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

“停下，停下”，腰杆上挂着手枪的国民党军官命令道。轿夫放下滑竿，里面半躺着一个右眼瞎了、右臂残了，双脚被铁丝捆缚着的中年人。

“他妈的太热了。这么热的鬼天气，恐怕要下暴雨。歇一会，歇一会。老子们遭不住了。”军官抬头看了看毒辣辣的太阳和沉闷的天空，然后在额头上抹下一把汗水。

当这行人正准备起身继续往重庆城赶路时，重庆上司的“指令”传达到了。听到“指令”，那军官一时间很惊愕，呆在那里。过了几分钟，他整了整自己的军帽，扣好上衣衣扣，大踏步向轿子走去。

军官命令士兵为这中年人除去捆在脚上的铁丝，扶他站起来。啪地一个敬礼后说：“李先生，对不起，重庆的意思就在这里给您送行。您看您还有什么要求？”

中年人大约早就料到了这个时刻的来临。他怔了怔，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对军官说：“把纸笔给我找来，我要给妻子写封信，交代一下后事。”

“好说，好说，我们立马去办。”拿起纸笔，中年人思考了一会，脑海里飞快显现往事：他想起自己早年东渡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参加蔡锷领导的讨袁护国军起义，参加辛亥革命带领学生攻打重庆通远门迎接革命军入城。他想起自己研制炸弹被炸伤的右眼和右手，想起自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想起自己在涪陵建立川渝地区首个农会并组建的八千农民自卫军。他又想到自己曾给妻子说：“假如有一天我牺牲了，请将棺材竖着下葬……国家不强、民族不兴，我死也要站着死。”他还想起昨天敌人审问他“为什么要当共产党？”时自己的自豪回答——“四川有几人配当共产党?我能为共产党员，虽死犹荣。”

哎。来不及慢慢回忆，只有挑紧要的写吧。他定了定神，奋笔疾书：

“诚璧细君：

我今日死矣!以身殉国，理得而心安。未了之事甚多，霎时间岂能详道……我尸运到后，不要放腐滥了臭人，用一小小棺材，穿旧衣二件，纳入其中。一切迷信事概不许作……本欲多书几行，行刑者督催不已。总之有生必有死，无长不散之筵席，请了，请了。祝健康。”

挥毫写就，中年人将信折叠了交给轿夫。他吩咐勤务兵取了自己的所有银元交给轿夫作为感谢，托轿夫把信一定捎带给妻子。吩咐完后，他扫了一眼那军官，神色自若地说：“不要催。共产党人不怕死。”

“那您还有什么要求？”军官从没看见过这样不畏生死的人，心中暗自佩服，很客气地问。

“我渴了，给我找点水来喝。”中年人环视四周，示意刽子手们去对面那农家房子里找水。

“好说，好说，我们立马去找水。”一会儿，轿夫端来半木瓢冷水。接过木瓢，中年人仰起脖子，咕隆咕隆地猛喝了几口，将瓢还给轿夫，笑着说：“凉快，凉快。畅快，畅快。”

军官又望了一眼这个据说是他们师长的老师、人称“独臂将军”的汉子，问道：“您还有什么要求。兄弟们要送您上路了。上司还等着回话。”

哈哈哈，哈哈哈，中年人仰天长笑，大声说：“再给我找一张红毯。革命的鲜血，只能流在红色的毯子上。”

“好说，好说，我们立马去办。”

站到铺好的红毡中央，中年人回头看了看刽子手，大声说：“开枪吧。完成你们的任务，你们好去给你们的主子交差。”

“打到军阀。”

“中国共产党万岁。”

……

高呼的口号、沉闷的枪响，毒辣的太阳、殷虹的鲜血……李蔚如烈士的生命就这样被定格在1926年7月8日下午1时的重庆南岸黄桷垭。按照遗愿，他的遗体被竖立着安葬在涪陵区大顺乡老家附近。直到今天，他仍昂首站立，看着自己的家乡，看着这片红色的土地，看着自己曾经为之献出生命的共产主义事业之花正蓬勃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