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那年的12月，一个男婴出生在陕北绥德清涧县王家堡村的一户王姓人家。
王家堡这个地方非常贫困，这户人家也不例外，在他之前，父母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贫穷”从他一落草，就与其伴生。
在当地，人们习惯于把出生叫做“落草”，把死亡称为“上山”。
“落草”，这个词意味深长——一颗草籽随风飘荡千里，只有遇到合适的土壤才得以落地生根，发出新芽。
在上小学之前，这个男孩没有正式姓名，只有一个乳名叫做：王卫儿。
为了入学，养父请先生给他取了大名：王卫国，一个时代感非常强烈的名字。
后来，他读了很多书，见了世面，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路遥，一个响彻20世纪文坛的名字。
他应该感谢大伯，也就是他的养父，如果不是大伯收养了他，他甚至吃不饱穿不暖，更别提有机会上小学了。
从王家堡的山沟里一路走出来，路遥步步艰辛，受过的磨难远远多于收获的欢愉，但他从不缺乏爱情。
这一生，他爱过5个女人。但在患病去世前，他卧病在床3个月，却没有一个人在身边陪伴，殊为遗憾。
夫妻二人全靠在陕北的黄土地里刨食，难以养活这一大家子。
从四五岁起，路遥就跟在大人身后忙碌，照看弟弟妹妹、打猪草、砍柴。
他很能干，背回家的柴火码成了高高的垛子，让四邻隔壁都很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越缺少什么，越渴望什么。路遥特别爱吃，这个爱好也跟随了他一辈子。
到了学龄，他也曾去过几天学堂，却因为家里太穷实在无法供应，尽管他极度渴望上学。
刚辍学回家的那段时间，他干起活来都难以集中精力，眼泪经常在眼眶内打转。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家里孩子太多，父母终究决定将路遥过继给他的大伯。
那是1957年深秋的一个清晨，父亲叫醒了仍在睡梦中的路遥。
“我们今天去你大伯家玩几天。”父亲对他说。年幼的路遥这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异常。
父子俩各自扒完一碗稀粥，就离开王家堡前往一百多里外的延川郭家沟村。
为了让儿子走得更快，父亲在半路捡来一双旧鞋给他穿上。
经过一天步行，父子二人距离郭家沟还有一段路程，只好在路边一户人家借宿一晚。九岁的路遥早已筋疲力尽，就着白水咽完了干粮，他倒在炕上立即睡了过去。
一夜无话。第二天，鸡叫三遍，父亲叫醒了路遥，带着他到了早市上，花了一毛钱买了一碗油茶。
看着儿子将这碗油茶吃完，父亲咂咂嘴，朝着郭家沟走去。
这一天的黄昏时分，父子二人终于到了大伯家，路遥见到了与大伯一家同住的爷爷奶奶。
这一百多里的土路，持续两天的跋涉成为路遥一辈子的记忆，与他后来取笔名为“路遥”不无关系。
后来他才知道，那天在早市上，父亲用身上仅有的一毛钱买下那碗果腹的油茶，自己却推说不饿，意味着什么。
在大伯家吃过晚饭之后，路遥幸福地拥着一床新棉被睡下了，在自己家的时候，他只能盖一床补了又补的破被子。
到大伯家的第三天，父亲对他说：“俺去县城赶集，下午回来。”
聪慧的路遥其实已经明白父亲要抛下他独自回王家堡去，把他送给没有儿女的大伯做儿子。他配合着父亲拙劣的谎言，将眼泪咽下，藏在肚子里去。
两地相隔不算太远，但十里不同俗，生活习性和口音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地方。
路遥经常受到村里孩子的欺负，他们叫他“外路脑子”“私孩”“为儿货”，挑衅他、嘲讽他。这段经历给路遥留下了不小的创伤，让他毕生难忘。
他尽量忍受这一切，但最终爆发了——他将一个嘲笑他的男孩的头打破，鲜血流了一地。他的抗争为他赢来了尊严，那些孩子反而不敢欺负他了。
少年时代的路遥既聪明也用功，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的前几名。
在马家店小学念完了低年级，他成功考进了延川县城关小学读高年级。
养父母家并不宽裕，路遥只好住校当了一名“半灶生”（自带干粮到灶房加热了吃）。
啃干粮、喝“洗锅水”是“半灶生”的日常。每逢周三和周六下午，“半灶生”自行回家取干粮。那时候的学校，没有冰箱保存食物，一到天热的时候，自己带的糠菜团子就会发霉变质，但路遥仍然舍不得扔掉，只能皱着眉头咽下去。
他买不起颜料和画纸，因而最害怕上美术课——只能傻坐着，看同学们画。很多时候，他找借口请假不上美术课，下课之后再回来。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路遥没有将自己封闭起来，反而表现得极度自强，处处都要争口气。
他没钱买电影票，就想着用阅读的方式代替，一有时间就泡在县文化馆阅览室，沉浸在报纸杂志之间。
他像是一块干渴的海绵，饥渴地吸收知识的营养，经常待到阅览室关门还不过瘾，跑去新华书店看书。
书本为他打开了世界的大门，让他得以窥见世界的多彩。
他成绩优异，当选为班长。据同学回忆，路遥喜欢编顺口溜调侃人，经常让同学们笑得“肚子疼”。
然而，难得的小学时光很快逝去，养父不同意他继续参加升学考试。
倔强的路遥坚持参加考试——哪怕不能继续上学。他最终在小升初考试中获得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
养父仍然不同意他继续上学，路遥跑去央求村书记刘俊宽想办法。在刘书记的帮助下，路遥借到了两斗黑豆，可以卖了换钱上学。
因为错过报名时间，路遥差点失去上学的机会，最后还是刘书记出面找校长说情才得以入学。
这段经历对路遥影响巨大，人生在勤，不索可获？是他对命运的抗争，才让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路遥偏科严重，对数理化不怎么感兴趣，经常沉迷阅读小说。他的班主任对他很宽容，鼓励他多钻研文字。
他的语文成绩出类拔萃，作文经常作为范文在各个年级传阅。
后来，得益于养父的好人缘和自己的学历，路遥在马家店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端上了“公家饭碗”。
当了一段时间教师之后，1969年冬，路遥被安排到县百货公司。
就在这期间，他遇到了来自北京的知青林虹。对于这位来自首都的女青年，路遥非常好奇和兴奋。
林虹说一口京片子，性格活泼，形象靓丽、能歌善舞，她的一言一行深深吸引着路遥。
他们被彼此吸引，关系逐渐亲密起来。
初恋就像一次严格的训练，在他的人生中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号——路遥总喜欢在下雪天沿着河床散步，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喜欢穿红衣服，曾用过一个叫“缨依红”的笔名，这些都与林虹脱不了关系。
后来，路遥收到了初恋对象林虹的“分手信”——美好的初恋夭折了。
路遥元气大伤，感情上的打击让这位向来坚强的农村知识青年一病不起。
失恋后的半年时间，路遥变得更加成熟。
曹谷溪将他安排到文教局工作，他非常欣赏路遥的才华和人品，为其奔走疏通。
他们志同道合，彼此欣赏。
曹谷溪为了给路遥学习的机会，每次下乡采访都将好友带上。曹谷溪将私人藏书借给路遥阅读，二人经常交流心得。
路遥这个笔名是在创作了诗歌《车过南京桥》和《塞上柳》之后取的。他本来想要用“缨依红”的笔名发表，但被诗人闻频劝说“一定要独特、好念、好记”，才取了路遥这个名字，“路遥知马力”。他从此走上了自己的文学征途！
他开始尝试各种文体，同时与县通讯组的学员们切磋学习。这个事情，通讯组里有很多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可谓“藏龙卧虎”，不乏高手。
而其他人都是其次，有一位北京名叫林达的女知青进入了路遥的生活。十分凑巧的是，这姑娘同样姓林，而且还是路遥前女友林虹的好友！
路遥将感情看得比命还重，林虹的离去让他大受打击。
好友曹谷溪非常担忧路遥的状态，他偷偷地将其发表的作品定期邮寄给在铜川工作的林虹。
林达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初中女生，与林虹从小在一个大院里长大，关系很是要好；得知路遥的情况后，她也在其间帮忙“穿针引线”。
然而覆水难收，林达有一次去铜川看望好友林虹，得知她已经有了新的对象，暗自为路遥叹息。
这些事都是瞒着路遥做的，曹谷溪和林达都不想他再遭受打击。
在一起共事久了，林达与路遥都对彼此有了好感。
曹谷溪见到这种情况为好友感到高兴，开始有意无意创造机会，撮合二人。
曹谷溪借着在各地办业余学习班的时机，安排路遥与林达二人一组。
林达这姑娘心很细，她很慎重地跑去铜川专门将此事告知好友林虹，希望林虹理解。
林虹本就因离开路遥留下心结，一直心怀愧疚，听闻好友与其相恋，自然乐见其成。
然而，路遥的感情道路并不平坦，家长那关可不好过。
林达在探亲时，将自己恋爱的情况报告给母亲，却被泼了冷水。
林母不是嫌弃路遥的家庭贫穷，而是对于女儿的稚嫩不放心，担心她受到伤害。
从女儿的嘴里，林母只听到夸奖：路遥的才华、勤奋、刻苦、毅力等等，仿佛对方是一个完美青年。而当她问起对方有什么缺点，林达回答不上来。
林母知书达理，很有生活的智慧，于是对女儿说：“你不知道他的缺点，这就说明你并不很了解他，你们的事先缓一缓为好，你需要先冷静下来……只有当你愿意接受和包容他的全部缺点，他才能成为你的生活伴侣……”
婚姻与恋爱从来不是同一件事。
林达受到母亲的教诲，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回来之后，开始与路遥保持距离。
这让沉陷在爱河里的路遥手足无措，他找到曹谷溪诉苦。
曹谷溪担心好友再次受到感情创伤，为此专门找林达谈话。
林达本就对路遥有感情，听了曹谷溪的劝说，坚定了继续相处下去的决心。
1973年，两人进入热恋阶段。这一年的春节，林达没有跟父母过年，而是跟随路遥回到延川的郭家沟过年。
路遥与林达的热恋引来了一些闲言碎语，他被嘲笑“癞蛤蟆总想吃个天鹅肉”“上一次找了北京女知青，这次又是。”
林达也是一个主意很正的女青年，既然认定了路遥，她就愿意付出努力。每月38元的工资，除了自己伙食开销和一点零花钱，其他的都交给路遥花销了。
路遥的负担重，除了负责养父母一家的开销，还要供养亲生父母。
在事业上，林达也是不可多得的“笔杆子”，在同事和领导中都有不错的口碑。为了与路遥守在一起，她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1974年冬，路遥被安排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实习，这也为3年后他到这里工作打下了基础。
对于林达来说，嫁给路遥需要莫大的勇气：他家庭成员比较多，身上有很大的负担，两人的生活喜好和习性也存在较大差异。爱情最终激励她选择不再犹豫！
他们的爱情长跑一直继续，直到1978年，两人终于牵手成婚。
那时候的婚礼非常朴素，路遥和林达二人也没有什么钱财，一张双人床，两床新被子，就是他们所有的新婚家当。新房就是林达在延川县委宣传部的办公室。
路遥这位文学才子的婚礼受到了广大亲朋的捧场、道贺。曹谷溪很激动：他们太不容易了，7年马拉松长跑，终于走到了一起！
路遥与林达婚后生下女儿“路远”。生活开始真正考验起这对夫妻。林达产后缺少母乳，而路遥的经济状况很差，无法提供什么支持，林达只好自己托人订购牛奶、鸡蛋。
这种情况随着路遥的作品相继问世，名气增长也有一点改善。
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后，路遥的创作自信心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他告别妻女，远赴甘泉县，创作中篇小说《人生》。
为了创作，他深入农村、下煤矿体验生活、走访乡村老人，几乎没有精力兼顾家庭。
他长期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创作，没有休息日，没有空闲陪伴女儿，与妻子林达之间也有了情感隔阂。
为了他的身体着想，林达多次劝说他要规律作息，路遥没有听从。
因为长期严重透支健康，他的体质变得极度虚弱。
他在用“生命冒险”创作《平凡的世界》。1988年1月27日，路谣在身体几乎虚脱的状况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
这个时期，路遥的工资不高，稿费也不多：《惊心动魄的一幕》仅获得五百元，《人生》一千三百元，而长达百万字的巨著《平凡的世界》也不过三万元。
即使1989年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著作权报酬，也只有六百八十元。
路遥烟瘾非常大，又酷爱喝咖啡，同时还要负担两家的老人，这让他的个人收入所剩无几。
生活的磨难让激情退却，林达也已不再年轻。她出身于高干家庭，身上有着鲜明的大都市文明的气质，疏朗大气。而路遥出身穷困农村，自身负担重，两人的生活习性存在很大差异。
路遥伏案写作，将家庭都抛给了林达操劳，而林达同时还要按时上班。
两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分道扬镳。
1991年，路遥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却没有路费进京领奖。还是弟弟为他四处筹钱，凑够了路费和应酬所需。
在与林达的婚姻进入冷淡期之后，路遥曾与一位女子有过一段为期半年的恋情。
弟弟王天乐对这段感情知情——路遥曾将双方的信件给他看过。
那是1986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期间。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女子，是路遥一生中爱过的第5个女人，曾给他带来过情感慰藉。
在路遥的心里，母亲是他最爱的女人。当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还对朋友说：“等我出院以后，我先回王家堡老家，让我妈把我喂上一个月。我妈做的饭好吃，一个月就把我喂胖了。”
他最终没有如愿，临终前，他还念叨着：“爸妈还是离不得，爸妈亲着哩...”
最让他割舍不下的是自己的女儿，与林达离婚后，女儿跟着前妻回了北京，路遥无法见到。
林达回京之后再婚，此生不再与路遥相见。
在病榻上，他对女儿的思念就像一把刀子，让他无法安眠。
路遥有着传奇的一生，激励了很多青年发奋努力，为大家敬仰、膜拜，但他有太多身不由己，个中苦乐唯其自知。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
借用余华的话：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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