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川渝共同携手申办2032年奥运会的消息在网络上讨论的沸沸扬扬，而川渝这块“风水宝地”也再一次进入到了人们的话题中央。
其实，从古至今，川渝地区一直都被古人合称为“巴蜀”，并且有着“天府之国”的名号，还曾经因为物产丰饶、地形易守，而收到过皇帝的青睐。
蜀道之难，剑门之险，千里沃野，多样食物，都让川渝在历朝历代备受瞩目。
那么，自古就携手并肩的川渝——四川和重庆，又是为什么被一分为二，从此一个成为了直辖市，另一个成为了省级行政单位呢？
实际上，在1997年之前，川渝两地还是“一家人”，而“分家”的决定，则是来自当时中央的一个重大决策。
如今，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川渝两地已经“各有千秋”。
而这些也用事实证明，当年要把川渝“分家”的邓小平同志思想高瞻远瞩之所在……
其实，邓小平同志和重庆地区，可谓是有着“不解之缘”。
在20世纪初，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热血青年怀揣着一颗救国的宏伟之心在全国各地进行运动。
而在这些青年的浪潮当中，邓小平毫不例外地加入了进去。
当时，不少青年人都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前往全球各国留学。
而在川渝地区，在目睹了莘莘学子的留学盛况以后，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同样备受鼓舞，联合当地社会名流，成立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广泛招收有志之士。
就在这些学生当中，有一名名叫邓希贤的年轻人也考了进来，他就是未来的邓小平。
当时，邓小平和几个同乡从广安县一道来到了重庆，并且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紧张学习，最终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赴法留学的资格
——可以说，正是在重庆，邓小平打开了第一道通往世界的大门。
其实，尽管只在重庆呆了短短一年，然而邓小平还是对重庆产生了深厚的情谊。在求学时期，邓小平不仅和朋友一起在重庆学习到了先进的科学思想，还曾经参加了不少当地的爱国运动。
这些都成为了邓小平一生当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海外，邓小平先是在法国学习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后又转道苏联“求经”。
等到回国后，邓小平很快投身于救国救亡的战争当中，经过数度浴血奋战，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当中。
日本投降后，中华大地又陷入到了解放战争的炮火当中，而邓小平又接过了解放、稳定、建设西南部的重任，和刘伯承、贺龙等人率部消灭了云贵川康等地的国民党武装。
直到1949年12月，邓小平率军进驻了已经阔别将近三十年的重庆地区。
当时，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然而西南地区仍旧场面混乱，国民党反动派暗藏其间。
在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两大重要职位后，邓小平开始坐镇重庆，主政西南：
两年时间里，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邓小平在当地推行人民革命，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府，巩固了中共中央在川渝的领导；
随后，邓小平有意识地开始紧抓川渝地区的经济恢复，“要致富，先修路”，开始解决“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在历史的记载当中，从重庆通往成都的川渝铁路，正是邓小平同志经过细致的调查和思考，最终向中央提出的方案。
不过，全中国都百废待兴的当时，川渝地带的各种条件还毫不例外地十分艰苦。
邓小平率领当地人克服各种困难，一点点挖坑、铺路，最终在1952年7月实现了成渝铁的路顺利通车。
这也为后面川渝地区的经济“起飞”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在重庆为邓小平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后，回到重庆的邓小平又为重庆人民打开了发展的大门，为重庆带去了第一缕民主的阳光。
那么，当年的邓小平同志是为了什么，最终提出了将川渝“一分为二”的主张的呢？
实际上，这和中国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工程有所联系。
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三峡水电站从筹建的那一天起，就备受各方的瞩目。
而最令其具有争议的，就是修建水电站时不可避免的人民外迁工程。
当时，由于三峡占地面积大、蓄水范围广，所涉及的人员也足足超过百万，这是在世界历史上都亘古未有的迁移工程。
所以，如何安置这上百万的外迁群众，就成为了修建三峡之前中央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而在最一开始，为了解决这个巨大的民生问题，推动三峡的顺利修建，中央曾经构想成立一个“三峡省”。
甚至在1985年3月下发了《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
其中不仅危三峡省规划并囊括了湖北省西部城市和四川省东部城市，还将湖北宜昌市定位三峡省的省会城市。
然而，在最初的筹备当中，中共中央很快发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钱”。
在规划当中，三峡省所囊括的三十个县市里，几乎没有一个在新中国后发展到了相对城市化的水平。
哪怕后来又从湖北省划出来五峰、宜都、当阳、枝江四个较为富裕的县市。
可是相对于旁边已经成熟的湖北省和四川省而言，“三峡省”仍然“穷得叮当响”。
在这样的前提下，重庆进入到了中共中央的视线当中：
当时，中央刚刚通过了重庆市提升坝高、提高蓄水水位的提议，重庆的通航功得以进一步提高，也隐隐成为了三峡工程的新“核心”。
其实，为了修建三峡大坝，1980年7月，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就曾经乘船“东方红32号”顺长江而下，以视察两岸的发展情况。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重庆市的人口密度明明比四川成都等地高出很多，但相应的经济发展却并没有跟上。
原来，在当时的四川省内，重庆和成都可谓是在同一个省级单位下的“双子星”。
可是，由于成都的省会地位，资源更多地向成都倾斜，拥有着更多人口密度的重庆发展因此遭到了限制。
所以，在这之后的1985年，邓小平接到三峡工程的相关汇报时，由于看到报告当中希望能围绕三峡工程设立一个新的行政区，邓小平便提议“将改革的步子迈的再大一些”，将重庆也从四川当中“分离”出去：
“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其实，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可以减轻四川省的经济发展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让重庆得到快速、完足的发展；
而在听取了邓小平同志的想法后，工作人员结合三峡省的构思，很快提出了一个建议：
不如把重庆市也划归到三峡省当中，这样还可以在三峡人民外迁过程中，发挥重庆连接中西部城市的桥梁作用。
然而，除了重庆以外，三峡省其他城市还是不够格，整体实在够不上一个省级单位的体量。
故此，三峡省的建设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可是，重庆从四川省“分出去”的计划，却就此被保留了下来。
其实，不管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历史溯源，重庆都颇为“显眼”：
在中国的版图之上，重庆实际上是长江上游当中最大的一座城市。
它西挨四川，东接湖北，南临贵州，北靠陕西，地理位置上可以说是承东启西、沟通南北，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过渡城市，在战略决策当中极为重要；
而在其地区内，重庆拥有着天然气、锶矿、煤、铝土矿、锰矿、石膏、盐矿等多达68种稀有矿产资源，开发潜力巨大；
另外，由于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因此，水力资源也格外丰富，这一切都让重庆成为了历朝历代的“西南重镇”。
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重庆也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的“辉煌时刻”：
1891年，重庆以“约开”的形式，被迫向英国开放通商，而这也让它成为了中国内陆最早对外开放通商的城市；
在随后的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第一次开始直受中央政府的管辖，被称为是“特别市”、又叫“行政院院辖市”。
还曾经在蒋介石节节败退的时候真正地发挥过“首都”的作用；
而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后，出于便于稳固西南地区的战略考量，重庆仍然保留着它中央直辖的地位。
直到1954年，中央政权在北京逐渐稳固后，重庆才被降级并入了四川省内。
由于在新中国伊始时，重庆几乎是西南部的中心，因此，在当时整个西部地区，重庆的发展是最快、最好的。
甚至在归入四川省后，重庆尽管受到了发展上的制约，但仍然在1983年率先成为了中国的第一批副省级城市。
不过，由于四川省确实没有那么多资源给成都和重庆“平均分配”。
而同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神秘的“大三线建设”当中，重庆又吸纳了大批的军工企业。
所以，在失去了直辖的“特权”之后，重庆市区内动辄就会出现一波下岗的“浪潮”，人民生活水平始终没有得到提高，发展也因此一直都裹足不前。
综上所述，如果重庆想要得到继续发展，就一定要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而邓小平将重庆和四川“分家”的伟大构思，由于恰好迎合了重庆的这一需求。
消息传到川渝地区后，很快在当地很快引起了激烈的反响。
可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走上正轨，可以说还在养精蓄锐当中。
从提出重庆分离到真正落实，也就不得不因此被“拖延”了整整十二年——
1994年开始，三峡工程陆续启动，而作为核心城市之一，重庆一边吸纳着大批三峡移民，一边开始着手准备从四川“分离”的工作；
1997年2月，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赫然出现了一份《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
而这份议案的根据，也正是邓小平同志在当年高瞻远瞩地提出的“分家”构思；
1997年6月18日，在万事俱备的前提下，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第四个年轻的直辖市就此落锤定论。
在重庆成为直辖市后，中央又将四川省万县、涪陵和黔江大部分地区与重庆市合并。
而重庆也借此摇身一变，成为了拥有八万多平方公里、三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就此乘上了发展的“冬风”。
随着三峡移民的吸纳与固定，重庆很快迎来了大量优势产业的进驻，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内陆城市发展的一块“试验田”；
2000年，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在重庆开始部署实施；
2009年，重庆又集中了城市、山村、库区等各种特点，开始着手试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项目
——在成为直辖市后，借助改革开放向内陆挺进的春风，重庆的发展后劲在飞速地显现着。
而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重庆的重要性也逐渐变得“独一无二”。
2015年，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处于项目连接点上的重庆成为了非洲、欧洲、南亚等地进入中国的重要枢纽；
同时，借助“渝新欧”铁路，重庆也成为了第三座欧亚大陆桥上的重要中转站。
如今的重庆，已经在直辖市的位置上经历了25年的岁月，而重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有目共睹。
从受到限制的“一穷二白”，再到腾飞而起的“欧亚中心”，重庆成功的背后，与邓小平同志当年的伟大构思息息相关。
而这也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深谋远虑和高明眼光。
其实，在提出重庆和四川“分家”的构思之后，邓小平同志也在这之后多次提到，要中央研究一下川渝地区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原因。
而这些关注，都为后期推动重庆成为直辖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如今，这位为中国殚精竭虑的老人已经作古，可是重庆仍然在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上飞奔。
在未来，重庆一定还会获得更好的机遇，发展成为更加耀眼的繁华都市。
而这样的结果，也是对和重庆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邓小平同志，最大的慰藉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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