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一天，幽居在上海市湖南路262号的贺子珍特意精心装扮了一番，一大早就站在门口翘首以待，等待着从江西来的老乡。

当贺子珍看到一个迎面而来的小男孩时，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直接一把紧紧将他搂入怀中。

因为她一眼认出这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毛毛——毛岸红。

至暗时刻的分别

1928年初，贺子珍和毛泽东在井冈山结成革命的伴侣。

没有仪式、没有摆酒祝贺，只是在热心的袁文才张罗下，做了几个菜，大家一起热闹一下，就算完事。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由傅连璋亲自接生，生下一个男孩。此时的毛泽东在事业上屡受挫折，家里的添丁无疑成为了心灵的一剂良药。

孩子也是十分乖巧伶俐，生得端端正正，眼睛很大，长得非常像他父亲。

毛泽东给孩子取名毛岸红。每次毛泽东来医院探望，都爱不释手，又摸又亲，每当孩子熟睡时，他都静静地在旁边守候。

生产后的贺子珍得了疟疾，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回到瑞金后，毛泽东特意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

因奶妈是江西人，按照当地习惯都喜欢给孩子取小名为“毛毛。”

因此毛泽东与贺子珍也跟奶妈一样叫毛岸红“小毛毛”。

小毛毛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6个子女中，唯一一个在两人身边长大的。

每次毛泽东忙完回家都跟普通人家一样，给毛毛当马骑，陪毛毛玩耍，还经常半开玩笑地说：“毛毛比我多一个‘毛’字，以后肯定比我有出息。”

小毛毛也非常懂事，每次毛泽东出门到傍晚未归之时，他都会站在门口等爸爸回来。

有时候小毛毛等饿了，就会学着妈妈的样子说：“我不饿，我要等爸爸回来一道吃。”

然而，一家其乐融融的好景却稍纵即逝。

1933年9月，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不得不被迫长征。

长征路上道路崎岖，困难重重，两岁多的毛毛跟其他红军子女一样被留了下来。经毛泽东和贺子珍商议，他们把毛毛留给了仍在苏区坚持游击活动的弟弟毛泽覃和弟媳贺怡。

临行前，贺子珍连夜用旧军装和一些棉花，一针一针地给孩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此棉袍便成了毛毛与父母之间的唯一信物。

然而，革命局势瞬息万变，苏区沦陷，为了防止毛毛落入敌人手里，毛泽覃秘密让警卫员将孩子送到一农户家里。

1935年4月25日，在黄膳口红林山，毛泽覃率领的红军队伍被国民党“进剿”军包围，结果他不幸牺牲。

不久，那个警卫员也牺牲了。

毛泽覃和警卫员的牺牲使得毛毛的身世成了谜。

唯一的线索

1949年，历经千辛万苦的革命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毛泽东等人顺利从西柏坡进入北平。

在革命的烈火中他失去了6位亲人，而自己的子女也在战火中走失，毛毛成为了幸存希望最大的一位。

5月，贺怡在南下江西前，到北平香山双清别墅见毛泽东。

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和聊慰毛泽东与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她跟毛泽东提出要为他和姐姐找小毛毛。

毛泽东说：“因为历史原因，我们不得不将孩子交给老百姓收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视咱孩子如己出，好不容易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现在解放了，咱日子好了，就要把孩子夺回来，咱对得起对方对孩子的养育之恩吗？将心比心，我的意见是，你不要再去找小毛毛了。”

毛泽东虽有交代，但贺怡始终心怀愧疚。

虽然在当时迫于形势不得不将毛毛送给农户，但长征前毛泽东和贺子珍是将孩子委托给了她跟毛泽覃照料，更何况毛毛还是自己的亲侄子呢？

1949年8月，贺怡接到组织命令，调任中共江西省吉安地委组织部长。

11月，贺怡在阔别多年的老战友--古柏夫人曾碧漪（古柏和曾碧漪均曾任毛泽东秘书）陪同下，根据一些人所提供的线索，从韶关乘车北上，赴赣南、粤北一带寻找小毛毛。

21日晚，她们所乘坐的中型吉普车进入江西泰和县境内，火急火燎的贺怡没有丝毫停歇的打算，仍旧要求司机连夜赶路。

约晚上10时许，吉普车经泰和县凤凰圩的一座木桥时，司机因为连日疲劳驾驶，对车宽距离把控不到位，一不留神，汽车直接掉进了3米深的水沟里。

贺怡与古一民（曾碧漪的儿子）当场遇难，司机逃逸。

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惊闻噩耗，十分悲伤，因为找自己的儿子，牺牲了两条生命。

古一民与曾碧漪失散多年，也刚相认不久，这是古柏烈士唯一的骨肉。

一向面不改色的毛泽东满脸愧疚地说：“不要再找了，让他留在民间。”

就这样，寻找毛岸红的事情，因贺怡的去世而停止，贺怡所掌握的那点线索也化为乌有。

没有争议的革命后代

虽然毛泽东已表明态度，但是历经十月怀胎曾多次饱受丧子之痛的贺子珍又岂能释怀？

尤其是回国之后，只身一人独居上海，除了李敏偶尔来访外，更多时光都只能独自度过，每每赋闲之余，油然而生的思子心情愈发浓烈。

正因为如此，1953年贺子珍专门写信恳求时任江西省长邵式平帮忙寻找丢失的孩子毛毛。

信中说：“当年在瑞金生有一男婴，毛泽东同志给取名为’小毛毛’，后两岁多时因革命被迫长征，不得不将孩子托付给留守在苏区的毛泽覃、贺怡夫妇，后为了孩子的安全，不得不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请千万千万帮助查找......”。

这是革命的火种，江西省政府高度重视，就此成立了寻找毛岸红专项任务组，由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带队。

年仅20岁的王家珍干劲足，脑瓜灵活，思路开阔。

几经周折，通过查阅各种县志和多次实地走访，王家珍终于在瑞金县的叶坪乡朱坊村打听到一户朱姓人家，曾在1934年农历九月底领养了红军的一个男孩，取名朱道来。

时间、地点和男婴以及血型都能对上，这让王家珍喜出望外。

不仅如此，朱道来的养母黄月英还一直保留着当年朱道来的棉袍，那是贺子珍同志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的“爱与思念”。

王家珍立马将此消息以及朱道来的照片汇编成材料，寄给了中组部，再由中组部转交给贺子珍。

贺子珍看完之后喜极而泣，但仍克制地说道，“他跟我的小毛毛很像。”

她压了压激动的心情，并恳求组织能安排毛毛及养父母来上海一趟，想亲眼见见他们。

于是，就在两人初次见面的一刹那，贺子珍喜泪纵横，早已泣不成声。

紧接着黄月英把当年的小棉袍拿了出来递给贺子珍，贺子珍看到此情此景内心已掀起巨大波澜。

这件棉袍是跟孩子相认的“唯一纽带”，在没有DNA验证的时代，信物成为了唯一且准确的方式。

贺子珍想到了当年离别时的无奈和对儿子无尽的思念，她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直接上前一把将男孩紧紧搂在怀中，久久不能释怀。

贺子珍高兴之余，第一时间把消息传到了中南海，希望能与远在首都的孩子父亲和战友一起分享这一喜悦时刻。

刘少奇和周总理看到朱道来照片也纷纷点头，感觉像极了年轻时的毛泽东。

周总理将朱道来的照片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端详了许久，久久不能言语。

他不敢百分百肯定，但看外貌也有几分神似。

最后他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本以为一切都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可是谁也没想到，事情在此出现了变故。

原来就在王家珍遍访的前夕，朱道来就已被接到南京的朱月倩接走。

原因出奇的一致，也是当年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不把自己跟霍步青烈士的儿子遗留了下来。

革命胜利之后，通过千辛万苦地寻找，终于在黄月英家里找到了失散多年的骨肉。

然后母子相认之后，朱月倩就将朱道来带去了南京。

可好景不长，相处一段时日之后，朱道来并没有感受到亲生母亲带来的欢乐，而是苦闷和烦恼，并写信给黄月英倾诉自己过得并不快乐，之后更是又回到了江西老家。

也正因为如此，朱道来才会被王家珍发现。

朱月倩得知此事之后，岂肯善罢甘休，失散多年再次团聚本应美好，却出现了一个孩子两个妈的情况。

身为母亲，谁又没有护犊之情呢？

于是，朱月倩刚得知朱道来被贺子珍相认的消息，就马不停蹄地奔向中南海，一哭二闹三上吊。

对此华东局深感事情重大，并且左右为难。

离散多年的母子终于重聚，这不仅了却了革命烈士的心愿，也成全了一对家庭，这样诚挚的感情，是无论如何也不允许被伤害的。

基于此，经过多方权衡，思虑再三，最终此事交给一向稳重的华东局办公厅主任赵尚志处理。

他最后把情况如实地报告给了江西省省长邵式平，请求当地政府协助做进一步调查。

最后所有证据几乎都倒向了贺子珍这边，不仅有棉袍为证，还有当地群众的联名信予以佐证。

尽管如此，但赵尚志已深知不管事情结果如何，都如一烫手山芋，势必会得罪另一位母亲。

在那个没有亲子鉴定技术的年代，不管是谁，也无法做到百分百的肯定。

他踌躇彷徨，不得不将问题汇报给中组部，并同“朱道来”、黄月英等人一同进京，并被安排进了中组部的招待所。

这个争议的孩子在京期间也引来了不少关怀，不少“妈妈”们多次同孩子谈心，关怀备至。

但终究还是需要有人定夺，周恩来将这情况如实报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斩钉截铁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不诚实”的孩子

孩子最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负责将其留在北京读书，最后顺利考入了清华大学，学有所成，于1971年12月因患肝癌逝世。

但据朱月倩后来回忆，当朱道来看到贺子珍把自己认作“毛毛”之后，他的心思就起了变化，并对自己的北京之行非常不满，觉得坏了他的好事。

从那以后，朱道来跟朱月倩的关系降至冰点。

而朱道来也曾自述：

“我知道自己是霍步青和朱月倩的孩子，但总觉得当一个烈士的儿子不如当主席的儿子赫赫有名。”

然而时过境迁，很多事情无法一一考证，事情也成为了永远的谜团。

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多多少少的父母与自己的孩子离别，一生未见。

不管朱道来身份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他是革命的后代，而他们父辈的事迹，亦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参考资料：

《贺子珍与她的儿女们》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之子毛岸红》文史博览

《贺子珍寻找毛岸红》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