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明朝，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或许是权倾朝野的宦官，或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锦衣卫，但最深的恐怕是那些堪称"奇葩"的帝王们，如蝈蝈皇帝宣宗，作死被掳却"奇迹"二次复辟的英宗，无所不"玩"的武宗等等，但最"神奇"的还属不爱上朝，一心"修仙"却在位长达四十五年的长寿帝王世宗嘉靖帝。

嘉靖帝影视形象

历来，针对嘉靖帝的评价都是极为矛盾的，皆因其大功有之，大过也有之，英明神武是一面，迷信"修仙问道"也他的一面。

在位期间也曾英明苛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重振国政，直接促成嘉靖中兴，但也为一己私利（崇道奢靡）而宠信奸佞，枉顾本以千穿百孔、风雨飘摇的国家，变本加厉地由上至下纵容贪腐之风，使得全国上下民不聊生。

而其中在嘉靖帝身上最矛盾的点，恐怕就是困扰几乎整个明朝最深的倭寇之祸了，他在位期间，既是倭寇之祸最盛的巅峰，也是整个明朝抗倭最严厉且有效的时期。

祸乱背后的原因或许可以追溯到明朝开国之初，太祖定下的"国政"——海禁，所引发的"利益"矛盾，随后历代也时常备受倭寇的不断骚扰。

但为何明明"中兴"的嘉靖时期却成为倭寇之祸的巅峰？是历代随着时间的累积的一次大爆发？还是潜在"人为"原因？这个答案恐怕还要从矛盾重重的嘉靖帝身上说起。

看似朴素的嘉靖帝

这个看似清心寡欲、"艰苦朴素"一心"修仙"的嘉靖帝，实则却是引起整个嘉靖时期全国上下贪腐之风盛行的元凶，皆因他奢靡无状地求仙问道，还嫌朝政处理麻烦而宠幸"听话"的严党，至国库空虚到入不敷出，于是遂而开始"贪财如饕"地不择手段收刮财富，以满足"一己私利"之用度。

有见于这帝王和中央之"上行"的与国争利，自然大官小吏之地方也开始顺从上意而"下效"之与民争利。

而这"暴利"的源头其实就是明初的"国策"海禁背后引发的海外贸易获利，此前历代，虽一代严似一代管理海禁，但尚开出一道小口——朝贡贸易，以及少许的"潜规矩"走私贸易等。

但到嘉靖时期，随着嘉靖帝所废越发奢靡，中央财政越发"艰难"，于是那些"花样百出"的"赚钱"手段开始粉墨登场，且不说"正常增收"手段，赋税的增加，百姓的负担一年强过一年，就说越发沉重的"贿赂"之资，也让自下而上的各级大小官吏都"苦不堪言"，于是如强行如改稻为桑，不顾百姓死活的"增收之法"，孝敬钱、过路费、改道费、人头税等等花样繁多的"收益项目"也逐渐摆上明面。

最后，由此引发的"最肥"之地，浙、东沿海的海外贸易的"暴利"开始被暗地"收归国有"，以供嘉靖帝奢靡之用度和中央"分利"的需要。

但也因此使得大官小吏和豪商之地方的不满，此前数代朝廷尚算富足，于是"默认"与地方获利"均分"，可谓是双赢局面，但嘉靖时期，随着后期嘉靖帝之中央的胃口越发"大"，不但使地方"分利"越发减少，甚至最后"一口吞下"。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地方大小官吏和豪商们被历代养大的胃口，岂是一时半刻能"小"的，且天高皇帝远地，于是"一气之下"为了"生存"的举动，联合倭寇上演一出"倭寇之祸"，也就越演越烈了。

由此，针对历来，大众关于倭寇之祸的原因分析，大多认为是"内贼外祸"，也就是沿海贪腐的官商勾结，"资助"倭寇烧杀抢掠而引发的祸乱。

从这个角度看，笔者认为，由前期嘉靖帝之中央对倭寇的"纵容"态度，到后期似"忍无可忍"地严厉剿灭态度的转变，这中间的本质原因，或者说"倭寇之祸"的背后真相，更像是一场中央与地方"分利不均"的闹剧，也是一次"汹涌"的利益之争的闹剧。

"暴利"的海上贸易的背后纠葛

宋朝之"富"，那是众所周知的，而其中的原因，总结起来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的相互"配合"，"天然"相对"平衡、和平"的时期，占据南方丰富的各种资源，统治者制定的农商并重的"国策"等等。

但其中最重要的还属全面开放的海岸线，以及"全世界"通商的海上贸易获利的"暴利"贡献。那些表面上所谓"巨大"的农、商税赋，是远远比不上隐藏在"底下"的贸易"抽税"和"所得差价"的。

海上贸易幻想图

以"最大"出口的丝绸和瓷器为例：

朝廷不但在"源头"桑田、生丝坊、织造局、窑厂等各项上抽税，且"出海"前商贾们也要缴纳各项商税，甚至还有名目繁多的"专门税"等等，总之一匹丝绸，一件瓷器在成为商品前，就已经经过层层"剥削"，为朝廷赚足了银两，初始就"身价数倍"，就这样，商人们任就乐此不疲地"积极"贩卖，还是因为一旦成功卖出，按照路程的远近，从获利数倍到上百倍都不止。

回程之时，朝廷又会有众多名目的税种"收入"，总之，此举是中央朝廷和地方，及商人们的三赢"暴利"，你好我好大家好。

而后元灭宋，游牧民族本身就不善"经营"，于是基本继承了宋朝的种种"国策"，包括这"暴利"的海上贸易，如元青花一融合了蒙古和伊斯兰风格的"华丽"瓷器，由波斯、欧洲的商人们辗转销售到全世界各地，也为元朝带来了极丰厚的"暴利"。所以尽管元末时，起义四起，当时的海上贸易依旧"顺畅"。

元青花

而到了明朝建立，太祖担心"余孽"（"敌人"张士诚、方国珍之流。）死灰复燃，会内外勾结，威胁明朝。于是为了稳固国本，下令海禁。

但毕竟海上贸易实在太过"暴利"，于是在其中也开了一个小口"官营"贸易管理（也就是适当开放港口，官方控制贸易往来。），实际没有真正的对以此为生的"人们"赶尽杀绝，而随后的"朝贡"贸易体系的建立，更是促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利"默契，很大程度上使得各方获利"顺畅"，于是也就"各自安好"了。

"祸盛"之源头："朝贡"贸易养大各方的"胃口"

而海禁之下的变相朝贡贸易，看似一直在抑止海上贸易的发展，但实际上却为日后所谓"倭寇"的组成，"真倭"日本流寇、山寇，"伪倭、勾倭"等沿海浙、东等地"流民"，及与之相关获利的地方豪商、大官小吏们养大了胃口。

以"真倭"日本流寇为例，他们背后的"支持者们"，早期其实是日本当地大名、将军、豪商等"上层"所控制的遣明船，所带来的朝贡贸易的得利人员，虽前期筹备所费不菲，但每次"朝贡"来回所得利润极为丰厚。

以"常用"的生丝为例，从明朝购得生丝一斤约为250文，带到日本本土贩卖则可作价5000文，翻了二十倍，而从日本进价一駄铜（1駄为今135千克。）为十贯文，贩卖到明朝则可卖到约四十到五十贯文等等。据史料推算，当时的遣明船一船往返"平均"获利高达一万贯文左右。

生丝图

以上还只是获利占比较小的日本一方，其他面向海外的"走私"渠道的，明朝朝廷、大官小吏、豪商等方的获利，更是难以衡量。

而后期，随着海禁之"国策"越发严厉地执行，而日本国内为了遣明船的"分利不均"引起的骚乱，加上后来的宁波之乱"争贡之役"直接迫使遣明船的废除，（其实就是因为遣明船的"暴利"使其日本国内各方势力的相互争夺，引发明朝的不满。）使其"背后主子"下辖的武士，以及深受遣明船"份子钱"所害的流民们，开始自行寻找"生存之道"，于是形成了"真倭"的倭寇，开始祸乱、骚扰明朝沿海各地居民抢掠、走私获利。

豪商们更是如此，海禁越发严厉，意味着他们的利润越发薄弱，而"国有"越发获利，胃口既以养大，在"吃不饱"的情况下，自然开始另寻他法，于是所谓的"伪倭、勾倭"就这么形成了，也是明嘉靖时期前后倭寇的真正"主力"，实则要么雇佣一、二倭人打头，其余由明人假扮，要么直接勾结倭人势力联合起来等等，皆行倭寇之祸。

其实总得来说无非就是一个"利"字，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正是如此，自宋朝以来，几百年时间里，下至沿海周边百姓，上至中央朝廷各方，都被海上贸易的利润养的"膘肥体壮"，也形成了习惯，如今一朝"收回"，他们如何能轻易放弃？

且不说奢靡的生活就此一去不复返，单说占沿海获利的大多数普通百姓们，其实他们大部分人的本来生活就是在海上，一下子严厉海禁，让他们回到陆上生活，甚至无法上岸谋生，他们如何生存下去？所以，就是为了继续生存，也被迫成为"伪倭"，或者"犯罪"的走私犯。

"纵容"还是"剿灭"，不过一场利益之争

其实早在嘉靖前期，由于前几代中央的"昏庸"，导致当时的明朝廷国库日渐空虚，于是为了增加"收入"，除了赋税一道之外，不免逐渐"增加"海外贸易这一类"默契贸易"的"分利"，好以维持朝廷开销。

而一旦此"例"一开，意味着打破平衡，势必让此前堪堪维持平和的各方失去维系，日久天长之下，由此引发的摩擦和矛盾也逐渐加深。

后眼红于"东方商人"扼喉贸易通道的欧洲人，如葡萄牙人率先经过航海到达东方，要求明朝通商，不果，遂而引发祸乱，最后朝廷虽然"准"其贸易，但任然限制多多，于是此时以王直（也写作汪直）为首的"走私大拿"就粉墨登场了。

明朝抗倭图

说实话，如王直一般的在仅仅数年间因海外走私而"巨富"之人的崛起，和嘉靖帝开始废弛朝政，崇尚"修仙问道"是分不开的，当时的朝廷本就国库空虚，又"必须"为嘉靖帝提供奢靡的用度，于是嘉靖帝或是听信"进言"，或是本身聪明所想之法，为了"敛财"，总之结果就是约于嘉靖十九年左右起，开始放松海禁，于是这一批"走私大贾"们趁势崛起。

可以说这批"倭寇"和其后续的倭寇之祸，罪魁祸首就是嘉靖帝之中央的纵容之过，当然，在其中间接获利者的各方，也是脱不开关系的。

此时因为朝廷方"潜在默认"的纵容态度，加速了沿海一带各地"后起之秀"的贪婪，于是此时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各方挤上"舞台"，一时之间江浙、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尤其汹涌。

人一多了，利自然容易薄，且什么人都想分一杯羹的情况下，"参与"的人员"素质"自然也参差不齐，"自立为王"者有之，"相互勾结"走私兼抢掠者有之，"官商勾结"欺上瞒下者有之，总之就是"群魔乱舞"一般的倭寇之祸。

随着时间的推进，如王直一般的"走私霸主"，慢慢开始勾结倭人势力，谋划更大的图谋，正好此时"勾倭"卢七、沈九等人联合倭人进犯钱塘，王直趁机捉捕向浙江官员"献媚"，也搭上了官府这条线做靠山，加上当地本土的乡绅、豪商等，一时之间竟然结成了一张"网"，随之其所在的沥港也成了"官方"默认的"国际走私交易所"。

如此这般或大或小的势力还有很多，如此一来，其实地方"结盟"越是紧密，中央的获利就越是"稀少"，而嘉靖帝和朝廷的花费却日渐增多，由此，嘉靖帝当然不会"答应"，于是其态度也从纵容转而剿灭。

而作为王直一般的，自以为其势力大到可"自立为王"的"倭寇"一般，面对朝廷的"翻脸无情"，自然会奋起反抗，各方"倭寇"势力皆起，于是可以说整个明朝最盛的倭寇之祸就这般越演越烈。

倭寇侵略图

如《筹海图编》，《明史》等，都有关于倭寇之祸的相关详细记载，这里选取一段嘉靖二十三年的以王直为首的"倭寇"们袭击中国沿海的"片段"：

"连舰数百，弊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据记载，当时三月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如此至嘉靖三十三年六月由吴江掠嘉兴，换屯柘林后，如此后数年在沿海一带，纵横来往，如入无人之境，嘉靖倭寇之祸至巅峰。（时间跨度大致为嘉靖三十年到三十五年为最盛时期。）

后倭寇之祸随着朝廷的严厉剿灭政策，加上一批如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谭伦等人组织的热血抗倭之举，各大倭寇势力被相继剿灭，倭寇之祸暂时"落下帷幕"。

结束语：

很多时候，嘉靖时期的倭寇之祸都被冠以诸如海禁之祸，官商勾结之祸等缘由，但实则没有"看到"这其中嘉靖帝之中央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

说到底，如果嘉靖帝之中央"上层"不是因"自利"而纵容贪腐，甚至越发贪得无厌地对"下层"大官小吏们，及豪商、百姓们极尽"剥削"，怎么会如上行下效般使全国上下都养成如此贪腐、贿赂之风？

如果不是嘉靖帝之中央因为"暴利"纵容"倭寇"走私"分利"，而后又过分贪婪，出尔反尔，想独占"全部利润"，要不又怎会越发生地方"反抗"的如此最盛之倭寇之祸？

祸之源头也不过是一场，嘉靖帝之中央与大官小吏、豪商们之地方"分利不均"的闹剧而已罢了。

文：长了鹿角的兔子（打破固有概念，站在对面，理性观察）

图：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