继。李大钊，他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脊梁。

我们当今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一定不要辜负这大好盛世，一定要有一番作为。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让社会变得更好，让国家变得更强。

如今，每每走进现在的国家博物馆，看到这个珍贵的绞刑架，就会想起来李大钊先生，也不免轻轻说一句：您为之付出生命的中国共产党正风华正茂，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