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一封特别的日本来信，辗转来到了毛主席的书案上，来信的人是一个日本妇女，而她要求的是，让自己在中国犯下战争罪，正在服刑的丈夫早日回国，对此，毛主席做出批示：

此人及其他重病犯一予释放。

这些犯人，几乎都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残忍的迫害，然而当时中国人民并没有选择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告慰死去的生灵，他们的大度，在后来被证明是如此的正确。

一、杀不杀？

1950年7月19日，一场特殊的交接仪式在中苏边界，黑龙江省的绥芬河火车站进行，苏联政府将969名日本战犯交于中国政府，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外交处处长的陈曦代表政府进行了接收。

这场接收中，有人欢喜，有人恐惧，有人愤怒，欢喜的是苏联人，因为这些日本战犯是极难管理，死不悔改的人，放在苏联只是浪费粮食，直接处死又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他们很高兴中国人能接手。

恐惧的是日本战犯，虽然在苏联，他们吃不饱穿不暖，但是他们直接侵略和伤害的只有中国人民，现在把他们交给中国人，他们内心的恐惧难以掩饰，因为只要把他们施加给中国老百姓的折磨，施加一半到他们身上，他们都受不了。

愤怒的自然是中国人，对于这些战犯，任何一个中国人民都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他们，他们对于中国同胞造成的伤害罄竹难书，百死也难辞其咎。

这些战犯被送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而这所监狱在最早之前，曾经是日本侵华时，囚禁中国抗日战士和爱国同胞的地方，当时还有一个很日本的名字——“抚顺典狱”。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被国民党接收，成为关押我党革命分子的辽东省第四监狱。

1948年，抚顺解放，该所监狱又被中国政府接管，改称为辽东第三监狱，直到1950年6月，中央指示，改建为抚顺战犯管理所，专用于关押战犯。

而在这些日本战犯搬进来之前，中央又花费了370万对监狱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了当时中国条件最好的监狱，有运动场、医务室、理发室、图书馆、面包房，监舍也是十分宽敞。

当时在招管教人员的时候，很多人报名，因为在他们看来，管理这些日本战犯，是可以光明正大“报仇”，让他们吃些苦头的，然而，周总理早就预料到了这些，他提前给管教们打了预防针：

现在的形势不同了，不要说杀掉一个，就是杀掉一百个，都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不杀他们，要将他们改造好，变成朋友，这将来对国家和民族，都有长远的意义。

“恨其罪，不恨其人，惩其罪，救其人”，这是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定下的监狱原则，然而要让管教们接受这样的理念并不容易，因为这些战犯他们的罪行真的罄竹难书。

二、人或鬼？

在这些战犯中，有一个人很特殊，他叫大村忍，曾经做过伪满洲政府抚顺典狱长，现在他却来到了自己修建的监狱服刑。

刚一进监狱，他就瑟瑟发抖，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所监狱曾经的血腥和罪恶，也知道有多少革命战士，在这里，在他的管理下，英勇牺牲。

铃木启久，1938年来到中国，时任日本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步兵第12大队大佐大队长，7年后，他晋升为日军中将，而在迅速提升的军职之后，是他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其自行供述的罪行中，至少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并且还诱拐中国与朝鲜妇女当慰安妇，而且还是河北鲁家峪大屠杀惨案的指挥者。

藤田茂，1938年3月来到中国，时任陆军第二十师团的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1945年成为59师师团长。

在他的供述中，一是用俘虏训练新兵的胆量，二是用中国老百姓来趟地雷，三是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造成老百姓民不聊生。同时他也是抚顺平顶山大屠杀惨案的指挥官。

长岛勤，1938年12月来到中国，时任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部员，1945年成为济南防卫司令官。

在其供述的罪行中，仅1942年4月到1945年7月，三年多的时间里：

“进行了大小15次作战讨伐，杀害抗日军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烧毁破坏民房2220间以上，掠夺粮食6000吨，强制劳役12万工日。”

同时，他也是琵琶山大屠杀惨案指挥官。

斋藤美夫，1929年4月任日本关东宪兵队长春分队长，后成为伪满洲国宪兵训练处少将处长。

他的恶行是，将逮捕的中国人以严重处分进行集体屠杀（枪决），还有的是供给日本731部队作细菌化学活体实验。

田井久二郎，1933年9月来到中国，时任伪满洲特别区公署警务处特务科的附属官，1944年，成为伪满洲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警察局特务科的科长。

在其自述的罪行中，“杀害八路军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团体的人员数约500名”，而抗日英雄赵一曼就是被此人刑讯逼供，残忍杀害的。

《滨江述怀》

——赵一曼

誓志为人不为家，

跨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若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佐佐木到一，1937年进入中国，时任华中派遣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旅团长，也是他率领部队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

而在历史书中，大家可能看过的，进行“百人斩”的恶魔野田毅和向井敏明，都是这个人的手下，而他指挥所属部队一次就屠杀中国军民3000多人，这还只是他罪恶行径的冰山一角。

三、怎么改？

对于这些恶魔一样的战犯，改造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管教们自身的厌恶感，毕竟任何一个中国人，听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后，都难免义愤填膺。

然而杀掉一个日本战犯容易，但是他们临死之前可能都还觉得，自己是在为天皇效力，是个不屈的战士，那么一时的泄愤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必须先让这些恶魔，长出心，变成人，有了悔意，才能正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孽。

为了防止管教们产生抵触心理，周总理做出指示，“要认真做好我方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以便对他们进行安全管理，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

作为一个从战争之初走到最后的人，周总理也许比其他人更了解日本战犯的恶行，也比任何人更恨他们的罪行，但是作为总理，他必须要考虑的更全面，更长远。

最终，这些管教和工作人员接受了改造战犯的任务，也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在条件上，在当时全国都困难的情况下，给这些战犯吃的是细粮，当时东北大米一毛钱一斤，猪肉不到三毛一斤，而这些战犯的伙食标准是1.54元，相当于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副部级以上的待遇。

而对于管理所值夜班的人员来说，能够吃到战犯们剩下的面条，已经是让人十分羡慕的事了。

除了饮食上的特殊待遇外，这些战犯生活上也是得到了很多照顾，比如可以与日本的亲属进行通信、会见，可以弹奏乐器，开运动会，而当他们生病时，更是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战犯永富博之在苏联劳改时掉了四颗牙齿，吃饭不方便，来到管理所后，立刻为其镶上了，而他也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亲手直接杀害的中国人共计61人，奸污的中国妇女为18名” 。

战犯武部六藏，1952年突发脑血栓后瘫痪，管理所派了专职护理员焦桂珍照顾他，焦桂珍每天给房间消毒，一勺一勺给他喂饭，照顾他的大小便，一天三次给他按摩、翻身。

六十多岁的武部六藏对三十岁的焦桂珍十分感激，甚至说她“像母亲一样照顾我”。

战犯上中正高因为胃溃疡做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大出血，需要紧急输血，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争先恐后地为其献血。

手术恢复后的上中正高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为中国人不顾冤仇，给自己献3000毫升血液的事痛哭流涕。

在管理所工作人员如同“换血”般的改造下，这些原本十分顽固，抗拒认罪的恶魔，纷纷主动供述自己的罪行，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世界战犯管理史上，这样的情况都很少出现，有人把这称为是“抚顺奇迹”。

周总理对于管理所的工作表示了肯定，同时还表示，要将对日本战犯的改造过程真实地记录下来，由此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点点滴滴被摄影机记录了下来。

然而这部纪实性的电影，最终没能放映，原因也是考虑到许多国人情感上的不理解和不接受，即使是今天，这些日本战犯的结局也让人意难平。

然而，正如周总理所说，二十年后，方能看到结果和用意，现在的我们，回首望去，才知道这样的决定是多么超前和睿智。

四、怎么做？

1956年11月18日，毛主席接见日本冈山学术代表团，代表团的团长提出了一个请求：

冈山县的战犯榊原秀夫现在患有很严重的肺病，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日本靠织毛衣生活，十分辛苦，希望能提前释放。

然而当时毛主席，并没有直接答应他的请求，而是说中国人民的感情暂时还不能接受，但是会让人去调查这件事情。

1957年，榊原秀夫的妻子写信给毛主席，再次做出了请求，而经过调查后，也确实是事实，所以毛主席做出批示：“此人及其他重病犯一予释放。”

实际上，在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期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都被分批释放回国了。

临别之际，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毛毯，新衣服，新鞋子，新帽子，甚至工作人员还给他们准备了路途上的洗漱用品和手纸，连这样的小细节都被考虑到，让他们感动万分。

有战犯在离开时，更是痛哭流涕，他们保证说：

中国人民是我们的恩人和再生父母，我们从你们那里得到了两件宝物——新的生命和真题，后半生中，我们将为人民，为社会和平而奋斗。

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实际上，这些恶魔一般的罪犯，在经过改造之后，成了和平的忠实拥泵，也是历史的诚恳忏悔者。

战犯岛亚坛回国后，用写实的手法，以版画的方式再现了他参与过、见过的日军暴行，并且在日本全国巡回展出。

通过他的画作，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了他们发动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而这也是岛亚坛离开中国时，跟抚顺管理所的管教人员作出的约定。

1957年9月，在日本东京，一个特殊的团体出现，名叫“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为“中归联”，实际上都是由当时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组成的。

这个团体在全国设立了50多个支部，而他们首任会长就是藤田茂，他也是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级别最高的日本战犯。

中归联成立之初，就定下了协会守则和定位，即“中归联”站在人道角度，反省罪行，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与日中关系友好。

然而“中归联”一开始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成员的生活更是与在中国相比天差地别，首先日本媒体对于这些归国的战犯进行了恶意“抹红”，声称他们是被中国人洗脑了。

由于受到歧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遭受到了巨大的困难，而这也让他们更加感念中国人的大度和宽容，所以，他们为了两国之间的友好，也进行了许多工作。

1963年4月，为了恢复中日两国邦交，“中归联”组织了3千万人的签名活动，而这只是他们为了中日友好做出的努力其中之一而已。

1957年，“中归联”协助日本红十字会，送还了在日本的中国遇难劳工的遗骨，也使得他们能够叶落归根，魂返故乡。

1985年，日本曾根内阁计划恢复金准勋章，而这些勋章的获得者，多数都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授予的。

“中归联”知道这件事后，立刻联合其他社会团体，一起组织了集会和抗议，在他们看来，日本政府的这一做法是在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是在伤害中日友好关系，最终，日本政府暂缓了这一决定。

五、值不值？

2007年，一名日本老人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最后一次谢罪，谢罪碑是由战犯们集体捐资修建的，上面写着他们的忏悔：

我们在参加了长达十五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

这个老人叫筱冢良雄，曾经也是日本战犯之一，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服过刑，他说：

我老了，走不动了，这是最后一次来抚顺了。

即使时过多年，中国人对于他们的再造之恩，让他们一直铭记于心，虽然2002年，因为“中归联”大部分成员都八九十岁了，无法再进行社会活动，这个组织无奈解散。

然而那段在抚顺改造的日子，让他们记忆深刻，解散当天，“山阴支部”会员鹿田正夫表示：“山阴支部绝不解散！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之后他将“中归联山阴支部”更名为“山阴中归联”，继续组织活动。

对于这些日本战犯来说，是中国人把他们从恶魔变成了人，让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行径，并且为此终身忏悔，正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消灭他们的罪，而不是生命。

而当初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他们很多人参加过那场战斗，甚至有家人受过日本侵略者的伤害，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从事那样一份工作，其实内心的纠结和煎熬更多，外界对于他们的工作更是不理解。

为死者复仇，可以获得短暂的快感，然而，在当时的特殊时期，为了生者，为了大局，这样的做法虽然有争议但却值得。

但是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不需要重演，那些先辈无奈做出的妥协也不该再出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请你爱这个国家，带着骄傲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