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核心点和传承中华文化的出发点

传承中国文化有“一二三”：一个出发点，两个落脚处，三个关键点。

一、中华文化的核心点和传承中华文化的出发点

中国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但出发点、关注点、核心点就是一个“人”，而不是物。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人学，说到底，就讨论两句话：做人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才能做这样的人？

古今中外，人类关于“人”的进步思想，都不在升官，不在长寿，不在发财，而在做人。但文化与文化有不同，境界也有不同。英国文化也讲人，英国的教育是世界最好的教育之一，英国教育的目标主要培养绅士。什么是绅士呢？Gentleman这个词，由gentle+man构成，Gentle就是温和的、文雅的，那么，绅士就是优雅的人、有身份的人、有风度的人，有教养的人。夸张一点，有派头的人。贵族出身，西装革履，有人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你离绅士就差一把伞》，说是头戴着一顶礼帽，手中始终拿着一把伞，那是英国绅士的派头。

中国文化更具有“人性”。它也关注人，但它看人，不在这个人的外表是不是文雅，有没有派头，是不是有那顶礼帽、那把伞，更重要的是看这个人的心地是不是善，为人是不是好，做人是不是正，志向是不是大，……如果是，哪怕是引车卖浆、樵夫渔民，都可能是一个人，一个贤人、一个圣人。

中国文化有一个很重要、很鲜明、很了不起的特点，就是讲做人。中国人常常考虑三件事：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做官？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官。其中，“做人”是最基本，也是最要紧的。“做事”、“做官”要服从“做人”。中国文字中，

“人”是一个站起来的人，是一个有头脑、有腰板、头顶天、脚立地的人。

“大”字也是一个人，一个正面伸开手、站起来的人。

中国的圣人、贤人、伟人，从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到王阳明，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关注“人”，都要求做人。鲁迅先生的名字都叫周树人。

做人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人有好多种，文人、官人、商人、军人等等，中国文化不要求做伟人，不要求做奇人，首先要做好人，做正人，做大人。孔子讲要做君子，孟子讲要做大人，陆九渊、王阳明讲要做圣人，习近平讲要做好干部，等等。你看《论语》，通篇都是讲君子和小人，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孔子学生三千，贤人七十二。你读《孟子》，也是讲要做大人，大人要养有浩然之气。现在讲好干部。什么是好干部？其内涵跟孔子、孟子的观点有相通之处，跟中国文化的精髓有想通之处。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是相通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滋润当代先进文化的丰厚土壤。

中国人当然也讲做事。孙中山先生说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个“大事”，不一定大在它是难事、急事、重事，而是大在善事、好事，是对人民、对民族、对历史来讲，是好事。中国文化提倡向上、行善，要一辈子做好事。毛泽东有一句话：“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辈子不干坏事，只做好事，这是多么难呀，这就是好人，这就是圣人。所以，雷锋是圣人，龚全珍是圣人。有人讲龚全珍又没有挡火车，又没有炸碉堡、堵枪眼，怎么是圣人呢？但人家50年代就是将军夫人，大城市不住，跟着将军丈夫来到贫困的江西莲花县，而且还不呆在县城里，一直沉到公社大队的小学里，一住几十年，她是一辈子做好事。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

在中国人看来，不管什么职业，关键是要做人。做对了人，就能做成事。内圣，才能外王。内在的修为和道德的境界要好，外在的职业或事业才能顺。我要做个好官人，要做个好教师，要做个好学生，要做个好丈夫，要做个好妻子，等等，总之，就是要做好人、做圣人。

王阳明是一个“立功立德立言”真三不朽的人物。他活了57岁，在江西迎亲，他的老婆也是余姚人。然后在上饶向大儒娄谅问学，在南赣剿匪，南赣不等于赣南，南赣的府衙在赣州，却管辖江西、湖南、广东、福建四省交界的八府一州。王阳明任南赣巡抚，一把手。后来在南昌平息了宁王的叛乱。最后死在赣州大余的赣江上游章江的青龙浦。总之，跟江西的关系很深。王阳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人一了不起，就有很多神奇怪异的传说：比如，第一，他在母亲肚子里待14个月才呱呱坠地。我不是学医的，不知道14个月还不出生，这会不会是个死胎，我不知道，但我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第二，5岁还不开口说话，这事也值得怀疑。总之，这可能是后人为了突出王阳明的与众不同，才编排出这种惊人之事。比较靠右谱是下一件事。第三，会提问，且提很奇怪、很重要的问。

王阳明一生提的问题很多，有三个问题很重要。

这里岔开来说一点提问的事。“求学”、“求学”，关键要“提问”。“学问”、“学问|，首先是”问“，没有“问”的学，都是瞎学。

牛顿就会提问：“苹果为什么往地上掉？”是呀，四面都是空的，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掉？为什么往横里掉？这一问，就问出个万有引力。现在去牛津大学，大家都会去看那棵苹果树。当年的苹果树没有了，又栽了个苹果树。

爱因斯坦也会提问。光的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他问：假如人坐在一束光的上面，会发生什么？结果就出现了相对论。

学生学习的时候，要学会提问。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有什么区别呢？就在于会不会提问。

高中生是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老师教多少、就学多少，课堂上也是朗读一遍，默读一遍，背诵一遍，反反复复就消化那两个知识点。

大学生是要培养自学能力。老师课堂上讲3页书，学生课后就要在网上、在图书馆查找30页书。自学能力要很强。

硕士生就要回答问题了。但这个问题是老师的问题，学生只是回答这个问题。

博士生呢，是学生自己要能提出问题。所以，提出问题比解答问题还要难，水平还要更高。

王阳明这个人很会提问题。他提的第一问题是在北京。王阳明的爸爸王华考上了进士，还是进士第一名，做了状元，到北京当官。科举不是现在的考大学。那个时候，县里考，考上了就是秀才。然后省里考，考上了就是举人，就像《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中举人之后，到京城去考，考上了就是进士。再到皇帝殿上去考，殿试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现在考大学，考上了，只是拿到一个学习四年的入学资格，这跟职业没有什么关系。但古代考上举人就有俸禄，考上进士，就认定具备一个公务员身份，甚至可直接委任官职，要么进中央部门，要么到下面当县官。那时候县少，等于向全国公开招聘副厅级干部，马上就任官了。王华是第一名，状元，于是就进了翰林院，到皇帝旁边，是高官了。

他的爷爷王天叙喜欢他，就把他带到北京去，做京官的家属，进了学校。那年，王阳明11岁，相当现在的小学五年级。他问老师：

“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

也就是说，王阳明的京城第一问，就是冲人生观、价值观去的。你看看人家提的什么问！？小小年纪，出口就不一样。

那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呢？找个好职业？赚大钱？出大名？光宗耀祖？老师回答说：

“读书做大官。”

这还真是那个时代的“标准答案”、“正确答案”。这样答，肯定得满分，不这样答，那就要扣分，学而优则仕嘛。

现在去江西婺源看传统村落，厅堂的门廊上都挂着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其实这楹联只讲对中国文化的一半。中国人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书是要服从和服务于人生目标的，读书是一个途径、敲门砖，读书、当官才是目的。王阳明的老师讲读书做大官，学而优则仕，这才是中国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部答案。

可王明阳把头一摇，说：“老师，不对。您说错啦。”

王阳明，11岁，小学五年级，竟然说老师讲错了。那个老师眼睛都瞪大了，

“什么？那你说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

王阳明定定地看着老师，说：“读书做圣人。”

这个问题，确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心学的出发点。

然后，王阳明一辈子去琢磨、践行如何成一个圣人。阳明之学，号称是成圣之学，而这个圣人之学，就发端于王阳明的京城这一问。

现在，革命文化，当代文化的核心仍然是“人”，仍然是做人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论述了未来新社会的本质和模样。那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话有点拗口，中国人听下来，一时听不明白。这个社会是很多自由人组成的一个联合体，但这个社会里，一切人都是自由发展的，但它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这个自由的社会是每一个人自由。

几十年以后，发生了一个事，1894年1月3日，意大利人卡内帕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尽量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以区别于但丁对旧纪元的界定。

但丁是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正是这个但丁说原来的社会(旧纪元)是一个什么社会呀？就是“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就是不平等，就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就这样一句话，就简洁明了地揭示了自阶级产生以来的社会特征。

而未来的新社会呢？恩格斯回答卡内帕说：就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那段话，此外再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了。

那么，卡内帕写信给恩格斯，说能不能也用一个简洁的话，说未来的美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呀。那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恩格斯讲：没有变化，还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话，自由人的联合体。这还是扣住了人。并不是资本越来越多，钱越赚越快。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的人，因为这个被压迫的人是多数，不仅仅是有能力的人，有钱的人。

毛泽东讲：“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几点讲起来容易，但做到难，做到了就是圣人。有人讲，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哪个没有私心呢？哪个没一点低级趣味呢？但毛主席要求全党、全体人民都要做这样的人，他也坚信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张思德只是一个烧炭的普通战士，但他做到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讲他就是一个圣人，人民的圣人。

1965年，江西的余干县消灭血吸虫，毛主席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夜不能寐”，写了两首诗，发在《人民日报》上，其中有一首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那时候中国是6亿人。毛主席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像尧和舜这样的圣人。这是毛泽东的理想。毛泽东的伟大在哪里？不但要拿到政权，让人民站起来，还要改造中国，让人民成为新人。现在，我们就要建设这么一个社会，充满新风尚，传播正能量，大家都成为圣人，人人向善，人人向上。

邓小平怎么讲的？他讲我们要做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有理想，有纪律，有文化，有道德。这个“四有”新人列入了我们的教育方针。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方针非常现代，非常有国际视野，同时又接通了历史的文脉。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出发点，就是做人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才能做这样的人呢？

当年，有一出京剧《红灯记》，李铁梅有一段唱腔：“为什么爹爹表叔不怕担风险？为的是救中国，救穷人，打败鬼子兵”，为的是谋取中国的独立。看到这样的榜样，年轻的李铁梅说：“我想到——做事就要做这样的事，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

总之，中国文化的核心点，都是在讨论“做人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传承中华文化，就要从做人开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