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和唐太宗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帝王，他们都有着辉煌的战争成就和不可磨灭的政治贡献。关于汉武帝和唐太宗的对外战争，存在不同的观点和解释：

关于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有人认为其导致了国家的贫穷。事实上，汉武帝在位期间开展了多次对匈奴的战争，这些战争的确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和人力损失。不过，汉武帝的国家贫穷不仅仅是因为战争，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本人奢侈浪费和政治处理不当，导致民生凋敝和社会不稳。在汉武帝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改变了执行一生的政策，罢兵休养，不再对外发动战争，颁布了《轮台罪己诏》，以期挽救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困境。

关于唐太宗的对外战争，有人认为唐太宗越打越强盛。事实上，唐太宗在位期间开展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如收复吐蕃、平定安史之乱等，这些战争的确给唐朝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收益。但是，唐朝的强盛并不仅仅是因为战争，更主要的是因为唐太宗的改革和开创性的政治措施，如废科举立唐六典、推行均田制、实行保甲制、开疆拓土等，这些措施使得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达到了巅峰，被后人誉为“贞观之治”。

因此，总的来说，汉武帝和唐太宗的战争成就和历史地位都非常突出，但他们国家的贫穷和强盛并不是单一的原因所导致的。除了战争，历史背景、政治措施、领导者个人品质等方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汉武帝时期，匈奴兵强马壮，其势正盛。

由于势力强盛，所以当时的匈奴，相对比较团结。匈奴王庭和左右贤王的架构，在面对汉朝时，基本能做到一致对外，几乎没什么内乱。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没有“玩花活”的空间。

汉武帝要想打击匈奴，只能是举国之力，与匈奴正面硬钢。

就拿漠北之战来说，匈奴军主力十几万，兵派少了肯定不行。为了打垮匈奴，汉武帝在调拨给卫青、霍去病各五万骑兵，以及数万步兵的基础上，还组织了步兵数十万、马数万匹，以保障作战。

有人曾估计，为了打这一仗，武帝花掉了国库三分之一的存货。

具体花销我不清楚。但汉武帝抽掉几十万上前线，而且还都是男丁。不管怎么看，这场大战的花销也不可能小。

像这样规模的大战，武帝时期还不止一次。

而且，武帝对开疆扩土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比如公元前111年，武帝遣大将李息，郎中令徐自率精兵数万从河西走廊翻越祁连山，击溃了叛乱的西羌后，随即便对河西走廊进行了全方位的大开发。

武帝具体的开发措施有三点：

一是移民。

武帝不信任蛮夷，为彻底控制河西走廊，便向河西走廊移民了十万口。移民前，有官员曾对武帝讲，这么大规模的移民，必然是一笔巨大开销。而且老百姓未必愿意去。搞不好会造成老百姓大逃亡。但武帝认为，只要能实际控制河西走廊，投入再多的财力和人力，都是值得的。便还是强力推行了。

二是行政化管理。

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地位与关内诸州郡一样，都是朝廷直辖区域。

三是进行经济开发。

移民，设郡县的目的，都是为了经济开发。

因为如果不开发，汉朝对河西走廊就谈不上有什么强有力的控制。汉武帝为了彻底控制河西走廊，同时进一步向西域扩大汉朝影响力，便将河西走廊的经济模式由单一的游牧经济，变为了游牧加农耕经济。

通过武帝的大力开发，从西汉到唐末，河西走廊一直都属于中原汉地范畴。同时，也是中原王朝向西域扩张的稳固前沿根据地。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汉武帝有远见，牛掰普拉斯！但以当时的生产力而言，这就是典型的好大喜功，滥用民力。

除了在河西走廊外，武帝在河套、辽东也都是花大力气进行征讨、开发。

征讨、开发的结果，是这些地方变成了后来汉地的一部分。但在开发过程中，老百姓纷纷逃亡，导致武帝后期的户口减半。（不是人口死了一半，而是逃跑了一半）

这长年累月下来，汉朝的国库自然是越来越空虚。

相比于汉武帝，唐太宗时期的背景，以及唐太宗对开疆扩土的理解与武帝有很大不同。

先说背景。

唐太宗时期的东突厥虽然很嚣张，但其实已经不是势力巅峰期了。

突厥最强盛的时期，是南北朝后期。控制了整个漠北草原和西域。

也正是由于当时的突厥强盛，北周和北齐政权还不得不对突厥实行纳贡、和亲政策，以换取突厥对自己的支持。

这种局面，直到隋朝建立，隋文帝停止对突厥纳贡、和亲才终止。

581年，为了报复隋文帝，突厥起兵40万，又联合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入侵隋朝。

这一战，突厥获胜，把隋朝陇西地区狠狠劫掠了一番。

583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即位，由于西边的突厥人不承认他的汗位。因而突厥在这一年正式分裂为东、西突厥，并爆发了内战。

听闻突厥内战，隋文帝遂调集大军，从东起辽东，西至凉州，长达几千里的战线上，对突厥发动全面反击。

这一战，隋朝大获全胜。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在受到西突厥与隋朝的双重压力下，向隋文帝称藩，表明“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

其后，东突厥通过内战，完成短暂整合，又恢复了一定实力。于是，东突厥后来又挑起两次主动侵隋战争。但两次都被隋军击败。

可以说，突厥在分裂后，被隋文帝用恩威并施的办法，拿捏得死死的。早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了。

当然，隋炀帝统治后期，爆发民变，东突厥的始毕可汗趁机扶持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高开道、薛举、李轨等军阀，在中原打内战，把隋朝搅得稀巴烂，严重消耗了中原的实力。这导致唐朝建立后，乃至唐朝统一全国后的头几年时间里，都无力对突厥进行反击作战。

但无论怎么说，唐太宗时期的突厥民族已经分裂了。

那时的突厥民族，看似兵强马壮，实则一盘散沙，各怀鬼胎。

不仅东、西突厥不和，长期相互敌对。

就连东突厥内部也不和。颉利可汗（整个东突厥的可汗）和突利可汗（管理东突厥东部地区的小可汗）之间，也是相互提防。而且他们还经常兵戎相见。

很显然，东突厥的情况，就给了唐朝分化加离间他们的可操作空间。

就拿624年的五陇阪之战来说。

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率军犯境，吓得李渊和李建成差点烧掉长安，迁都襄、邓。是唐太宗坚决反对，并自告奋勇出战迎敌，李渊才打消了迁都念头。

后来，唐太宗领兵至陕西彬县的五陇阪与突厥遭遇。

但双方还没开打，唐军就因连日的长途跋涉行军，疲惫不堪，再加上后勤线被隔断，军需器械也受潮，导致战斗力锐减。

如果双方真打起来，唐军前途未卜。

那么，唐太宗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呢？

无他，就是离间加分化。

唐太宗见唐军战斗力锐减，不宜决战，便仅率百余骑出战。

双方隔着一条河，唐太宗隔河大骂颉利可汗背信弃义，并邀请颉利单打独斗。声称自己只用百余骑兵就能打败突厥大军。

与此同时，唐太宗又和突利可汗密谈。

前面说了，突利和颉利之间有矛盾。颉利搞不清楚突利是不是真的背叛了自己，同时又担心唐朝与突利夹击自己。于是，颉利便立即与唐朝订立盟约，撤兵走人。

后来的“渭水之盟”，过程也是如此。

贞观元年，颉利可汗趁唐太宗还没有彻底剿灭李建成余党，与突利再次联手，集中二十万大军，杀至渭水北岸，直逼长安。

此时的长安，唐军仅几万人。很显然，无法与突厥鏖战。

于是，唐太宗便故技重施，只带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隔着渭水与颉利可汗对话，怒斥颉利、突利背约。

颉利见唐太宗面无惧色，猜想唐军肯定暗中有埋伏。随后，他又看见增援而来的唐军阵容齐整，顿时心虚至极。于是，他便与李世民隔着渭水订立了盟约，史称“渭水之盟”。

关于唐太宗在五陇阪之战和签订渭水之盟前后的表现，历代史家的评价都很高。赞叹唐太宗利用伐谋、伐交、伐兵，迫使突厥人退兵，充份显示了其卓越的战略眼光、惊人的胆略和超群的智谋。

对此评价，我们当然不能否认。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突厥铁板一块，没有内部的勾心斗角。唐太宗又如何利用突厥两个可汗之间的矛盾，使用反间计呢？

两汉时期，汉廷也不是没利用匈奴人的内部矛盾，对其进行离间分化。

可是分化的前提，还是要先打散对方。

如果没有汉武帝早期与匈奴人的硬干，汉廷后来想用挑拨离间的办法收买匈奴人心，也是无从下手。

说到底，唐朝多多少少还是沾了隋朝的光。

要不是隋朝与突厥打了十几年，影响了突厥的发展，唐朝也不可能正好碰上一个一盘散沙的突厥。

再说理念问题。

汉武帝征匈奴，是华夏农耕政权大规模向陌生的大漠草原进发，主动去寻找北方游牧异族政权，打歼灭战，并将其领土并入中原版图的第一次尝试。

通过尝试，中原王朝摸到了扩张极限。

到了唐朝时，经过七百年的发展，以当时人的见识，以及唐朝当时的国力，唐太宗显然已经不可能这么干了。

毕竟，别看唐朝疆域远大于汉朝，可唐朝的核心统治区域与汉朝相差无几。北方能开发的区域，汉朝都已经开发过了。人类终究还是无法战胜客观自然环境。

因此，当唐朝统一中原后，再向东、北、西方向扩张，打下了新的地盘时，便只是进行羁縻统治。

此举，对唐朝财政的负担是比较轻的。

就拿唐灭东突厥之战来说。

唐太宗与颉利可汗签订盟约后，东突厥没几年就遇到了雪灾。人畜死伤无数。

同时，颉利可汗的威信也大不如前，很多人都与其有矛盾。

见东突厥内讧，唐太宗令李靖率一支精兵突袭东突厥老巢。

类似的骑兵闪击战，汉朝人不了解。整个武帝朝也就霍去病能精通掌握。

但唐军则不同。关陇集团本就是由北魏边镇演变而来的，唐军骑兵的很多战术本就是昔日鲜卑人的战术。唐军对北方异族那套战法是再熟悉不过了。

因此，李靖一战便灭了东突厥，并俘虏了颉利可汗。

灭了东突厥后，唐朝并其领土，但并未进行开发，也未移民。只是在当地设立都督府和羁縻州，委任当地人为行政长官。然后，再设置都护府，从中原派官员过去统筹管理。

此后，唐朝灭薛延陀，灭西突厥等，也都是如此操作。一战灭一国，在开疆扩土的同时还能发展经济。

不过，由于管理力度不够，唐太宗、唐高宗时期新扩张的很多领土，后来都丧失了。到了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唐朝的基本盘与两汉相差无几。

总体而言。汉武帝的扩张，是中原农耕民族第一次开阔自己认知之外的地域。由于没有先例可循，汉军在一个很陌生的环境和一群强劲的陌生人，打了多场很陌生的战争。走了不少弯路。

加之在战争后，汉武帝为了巩固统治，又对新辟疆土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

战争加上开发，财力、物力上的投入自然不可能小。因此，汉朝的经济也就大受影响。

而大唐则因为有前人的经验，加上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唐军熟悉草原民族那套。这使得唐太宗的扩张，无论南下逐鹿中原，还是北上驰骋草原，都是轻车熟路。比汉军更加游刃有余。

估计也正是因为熟悉的缘故，在打下新辟疆土后，唐太宗并没有花大力气进行开发。所以唐朝不仅没有因为战争而影响经济，反而还因为开疆扩土，刺激了中原的经济发展。

但相比于汉武帝，唐太宗的开疆扩土并不怎么牢靠。这导致直到到清末民国为止，对我们中国人影响更大的，还是2000多年前汉武帝的征服战争。

汉武帝刘彻好战，他一生最大的敌人就是匈奴，在位54年，和匈奴就战了44年之久。为了战胜这个强大的敌人，西汉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汉朝在经济上的困境除了抗击匈奴所需的开销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花费，比如打通丝绸之路，等等。

但同样是对外征战，七百多年后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他执政期间也有一个劲敌--突厥，双方也博弈了多年。但为何唐朝不仅没有被战争拖垮，反而还整出一个“贞观之治”的盛世呢？

两者相比，这究竟是为何？以下两方面分别阐述。

汉武帝的财政危机

大约在公元前200年，散居在当今甘肃、宁夏、内外蒙古的游牧民族大致有：东胡、大月氏、乌孙、匈奴等诸多部落，其中势力最强大的民族就是匈奴。

匈奴全盛时代的人口也不过200万左右，不及西汉的十分之一，但军事力量却异常强大，刘邦所遭遇的“白登之围”就是最好的证明。

白登之围后，汉朝为维持边境和平，采取了“和亲”政策。但汉朝军事上的弱势已被匈奴看穿，造成的局面就是，匈奴人不仅要汉人的姑娘，也照旧经常袭扰汉朝边境，甚至还有几次兵锋直指长安，长安附近的甘泉宫就被匈奴人烧了好几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七十余年，直到汉武帝刘彻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被动的局面。

刘彻之所以发起对匈奴的征讨，主要得益于继位初期经济上的强大，汉朝与匈奴的和亲政策为西汉的休养生息提供了空间，从汉初经历文景时代至汉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国家没有出现严重的政治动乱，也没有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民间家给户足，粮仓充满，朝廷财政也大有盈余，可以说“文景之治”为武帝攻打匈奴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汉朝与匈奴基本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每次的战争消耗都是巨大的。比如漠北决战，刘彻调集了十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统领，分东西两路进攻。此次出征，负责运送后勤的战马就达到了四万匹，步兵辎重几十万人，其后勤保障可谓规模空前。

毫无疑问，汉朝花费在匈奴之战上的钱财是巨大的，但除了对抗匈奴，在工程建设方面的花费也不小，比如对河西走廊与河套平原的开发，在此都设立了郡县，并筑城驻军，可以说不惜血本也要在此站住脚跟。

在打通丝绸之路方面的花费也不少，为了与西域结盟，刘彻采用的措施是又打又拉的策略。张骞率先开启了汉朝与西域的破冰之旅，第一次出使西域花费了十三年时间，虽然没有建立起与大月氏的盟友关系，但他创造了中华历史的神话，一条贯通中西的文化大道。

张骞之后，汉武帝多次派遣使团出使西域诸国，先后使用武力征服了楼兰、车师，与乌孙建立了盟友之后，又发动了对大宛国的战争。与此同时，为了交好西域，汉朝也送出大量的财物去打点各国。

除此之外，汉武帝还大规模地治理了两次黄河，动用军队十几万人，把黄河从东到西都修了一遍。再加上，他的私生活也很丰富，又要赏赐皇子，泰山封禅等活动，还有建造自己的陵墓就建了五十年左右，这些花费也不小。

到公元前120年，与匈奴的战争由被动变主动，打仗军费开支加大，安置匈奴降军也要花钱，再加其它各方面的开支，汉武帝的财政便出现了困境，至124年，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财富差不多就花光了。

然而比没钱更可怕的是，西汉的经济政策也出现了问题。西汉原本在经济上采取重农抑商、轻徭薄赋政策，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通过经商成为势豪大户的商人，为了提升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他们开始买田置地，成为新兴的地主阶层。

这样一来，这些新兴地主阶层便有了双重身份，既是汉朝地主，同时又是商人。西汉从建国后，实行的是低税率政策，工商业的巨大利润，交税却是非常低。再加之，这些新兴地主获得新身份后，与官府勾结，巧立各种名目逃避税收，以致于到后来，掌握国民经济命的重要行业都到了这些富商巨贾手里。

由于在汉武帝之前，西汉举国信奉的是黄老无为之学，对民间经济采取不干涉政策，久而久之政府对民间经济便失去了控制。再加之土地兼并问题，贫富差距便不可避免，等等，诸多经济问题都等着汉武帝去做调解。

为了筹款，武帝不得不实行改革，比如漠北一战的军费，就是从盐铁改革当中获取的，但在改革中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需要武帝去解决。

综上所述，不论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也好，对西域的又拉又打也好，他所背负的经济压力是很大的。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初步划定了华夏的江山，汉武帝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帝王。

那么唐太宗在对外征战时，为何还弄出了个“贞观之治”呢？

唐太宗的对外战争

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在建国初期，李世民为唐朝的江山进行了一系列的内战，比如平定刘黑闼、王世充等割据势力。在他执政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比如：与突厥的较量，吐谷浑之役，还有与西域的系列战争。

汉武帝敢对匈奴叫板，在经济上得益于祖辈们的积累，可以说他大半生的精力都耗费在了与匈奴的较量上。在巫蛊之祸后，他颁布了《轮台罪己诏》，之后汉武帝才开始真正治理国家，汉朝才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

但唐太宗的路线与汉武帝是不一样的，在他继位后，经历了隋末大乱，唐初的国库空虚，民生凋敝，面对突厥人的挑衅，李世民很有自知之明，一是没钱打仗，二是自己的位子还没坐稳，所以并不敢贸然对突厥人用兵。因此，他对突厥人采取的是妥协的措施。

比如渭水之盟的建立。突厥经过多年的发展，到隋朝时已分裂为两个集团，即东突厥和西突厥，后来隋文帝联合西突厥，大败东突厥，此后的东突厥消沉了一段时间，至隋末，又起来兴风作浪，成为一支大唐劲旅。

早在李渊父子晋阳起兵时，就曾向突厥纳贡，以便安心争夺天下。大唐建立后，高祖也曾送给突厥不少金银财宝。但突厥贵族的贪婪永远没有止境，为了更好的掠夺中原，他们一面拿着大唐的钱财，一面背地里支持着大唐的敌人，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等各方割据势力，都曾受过突厥人的支援，甚至是借兵。

武德七年（624），东突厥来犯，当时唐军大批兵马还没来得及回都，高祖便派出时任秦王的李世民出面解决，在拿了大唐的钱财后，突厥人走了。至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刚结束，东突厥趁着唐政局动荡，又一次大举来犯境。这次又是李世民出马谈判，最后订立了渭水之盟，之后突厥人又拿着钱财撤回去了。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大唐初期对待突厥人的主要政策就是拿钱消灾买和平。那么，大唐为何不出兵解决这个讨人嫌的突厥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没钱，所以，李世民集中精力除了练兵，就是搞经济建设，然后等待时机一举将突厥消灭。

所以，贞观三年（629年），时机一旦成熟，李世民绝不贻误战机。当时东突厥内部发生矛盾，太宗十一月便派出以李靖为首的十万大军，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一举平定了曾经称霸一时的东突厥，从此北部边境终于安静了。

待东突厥这支劲旅搞定后，太宗又先后把矛头对准了吐谷浑，而打这场战争时已是贞观八年（634年），再说对付吐谷浑远没有东突厥那么困难。再之后去征讨西域不听话的小国，已到了贞观十三年（639年）。平定了这些小国后，西域的道路被彻底打通，由此揭开了丝绸之路新的篇章。

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汉武帝征战匈奴时，正值匈奴强盛时期，之后武帝还经历了匈奴的分裂，可以说，武帝不仅参与了，而且见证了匈奴从强盛到衰落的过程。

相比之下，李世民遭遇突厥时，突厥已分裂为东西二部，相应实力也减弱，所以，唐太宗集中精力对付东突厥时，才有了一举拿下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太宗的对外战争之所以没有影响到“贞观之治”盛世的形成，一是对手没有匈奴那么强悍，对大唐的对内治理影响有限。二则是初期的妥协政策，为对内治理赢得了时间。

综上所述，汉武帝的对外战争为什么越打越穷，而唐太宗为何能整出贞观之治，基本说完了，如有补充，评论区吧。

根本原因是两位皇帝对“征战”的认知不同，汉武帝的征战偏向完全摧毁匈奴秩序，驱逐匈奴，唐太宗则是多了一份包容，在打服了其他政权之后，加以安抚，容纳进同一个文化圈。

李世民这个皇帝不仅战争能力强，在战争发生之后的“秩序建设”也是极强，这也是李世民从十八岁开始发悟，并一直沿用的手段，李世民的“天可汗”尊称可不是白来的，这象征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草原逻辑”和“中原逻辑”达到最高共鸣度的标志。

从历史的时间尺度来梳理，我们先看汉朝对匈奴的外战。

汉匈之纠葛，始于西汉皇帝刘邦和匈奴的首领冒顿单于在“白登”之交战，这一战刘邦军事眼光“短板”再次暴露，被冒顿单于诱敌深入，从而被包围，这便是著名的“白登之围”，被称为刘邦人生中最险的一次之一，上一次则是在鸿门宴。

白登之围被视为“耻辱”，刘邦得以解围，还是用了很多计谋、心计才做到的，并不是以军事力量活生生杀出来，所以比起秦朝时期北镇匈奴，刘邦自觉很丢人。

可刘邦也没办法，秦末乱世，诸侯混战，天下早已经被他们自己人先打废，所以汉朝需要的不是一场眼前的胜利，而是一场恢复生机的发展，在此之前，汉朝必须要忍受住所有的挑衅。

所以刘邦一直到驾崩，没有再提过北伐匈奴的事情，吕后摄政后，被冒顿单于来信“羞辱”也仍然是按兵不动，此时的仇恨越来越深，所以吕后也继续深化了大汉朝的基本治国理念：

无为而治。

一直到汉文帝中后期、汉景帝时期，汉朝才逐渐有了足够的屏障力量阻挡匈奴对边境的侵扰和入侵，那个时候不存在互市，中原没有茶叶可以出口给他们，汉朝也有自己的养马地，两个民族之间可以互通有无的资源极少，一旦见面，就是死掐。

经过两代人的继续发育，“文景之治”终于让大汉朝恢复了元气，所以年轻的汉武帝刘彻才是享受这个成果的人，当然，汉武帝以要背负一份义务，他的义务就是，要给汉朝此前的“耻辱”，来一次大洗刷。

汉武帝北伐匈奴，最根本的出发点，就不是为了打服纳入版图，而是对其整个民族的破坏，所以不存在打完之后建立秩序的说法。

那么这种战争，我们可以暂时先称作“灭种之战”，目的不止是亡其国，而是为了彻底铲除。

汉匈之“世仇“，本质上是生产力落后所造成的人地矛盾，因为大汉所产出的东西，也只够自己人内部消耗，比如粮食，比如衣物，比如盐铁，这些东西无法有多余的进行“出口”，无法出口就意味着文化无法输出。

而匈奴则是什么都缺，他们买不到就只能抢，对于他们来说，南下侵汉才是命运的正确选择。

这种基于本质上的生存矛盾，让两者几乎不可调和。

北方的匈奴，一直是中原民族的巨大隐患，汉武帝登基不久，就已经打破了汉文帝、景帝时期“试探”、“防守”的保守态势，直接主动出击，在卫青横空出世之前，和匈奴之间是互有胜负，谁也奈何不了谁。

直到卫青直捣龙城，拿下了汉朝建立以来第一攻打匈奴本土甚至是重要城市的大胜利，这次胜利给汉武帝奠定了强大的信心，于是汉武帝开始让卫青不断地削弱匈奴。

可问题是，这一次次胜战，并不意味着都有“战利品”，甚至很多时候都是“亏本”在打仗，因为匈奴当时的环境太差，而且草原民族在战败的时候，实行“坚壁清野”是非常方便的，所以从来都是他们掠夺中原，中原却不能对他们造成资源上的大型吞并。

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出台法令，将盐铁产业收规为朝廷专卖，私人不再允许进行贸易，这一个政策，很明显是将民间的大部分利益占据为朝廷利益，而汉武帝的目的也不是贪图享乐，就是为了赚银子打仗。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让卫青、霍去病这对舅甥率领十万骑兵和数十万步兵深入大漠，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匈奴的主要部落，然后沉重打击之，之所以汉武帝敢这样做，是因为他选择的时间是“春天”。

初春的草原并没有想象中的春暖花开，反而是冰天雪地，一片寒冷，这种环境下，即便是匈奴人也只能躲起来“过冬”，而汉武帝深知想要沉重打击匈奴，必须要在一个连他们土著都难以生存的环境下与他们战斗。

那么同理的，汉朝的军队在初春的草原进军，付出的成本、代价巨大无比，比起匈奴的消耗只多不少，而这一战，的确是“掏空”了汉朝的国库。

比如汉武帝为了保证战马在这个季节仍旧强壮，都用上了“小米”来喂马，而马的食量和人是不同的，就拿十万骑兵，每个骑兵都起码配两匹马的标准来看，一匹马等于吃了五个人的口粮，所以光是这一战的“喂马”需要的粮食，要起码一百万人的“口粮”份额。

当时的汉朝才多少人，这个比例说举国之力已经毫不夸张了。

而这一战的确是没有悬念，卫青和霍去病带领着两支在精神状态上、装备配备上、战术准备上都数倍优于匈奴的军队，匈奴怎么可能不败，于是匈奴这一战被打北逃迁徙，哀歌连连，霍去病封狼居胥，在匈奴引以为傲的山峦下，留下大汉的印记。

这场战争听起来固然是“热血沸腾”，但问题是，汉朝并没有在此“建立秩序”。

打下了这个地方，汉朝军队也只能撤退，这里一没有可以开采的资源（当时的生产力有限），二没有庞大的人口族群，根本不存在管理的意义，这就会导致匈奴在不久之后，又会“卷土重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帝打一仗，花费巨大，可是真正物质上的收获微乎其微，甚至是没有，这种状态不正是“入不敷出“吗，而漠北之战只是一个大的体现，除了这一战外，还有很多和匈奴的小战斗，汉朝都是这种状态，久而久之，一直到汉武帝末年，国力怎么能不虚弱？

汉朝真正开始在外建立“秩序”，乃是在汉宣帝时期，公元前六十年，汉宣帝神爵二年，汉朝正式建立“西域都护府”，以西域都护府为西域地区的最高管理机构，任命官员到此，进行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地区的贸易，民族事务的处理，这也意味着，汉朝开始摆脱了汉文帝、景帝、武帝对北方民族一味的“仇恨”。

他们开始建立输出的秩序，输出经济，输出文化，这才让两者的矛盾开始减小。

汉朝的情况大概至此，那么再将目光放到唐朝。

首先我们要知道唐朝的“背景”，其并不是一个纯粹对游牧民族敌视的中原政权，唐朝的基础是“关陇贵族”，而关陇贵族中有鲜卑族，也有汉族，他们的成员一直都是中原的主角，先后建立了北周、隋、唐政权。

比如他们内部就有很高度的胡汉联姻，杨坚的皇后独孤伽罗是鲜卑人，李渊的母亲也是鲜卑人，在这种基础上，就注定了他们在文化上、生活上是存在着沟通基础的。

其次，到了隋唐时期，胡汉交融已经很发达了，而且中原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很多产物除了自给自足，也完全能够进行贸易，比如和突厥，隋唐时期的贸易就没有少过。

这就造成了一种吊诡的局面，中原政权和游牧民族反而碰撞很少，隋朝的统一之战是内战为主，外战极少，唐朝的统一之战也是如此，李世民最大的敌人，也是汉人，还不是突厥人。

这就是因为“人地矛盾”的对象转移了，要知道，一切的战争矛盾，本质上都是资源和人地矛盾。

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数十万突厥大军兵临城下，在渭水和李世民“谈判”，李世民因为当时中央空虚，无奈暂时答应突厥的“狮子大开口”，被他们掠夺一番然后放他们安然离开，这被李世民视为“耻辱”，于是乎李世民冷静发育，在贞观四年，趁着突厥内乱，让李靖北伐突厥，灭掉了东突厥政权。

而在灭掉了东突厥后，李世民立马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建立秩序，这可是李世民作为顶尖政治家，最强的标志能力之一。

贞观四年，东突厥灭，唐朝廷在此地建立“单于都护府”，一共将东突厥的地盘分为六个“都督府”，他们都是是“州级”都督府，唐朝廷不久之后就派出官僚进驻此地，立即“经略”东突厥旧地。

这便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把一个地方打下来了，那么就开始合理利用，既然根子上的矛盾是“人地矛盾”，那么他就去顺势利用“人地资源”，不造成浪费，单于都护府的建立，让大唐的文化输出达到顶峰。

每一年，唐朝廷都能收到都护府的“进贡”，这又意味着单于都护府已经对东突厥领地的资源合理利用起来了，所以唐朝廷根本不会把自己打穷，只要打赢一次，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战争红利”。

除此之外，李世民的“文化输出”让周围的部落和游牧民族都不自觉“臣服”李世民，因为李世民首先允许了“胡人”获得唐籍，允许胡人来唐经商、读书、科举、当官、定居，这就是大唐版本的“绿卡制度”，为什么李世民被称为“天可汗”，这不仅仅是武力上让人臣服从而喊出来的，乃是在文化上，让人也高度认同造成的。

周边的民族臣服李世民，这就让李世民同样得到了对他们的“军事征调权”，事实上贞观朝的中后期，大唐军队每每出征，邻近的游牧部落都会派兵来一同支援，这就造成很多场战斗，实际上唐朝军队是不需要自己“出力”的，消耗并不大。

到了贞观十四年，唐朝廷又分别建立了“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以这两个都护府为核心辐射整个游牧族群带链，这保证了在这一范围内，所有的发展秩序都能按照大唐的逻辑、意志来构建，也保证了一旦发生了动乱，那么都护府就能立即“调动”力量，镇压动乱。

最重要的是，这些都护府给大唐每年带来的“收益”是可观的，它们既是特殊的地区管理机构，但也很像以往时代的藩王，每月没年都要向朝廷“进贡”，以表示对朝廷的忠诚，而都护府的“贡品”，则都是附近的游牧部落来负责准备的。

这就相当于一部分税收了，所以李世民只要拓展领土，几乎都不是赔钱生意，也能保证他越做越强，加上李世民对其他民族的“不排斥”、“不敌视”姿态，大大地缓和了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的资源矛盾，彼此看见就不需要再喊打喊杀，可以和平相处。

因为李世民给予这些“胡人”的恩惠太大了，这是他们祖祖辈辈都没有遇到过了，于是他们就放弃了祖辈一直坚持对中原的掠夺，也开始试着让自己的子嗣前往大唐学习，考科举，甚至还能当官。

这个举动，也大大地促进了唐朝交通贸易等一系列贸易的发展，唐朝本来就在进行经济转型，所以这其中由“人在大唐谋生”所产生的利益，也成为了大唐得以镇压周边几乎所有部落、国家的财富来源。

即便是李世民驾崩后，“都护府”的存在都仍然在继续建设着，终大唐一生，唐朝廷也一共只有“六个“都护府，除了上文提到了单于都护府以及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以外，后来还陆续增加了“安南都护府”、“安东都护府”，这些都护府，成为了大唐重要的“基本盘”。

结语：

汉武帝和李世民的时代终究是不同，就拿农业生产而言，唐朝的工具更先进，亩产也更多，所以汉武帝做出漠北大决战这种决定时，朝廷的经济是会一下子被抽空、甚至还远远不够。

李世民则是“天时地利人和”，一切有利他的条件，都在发生，这注定李世民和“西突厥”（被灭掉的是东突厥）的距离不远了，这些事情，乃是汉武帝做不到的。

而汉武帝也确实有可能心急过头了，还颁布了《轮台罪己诏》，他承认自己的行为导致国库空虚，也表示了下一任皇帝，不允许再如此劳命伤财了，所以汉武帝的最后时光里，他和匈奴才相安无事。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国恒以弱亡，独汉唐以强亡，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朝代，国人以汉族自居，海外聚集地则以唐人街为名，可见汉唐对于中华民族的深刻烙印。而汉唐最具代表性的2个帝王分别为汉武帝和唐太宗，而两者之间差别在于汉武帝耗尽文景之治积蓄的国力，导致西汉王朝后力不济，如果不是光武中兴，估计汉朝维系不了400年统治。而唐太宗上手接的是隋朝的烂摊子，不过似乎越打越强，最终缔造了大唐盛世。

各位醒醒吧，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开局不同

汉武帝接盘的是文景之治后的国力积蓄，似乎在开局就胜过唐太宗，而实际上呢?当时，汉帝国已经经历了5位皇帝，土地和门阀的势力已经固化，汉武帝也是熬死窦太后才最终接掌这个国家，虽然似乎国力达到了巅峰，而实际上阶级矛盾也达到了一个爆发点，后继乏力是肯定的。

唐太宗虽然接手的是一个乱世，不过经过乱世之后，土地兼并和人口都已经到了最低点，所以再烂也不可能更烂了。所以，国家实力上升是肯定的，即便不对外用兵，也会在安定之后出现盛世。更何况，唐初的府兵制是依托于大量的土地储备，一帮更经历战争的骄兵悍将有在足够的利益趋势下，更是骁勇善战。

战争目的不同

汉武帝的战争目的是土地，而不是人口，相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是掠夺者。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具有包容性的王朝，唐太宗更是一个以天可汗为目标的男人，不仅仅要肉体上征服，更希望在精神上征服。所以，大唐不仅仅有汉族将领，更多的是少数民族的将领，也最终为其灭亡铸就了祸根。

而在汉武帝末期，为了天马而发动战争。

将领任用不同

汉武帝更多的任用外戚和亲近的人作为将领，例如卫霍、李广利。不管将领是否有才能，自己高兴就行。

而抛开唐初的天策府将领，唐朝各个时期可以说名将辈出，即便是唐末也是因为武将之乱导致灭亡。唐朝可以说一直再做对外扩张，不断的在西域等地区发生战争，领土也在不断变化，即便是武则天时期也是如此。

战争手段方式更加多样化

相对于汉武帝时期，唐朝的经济实力远高于周边地区，除了战争手段外，还包括经济手段。例如，从李世民时期到李治时期对高句丽，大量采用的是经济消耗的方式，最终李治时期一战定高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