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1972年，身在台湾的余光中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回到大陆，只能将自己的满腔思念寄托在文字之中，做了这首名叫《乡愁》的诗歌。

不曾想，此诗歌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他们都期盼着台湾能够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祖国的统一。

然而，当时国民党政府不仅固执己见，还断绝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通道。

直到1982年，蒋经国在写文章悼念父亲时，流露出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才让中共中央看到了改善海峡两岸关系的希望。

趁着这个机会，邓小平立即派人致信台湾，呼吁国家统一。

可没想到，面对共产党的友好劝说，宋美龄却直接冷漠处理，回信的内容更是令人心寒。

那么信中究竟写了什么？为何宋美龄会是这样的态度？她的回信内容又写了些什么呢？

谁来写这封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蒋介石便带着剩余的国民党军逃往了台湾。

此后的数十年，他将我党视为仇敌，将大陆视为未收复的失地，一直抱有“反共复国”的幻想。

蒋介石在不断对抗共产党的同时，还禁止两岸同胞进行交流，使得两岸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为了国家统一，我党做出了很多努力，可蒋介石就是油盐不进，怎样都不愿意打开台湾与大陆之间的通道。

其实，我党也不是没有想过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但考虑到台湾是祖国的一部分，强制统一有伤两岸同胞之间的感情。

而且，这一政策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十分不利。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党还是希望能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

但谁知这样换来的就是国民党的得寸进尺，蒋介石更是觉得他的“复国大计”指日可待。

岁月不饶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做起事来也力不从心，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大儿子蒋经国身上。

蒋介石不顾自己的身体，呕心沥血地为他筹划着一切。

1975年，蒋介石因为心脏病离世，蒋经国顺利继承他的“衣钵”。

在台湾问题上，他仍然遵循父亲的做法，甚至还提出了“三不政策”，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本就紧张的两岸关系，在蒋经国的“折腾”下，变得更加剑拔弩张。

当时为了改善这一局面，邓颖超也在时刻关注和台湾有关的消息。

1982年，蒋经国发表了一篇悼念父亲去世七周年的文章，她立即就阅读了起来。

当读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这几个字时，邓颖超突然眼神一亮，好像发现了一个能够改善两岸关系的机会。

虽然蒋经国的这句话并没有提及两岸关系，但却情真意切地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思念。

邓颖超心想，也许可以抓住这个契机，写信说服蒋经国打开两岸通道，然后循序渐进地收复台湾。

于是，她将这一想法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一听，觉得这是个极好的建议。

可眼下两岸关系如此紧张，派谁写这封信合适呢？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邓小平想到了一个人——廖承志。

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曾是国民党元老，和蒋介石相识。

正因为如此，廖承志也跟蒋经国关系匪浅，长大后还加入了国民党的阵营。

后来父亲遭到国民党右派刺杀而死，蒋介石又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实在看不下去的廖承志便选择愤然离开。

不久后，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凭借着之前为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在中央担任要职。

而蒋经国作为蒋介石的大儿子，自然是子承父业，领导着在台的国民党政府。

所以如今大陆方面要向蒋经国写信，廖承志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于公，他在中央的地位配得上和蒋经国“谈判”；于私，他和蒋经国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

于是，邓小平和邓颖超等人决定，让廖承志来写这封信。

如何让蒋经国看到信？

接到这个重要的任务后，廖承志十分重视，他也想让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实现国家的统一。

因此，廖承志日思夜想，思考着到底该怎么下笔，才能让蒋经国有所动容。

为了能让寄给蒋经国的这封信达到想要的效果，邓颖超也为廖承志出谋划策，颇费心力。

考虑到当时的台湾还用文言文交流，本该用白话文交流的廖承志决定用文言文书写，以增进大陆方面的亲和力。

经过廖承志和邓颖超等人的努力，这封信总算是有了大致的“形状”，只是有些细节还是需要仔细推敲。

在一次又一次地完善之后，廖承志终于满意了这封承载着“公之意，私之情”的信件。

在称呼上，廖承志对蒋经国以“吾弟”相称，瞬间拉近两人之间的关系。

之后他先是以“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为开头，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接着再以一个兄长、中央干部的身份，回顾了两党的两次合作，期待着第三次合作。

在分析了两岸合与分的利弊，苦口婆心地批判了他不切实际地想法，预测了国家迟早会统一的结果之后。

廖承志又突然转变态度，表达了自己想要探望在台的蒋经国。

最后，他用“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作为结尾，说的既是私交之情，也是大陆意愿。

为了尽快得到台湾方面的答复，邓颖超还加上了“伫候复音”四字，以示对蒋经国的尊敬。

全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字一句都诚心诚意，发自肺腑，可谓是用心良苦。

可是，这么重要的一封信件，当时根本没有办法到达台湾，更不可能递到蒋经国的面前。

这让中央又陷入了困境，该怎么办呢？

这时，廖承志找到了正在北京开会的杨奇。

杨奇负责的是香港新华社分社的宣传工作，曾帮助中央在香港宣传过对台政策。

这一次，廖承志希望杨奇能够再次帮忙，让这封信在7月24日传入台湾。

杨奇得知前因后果后，立马回到香港，致电《星岛日报》的总编周鼎和《华侨日报》的总主笔李志文，邀请他们共同商议此事。

7月23日，三人见面，杨奇直接开口：“明天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发表，是廖公写给蒋经国的信。”

紧接着，他又说道：“你们有没有办法将这封信全文刊登？让各方面都注意到。”

两人对视一眼，都心领神会，知道这是一封促进国家统一的信件，当即表示一定会想办法刊登全文。

于是，两家报刊的工作者们绞尽脑汁，开始处理这封信。

最终只有《星岛日报》顺利进入了台湾，还是在头条位置。

原来，他们将信件内容放在了中间，标题、正文开始和结尾，都以台湾的消息作掩护。

虽然全文2000多字中，台湾的消息不过百字，但还是骗过了台湾报检的眼睛，成功让廖承志的这封信被当地大众看到。

当天有2000多份报纸进入台湾，读者看到后都十分激动。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在两岸关系如此紧张的时候，还能收到大陆的来信。

尤其是那些老家在大陆的人，心中更是充满了希望。

《星岛日报》的这期报纸在台湾发行了一天多，才被有关政府人员发现，他们当即斥责了检查部门，并下令追回这期报纸。

然而，此时已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他们只能收回军统系统、政府部门的1100份报纸。

其余的1000多份报纸，仍在台湾百姓们手中传阅。

宋美龄的回信

不久后，信终于传到了蒋经国的手中。

年过七旬的他带着眼镜，拿着报纸，认认真真地看过每一个字。

当看到“廖郭海天，不归何待”八个字时，蒋经国的内心也为之一颤。

虽然他知道国家统一是迟早的事，但还是不愿意以“失败者”的身份接受这个事实。

读完全篇后，蒋经国沉默了许久，似乎也被这封情真意切的信打动，身边之人也不敢上前打扰。

蒋经国的犹豫，正是说明了廖承志所言有理，他也许在思考着两岸之间的关系，是时候做出改善了。

可当初是他在台湾实行了“三不政策”，如今若是出尔反尔与大陆进行交流，还是有损颜面。

面对这封故人寄来的信，他若是不回，也说不过去。

两难之下，蒋经国找来陈立夫商议此事。

陈立夫在知道蒋经国的难处后，提议让宋美龄回复。

一来，宋美龄算得上是廖承志的长辈，由她回信也是应当；

二来，宋美龄代表台湾当局回应大陆，不论是从身份上来说，还是从地位上来说，都是一个十分合适的人选。

于是，蒋经国便听从陈立夫的建议，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宋美龄。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回应了廖承志的来信，只是信中的内容，着实令人心寒。

她丝毫没有被廖承志信中的内容所打动，依然对“光复大陆”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宋美龄在回信中表示要坚决实行蒋经国声言的“三不”政策。

可见，她仍心有不甘，觉得国民党才是民心所向。

除此之外，宋美龄还用“敝帚自珍，幡然来归”八个字，劝廖承志早日“投诚”。

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相对于廖承志那封感人肺腑的信，宋美龄的回复，一字一句毫不客气，都充斥着对共产党的怨怼。

这让看到这封回信的人，心中都充满了寒凉之意。

不过，虽然宋美龄对大陆怨恨颇深，但蒋经国却已经在思考两岸的问题了。

期间他曾多次派出自己的心腹去大陆，北上与大陆高层领导接触，传递两岸信息。

1987年，蒋经国疾病缠身，时日不多的他意识到，两岸之间的问题应当快速解决。

而在大陆中央高层领导的诚意下，蒋经国等人终于愿意打开两岸之间的通道，允许老兵回到大陆寻找亲人。

此政策一出，大陆和台湾的同胞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时隔38年，海峡两岸互不通信的状态终于被打破，关系也有了极大的改善。

若是按照这个事态持续发展下去，国家统一指日可待。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

1988年，蒋经国在台北突然离世，两岸之间持续升温的交流戛然而止，台湾回归祖国的日程又被耽搁了下来。

无论如何，过往历史不可更改，一切皆有定数。

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也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