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当师长就拥兵2万，全军起义为何只有7500人？两次拒蒋是主因

1926年7月中旬，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1师师长贺龙中将，率部历经恶战攻克澧州（今常德市澧县），大败贺耀祖的湘军第1师主力，彻底打开了从贵州经湘西入湖南的大门。攻城得手后，贺龙正下令全力追杀贺耀祖的余部，却突然接到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急电：贺耀祖已有“反正”之意，正在接洽，着各部停止追击。

（建军大业剧照）

这个贺耀祖也是位名人，湖南宁乡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投蒋以后很受重用，抗战初期曾任重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戴笠是副的）。

贺耀祖早年毕业回国后，投入湘军从团长干起，到1923年，已经是湖南军阀赵恒锡手下的“湘西防务司令兼第1师师长”。既然是湘西防务司令，当时也是黔军入湘的主要拦路虎。

不过贺耀祖倒是个很识时务的人，眼见北伐军从广东、广西、贵州方向全面杀入湖南，而赵恒锡的湘军又一败再败，大势已去也。于是贺耀祖跟自己在日本时就相识的蒋总司令、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都搭上了线，请求归顺国民政府，将所部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

擅于招降纳叛的老蒋，立马就答应了，这边“两贺大战”刚刚分出胜负，攻城期间伤亡惨重，结果对手一夜之间成为“友军”，贺龙很是郁闷。

（贺耀祖）

一、贺龙早期的戎马生涯。

大家都知道贺龙早年“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却未必了解他其后的军旅经历，实际上以两把菜刀重新拉起武装的时间，还是早在1916年。此间正是南北混战时期的民国乱世，也就是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和北洋政府之间的打打停停。

而湖南正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堪称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到1918年，贺龙手下也不过几百人枪，还属于“游杂武装”。

1918年春，广州军政府任命林德轩为“湘西护法军第五军军长”，军部驻扎在石门，贺龙前往拜访，极受林德轩欣赏，随即任命为该军第一团第一营营长。

这是贺龙的部队首次有了正规的部队番号，也有了合法的防区，部队改换旗号驻防在湖南桃源县城，于是招兵买马和剿灭土匪，队伍开始壮大。

（早年贺龙）

民国年间湘西的局势更是动荡不安，到1920年谭延闿重新督湘时，陈渠珍又成为湘西地区的老大，也就是后来的“湘西王”。陈渠珍掌握湘西军政大权后，对原有的地方武装最初都实施拉拢政策，任命贺龙为“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司令”，这是个临时性的编制，大致相当于团级。

时间进入1923年，南北双方在四川境内又爆发激战，川军内部分化为拥护广州军政府的第一军（熊克武）和服从北洋政府的第二军（刘湘）两大阵营。

为了援助熊克武，孙中山派遣川军老将石青阳，到川黔和湘西地区招兵买马，然后入川助战，期间石青阳也找了陈渠珍帮忙。

陈渠珍深知贺龙绝非池中之物，又非自己的嫡系，早晚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乃顺水推舟力荐贺龙所部入川助战。

（谭延闿）

而贺龙更是久慕孙先生之名，又特别想把部队拉出去求得更大发展，于是欣然同意前往。陈渠珍眼见送走了一个“煞星”也挺高兴，临行前还赠送给贺龙一营新兵和一些枪支弹药。

陈渠珍做梦也不曾料到，未来也正是贺龙率领的红军，在湘西杀得他哭爹喊娘，这当然是后话。

石青阳募兵回川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川东边防军总司令”，然后石总司令再委任贺龙为“川东边防军警卫团”团长，驻防长江上游地区的涪陵地区，由此贺龙率部从湘入川，暂时离开了家乡湖南。

（红军时期）

二、贺龙部队逐渐发展壮大。

涪陵不仅榨菜有名，还是从长江中下游上溯至重庆的咽喉要道，正是在这里驻防期间，贺龙干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情：扣押日本轮船“宜阳丸”号，时间是1923年9月。

当时的刘湘跟北洋军吴佩孚是穿一条裤子的，为了与熊克武的部队作战，刘湘请求吴佩孚接济武器弹药。从武汉到重庆的水路运输，必经川东石青阳部队的防区，所以用普通的货船运送军火，那肯定是没戏的。

吴佩孚接到刘湘的多次求援电后，无奈之下选择用汉口“日清轮船公司”的日籍轮船来送货，在民国初期，哪一派的军阀武装也不敢轻易招惹“洋人”，吴佩孚认为如此肯定安全。

不料贺龙获得相关情报，在涪陵码头直接拦截查扣了这艘“宜阳丸”号，当场搜出来大批军火，仅子弹就有130多万发。

（第120师师长期间）

私运军火当然是大罪，贺龙不仅扣船扣货，还羁押了日籍船员17人和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张运矶，消息立时引发舆论大哗，各界人士纷纷为贺龙的敢做敢为“点赞”，也有人很为他捏一把汗，这明显是捅了马蜂窝。

日本驻宜昌总领事贵根闻讯后，亲自出马来到涪陵交涉，要求放人放货，遭到贺龙的断然拒绝，并将“宜阳丸”事件的内幕通电中外。事件亦惊动了日本政府，北平的驻日使馆拼命给北洋政府施压，在各方的斡旋下，贺龙最终同意释放日籍船员，但是货物坚决扣留。

石青阳特佩服贺龙的强硬立场，随后将截获的军火全部装备了“川东边防军”，而贺龙的部队也分到了相当的份额，遂实力大增。

（贺龙在延安）

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亲自任命贺龙为“四川讨贼军第九混成旅”旅长，从营级、团级再到旅级军事主官，贺龙终于迈进将军行列。遗憾的是，川中之战熊克武最终败在刘湘手下，其所部“讨贼军”也分崩离析，有的投靠刘湘，有的自立山头。

唯有贺龙矢志不移，跟随熊克武退出四川，辗转撤到黔东的铜仁地区落脚，其旅部就设在周逸群的家中，从此相识相知。周逸群，黄埔二期生，1924年的老党员，北伐战争开始后，受组织委派出任贺龙部队的政治部主任，既是贺龙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也是入党介绍人。

1931年5月，红二军团政委兼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周逸群）

1924年12月，熊克武重新组建“川滇黔建国联军”，下辖两个军五个师，贺龙所部被改编为第一军第1师，下辖两个旅近万人。熊克武与孙中山商定，“川滇黔建国联军”出湘西取荆沙，然后与广东方面的北伐部队会师于武汉。

方针既定，于是1925年初，熊克武以贺龙第1师为前锋，向澧州攻击前进，仅用24小时就攻克全城。贺龙继续督师前出，连克津市、慈利等湖北名城，军威声震两湖，所部第1师兵力也发展到13000余人，装备有步枪8400余支、手枪840支、机枪78挺、各种炮56门以及战马500匹。

可以看出，在当时各路军阀武装的师级部队中，贺师绝对是一支装备精良、战力强悍的劲旅。

（解放战争中）

正当熊克武部积极向荆沙地区进攻时，1925年3月孙中山突然逝世，广州国民政府命令“川滇黔建国联军”班师回粤休整，熊克武只能从命。而贺龙认为广州政治形势不明朗，蒋、汪等人并不认可这支军队，坚决要求率第1师留在湘西以策万全，熊克武考虑之后同意了。

果然，熊克武回到广州即被下狱，“川滇黔建国联军”也被瓦解，大部缴械被并入谭延闿的湘军，而留在湘西的贺龙第1师，成为这支军队唯一的血脉。熊克武离开后，湖南军阀赵恒锡眼见贺龙势单力薄，也纠集大军来攻，企图重新恢复对湘西的控制。

敌众我寡，贺龙只好率兵且战且退，第二次撤回贵州铜仁，暂时栖身在黔军系统之内。

（解放成都）

三、贺龙部队参加北伐战争。

1926年3月间，国内政治形势又发生较大变化，广州国民政府已经完成了两广的统一，正酝酿北伐，而湖南的军阀也分裂为赵恒锡、唐生智两大部分。赵恒锡是吴佩孚的死党，那么盘踞湘南的唐生智只能投靠了广州政府，总得抱一颗大树嘛。

不久赵恒锡出兵攻唐，唐生智当然向广州方面求援，于是北伐战争的序幕拉开了。广州国民政府一边调集主力准备北上，一边命令李宗仁的第七军自广西先行出动，增援唐生智，同时派员联络黔军各部参加北伐。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黔军最终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所部编为第九军（彭汉章）和第十军（王天培），从贵州东部出兵参加北伐，第一步的战略目标当然是湘西。

此时贺龙所部的番号已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1师，作为黔军的先头部队，重新杀回湘西，于是有了开篇的“两贺大战”。夺取常德和澧州之后，根据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命令，黔军主力挥师北上经略湖北，贺龙的第1师连克沙市、石首等鄂西重镇，兵锋直指宜昌。

1926年12月7日，北伐军（黔军主力）攻入水陆咽喉宜昌城，其中贺龙的第1师俘敌数千缴枪3000余支，战功卓著，受到北伐军西路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的通令嘉奖。要知道，贺龙的部队虽然先后打过川军和黔军的旗号，但是骨干力量其实仍是湘西子弟。

加之贺龙能征善战，所以第九军第1师很快成为各方竞相拉拢的“香饽饽”，1926年12月23日，唐生智和苏联顾问巴罗夫一行，专程赶到宜昌劳军，笼络之意溢于言表。唐生智还当场宣布，贺龙的第1师改由前敌指挥部直辖，番号更改为“独立第15师”。

（唐生智）

独立第15师在宜昌战役中收编了不少北洋军部队，加之缴获颇丰，于是就地扩充为五个旅15个团的编制，兵力也接近了20000人，这都快赶上一个军了。

值得注意的是，贺龙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系统里，属于没有派系没有后台的“另类武装”，加之出身草莽桀骜不驯，因而遭到各派的忌惮的觊觎。

先是老蒋以“整编”为名，于1927年2月19日下令，将独立第15师原有五个旅15个团20000余人的规模，缩编为5个团和3个直属营，只给11000人的额定兵员数，多出来的近万人予以就地遣散。

接着是王天培黔军第十军、何键的湘军第35军等部，纷纷向国民政府告黑状，以贺龙部队“出身草莽、纪律不严”等理由，要求解散该部，其实无非就是想吞并这支部队，同时控制位置敏感的宜昌罢了。

（南昌起义剧照）

为调查事情真相，武汉国民政府遂派出以吴玉章部长（中共党员、延安五老之一）为首的调查团，前往宜昌处置。吴玉章到达宜昌后，亲眼目睹了何健和王天培的胡作非为，也发现他们的部队正摩拳擦掌，准备消灭贺龙的独立第15师。

吴玉章严厉申斥了何健等人，不过形势复杂，为了息事宁人，武汉方面后随后将独立第15师调离宜昌，第一步先至鄂城地区整训，后调至武汉担任警备任务。

在这次事件中，贺龙深受触动，也为我党的深明大义和处事公允所感动，政治立场愈发坚定。

而不久以后周逸群的到来，使他的政治态度也日趋明朗，对老蒋和各路军阀充满厌恶感。

（南昌起义剧照）

四、贺龙第一次拒蒋拉拢。

1927年春，北伐军整体上推进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后，内部也发生了矛盾，唐生智、张发奎拥汪组建武汉国民政府。而黄埔系和桂系则拥蒋，在南京又搞了一个国民政府，双方都宣称自己是正统，史称“宁汉分裂”。

比较而言，武汉的汪精卫当时还伪装成“左派”面孔，继续奉行国共合作，所以贺龙自然全力拥护武汉政府。在南京的老蒋，为了瓦解武汉方面的军事力量，特派总司令部秘书长李仲公等人，秘密潜入武汉拉拢各派武装。

李仲公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了贺龙，相约在武汉见面唔谈，这个李仲公原是汪派的人，是后来才转投老蒋的一个变色龙，人在鄂城的贺龙不明就里，随口答应见面。

1927年3月15日，贺龙在独15师武汉办事处宴请李仲公，席间李仲公话锋一转，言及贺龙只要投蒋，将立即晋升为军长兼省主席，并可得到大笔军费。贺龙这才弄明白，原来李某人是老蒋的说客，乃冷笑一声离席而去，随即下令将李仲公抓捕扣押，转交唐生智处理。

这是贺龙第一次拒绝老蒋的拉拢，不到一个月以后，上海就爆发了“四一二事变”，蒋某人公开背叛革命，武汉方面群情激愤，左派势力纷纷要求“东征讨蒋”。其中尤以贺龙的态度最为激烈，因为在周逸群等同志的影响下，贺龙此时已非常拥护我党的主张。

然而此时，吴佩孚残部勾结杨森正蠢蠢欲动，企图反攻武汉，而奉系张作霖也出动10万大军沿京汉铁路南下，直逼武汉三镇。武汉政府为求自保，只好先搁置“东征”，全力实施进一步“北伐”。

贺龙的部队一马当先北上作战，1927年5月下旬，贺龙率部突破奉军沙河防线，俘敌3000余人，缴获四个团的武器装备，随后又参加了对临颖的总攻，连战皆捷，让前敌总指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刮目相看。

为了嘉奖贺龙的赫赫战功，汪精卫、张发奎也为了拉拢该部，于6月15日发布命令，将独立第15师扩编为第20军，任命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为军政治部主任。不过他们对于杂牌出身的贺龙，更多的只是利用而已，并不真正信任。

基本上哪里有难啃的骨头，就调贺龙的部队去打硬仗，但是一不给补充兵员、二不给补充枪弹、三不再给该军按时发饷。 而独15师在河南作战期间，伤亡又很大，比如第5团战前有1800余人，战后锐减至365人。

因此独15师在扩编成第20军后，兵力不增反降，只余7000人（参加南昌起义七个团7500余人）。

（电影贺龙军长剧照）

五、贺龙第二次拒蒋拉拢。

击破北洋军对武汉的反攻后，1927年6月26日，新任第20军军长贺龙率部班师返回武汉，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此时第4军、第11军和第20军均隶属于第二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在宁汉分裂、形势错综复杂的历史关头，贺龙的这支王牌部队，立即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

湘军系统的唐生智，特派胞弟唐生明和亲信叶翔等人，前来说项，要求贺龙脱离张发奎的二方面军序列，接受他第四方面军的指挥，贺龙以不利于武汉政府的团结为由，加以婉拒；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也通过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抛来橄榄枝，贺龙更是不为所动。

出手最阔绰的当然是坐镇南京的老蒋，他派出的特使，是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与黔军颇有渊源的参谋长朱绍良，因为其早年曾在黔军混迹过。

（朱绍良）

朱绍良是出身杂牌的蒋氏亲信，1935年首批铨叙陆军二级上将，抗战期间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他带人秘密来到武汉后，通过黔军旧部的关系，私下里约见了贺龙，一边表达老蒋的“仰慕”之情，一边开出了前所未有的大价码，目标只有一个：要求第20军投蒋。

相比于第一次李仲公的封官许愿，这次朱绍良奉蒋之命，可谓是下了血本，朱绍良开出的条件是：

1、在上海、南京各为贺龙置办一栋豪华别墅；2、兼武汉卫戍司令，同时将汉阳兵工厂交给贺龙全权警备和管理；3、只要贺龙发表通电，朱绍良可立即兑付300万大洋，补足武汉方面一直以来拖欠第20军的军饷。

尤其是第2条，几乎是所有军头梦寐以求和难以拒绝的，掌握了最大的汉阳兵工厂，有枪有弹就可以肆意扩充部队，还会有大笔收入进账！

（南昌起义剧照）

然而贺龙第二次予以坚拒，对这些优厚的条件嗤之以鼻，考虑到朱绍良只是个说客，并且还是黔军旧识，贺龙没有像对待李仲公那样直接抓起来，而是派出警卫分队，将朱绍良“礼送”出境。

其实就是武装押送出去，一直“礼送”到九江才释放，老蒋闻知，对此气急败坏。由于贺龙不见容于汪、又两次拒蒋，使其部队严重缺钱缺枪，在南昌起义之前无法完成增编，也是客观事实。

1927年6月28日，贺龙专程拜望了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两人深入交流了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贺龙深受启发，并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在这一基础上，周恩来在周逸群的陪同下，于7月初在苏联顾问的公馆里会见了贺龙，双方相谈甚欢。

贺龙在会见之后对周逸群坚定地表示：“无论形势怎么变，我贺龙始终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

六、毅然参加南昌起义。

1927年7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旧督军署大楼内，举行“东征讨蒋”誓师大会，决定任命唐生智为东征军总司令，以唐部湘军从江左岸进兵、以张发奎的粤军和程潜的湘军从江右岸进兵，以贺龙的20军和叶挺的第11军为前锋，各部会攻南京。

然而当贺龙率部星夜兼程挺进到九江时，却接到了武汉政府的紧急命令，要贺、叶二部停止前进原地待命，贺龙不知原因心急如焚。

原来汪精卫得知冯玉祥、刘湘等部队联蒋后，也决定叛变革命了，在武汉召开了秘密会议，并且于7月15日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当天周逸群得知消息并告知贺龙，贺龙勃然大怒，随即决定接收逃出武汉的党员和工农群众，全部安排到第20军教导团隐蔽，第20军此时实有兵力7500余人。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对于掌握部队思想进步的贺龙、叶挺犹不放心，派出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至九江邀请贺、叶两位将军上庐山“开会”，阴谋扣押他们并解除兵权。

危急时刻，身份没有暴露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秘密下山，及时通报消息，遂使贺龙和叶挺免遭敌人毒手。

1927年7月23日，鉴于形势的严重恶化，中共代表谭平山在九江饭店主持召开会议，提出了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并要求贺龙率第20军迅速向南昌集中，贺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早该动手了！共产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贺龙被任命为起义部队总指挥，从此走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