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无锡一个小镇，有一户人家的老婆婆打开家里的酱缸，发出了惊恐的尖叫：“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快来人啊……”！老婆婆到底在酱缸里发现了什么才让她如此惊恐万状？（非杜撰，这是外婆曾经居住小镇发生的真实事件）

民国时期匪患很多，无锡一个小镇上有一个李富户，生了一个儿子“阿贵”肥头大耳，宝贝的不得了。可是“树大招风”，阿贵被山匪盯上以后就被绑了票。那年阿贵刚刚20岁，他老子精明一世，儿子却傻乎乎的还像个孩子一样。

李富户家里乱成了一锅粥，他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山头的土匪劫了自己的宝贝儿子。

就在当天晚上，家里佣人开门捡到一张纸条，让李富户准备三千大洋，那是买他儿子的命钱！其中红笔写了一句话：万万不可报警，否则就等着帮“阿贵”收尸吧！

李富户看着这张纸条，上面也没有自报家门，也不知道是哪个山匪干的，不过只要可以救儿子，就是花再多的大洋他也舍得。

果然第二天早上，家里的朱管家又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交易时间和地点。

李富户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想到儿子“阿贵”从小养尊处优，这次吃苦受罪了，他又有些泪眼婆娑。

按照纸条上的要求，李富户只能带一个人，于是他带了朱管家一起，来到三里外一个破庙里早早就在等候。

不一会儿，果然来了三个蒙面人，让李富户把钱交出来。可是李富户从始至终都没有看见他的“阿贵”，这不对啊？应该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啊！他刚刚觉得有些不对劲，后脑勺就被什么打了一下，他立刻什么都不知道就倒在地上……

当李富户清醒过来，发现朱管家也躺在地上，而且满脸是血。他把朱管家搀扶起来，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管家也是一问三不知，就是一个劲摇头。

李富户回家以后，吃不香睡不着，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当天发生的事情：山匪既然已经把钱拿去了，为什么还不放了他的儿子？如果嫌钱少，可以再向他开口，只要能够救“阿贵”，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在坐卧不安中李富户又等了三天，可是那些山匪竟然音信全无，再也没有只言片语的字条送给他。

不能再等了，李富户报了警，自然是花了很多钱。那些警察也算是尽心尽力，沿着有山匪的山头逐个搜寻。终于在“阿贵”失踪的第10天，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他的尸体，可是他的一只手却不见了。当李富户看到这一切，当时就昏厥过去……

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也破不了案，就这么搁置着。

刚刚开头那一幕，你们猜那个老婆婆在酱缸里看到了什么？对呀，她看到了一个人手，那就是可怜人“阿贵”的手啊……

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山匪拿了钱却又撕票呢？这不符合常理啊，山匪是求财不是求命，他们没有理由要“阿贵”的性命啊！

后来一个给山匪送菜的村民道出了整个事情的真相：

原来当初山匪绑票了“阿贵”以后，立刻写了字条，而且多少赎金、交易时间和地点都是清清楚楚。可是李富户收到的字条早已经被人换了，他的钱根本没有到劫匪手里。而且他后来又报警，那些山匪一怒之下取了“阿贵”的性命，只是可怜了懵懂无知的“阿贵”，什么都不知道就这么死了。

有一天当李富户喝得酩酊大醉回家以后，朱管家和三姨太都不见了。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可是他又不愿意相信这一切。他自认为自己没有亏待他们呀……可是他偏偏忘记，人性的“贪婪”和“可怕”……

当我小时候听到酱缸里发现的东西以后，我很长时间不敢吃外婆做的老酱。

这就是我听到的老一辈讲的关于“民国时期真实的事情”。只能说人心的自私、人性的扭曲，让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送了性命，可怜、可悲……

从前听过，我婆婆（奶奶）讲过。最早讲的就是他见过的，什么川军打北兵，我们本地就是战场，一仗下来到处是死人。一条河沟里大半年没有人到这里，好远闻到臭气。我婆婆讲民国时期没有安静几年又打仗，一九三九年日本打来，到一九四九年日本投降。后回到老屋，屋不在了，国民党兵最坏的是三十军，到老白姓家里见什么拿什么。就是腊肉藏到屋檐墙凹里就拿走的，不敢吱声。不过国民党十八军还可以，不损坏老百姓好庄稼，不拿老白姓的家里东西。听我们队里一个老辈讲，几个兵掰老百姓的苞谷，告到长官那去，几个兵差点被打死了。还一次他看见一个国民党兵，从山上飞来一只野鸡，飞的有点高，枪一举呯的一声，野鸡掉下来了。还有一次这些当兵的，正在吃饭时，一个国民党兵拿起枪把他的长官排长打死了。班长连忙担排长一抱转了个方向，说是从对面打来的，听他们些兵平常说这排长很霸道，都挨过他的打。很多老辈人讲啊，国民党税多，捐多，不是这税就是那捐。开一支队伍来就得收马料，这是不给钱的，是捐，还有粮食也得捐。耍解放的前一年，国民党兵修什么工施到家里拿锄头，我婆婆不给，家里就这一把锄头达，不给就是一枪托打倒地上好一会才爬起来。在民国时期经常打仗，隔不到几年又打仗，我婆婆（奶奶）常说的，国民党不知道哪来的弄嘛多仗打，这都是真事。共产党来了才安静。

1948年，上校太太在病房内惨遭6人轮奸，惊动国民党高层，四人被枪毙

此六人分别为中校主任崔博文、某部少校副官石盘、少校军医曾立民、上尉军医凌志同、汉口市警察局警察查大钧及某大学的学生袁尚质。六个没啥大毛病的男人在一起，话题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女人”，本来大家在一起也就是过过嘴瘾，根本不敢做什么。

大家闺秀，军官太太陈愉怎么也想不到厄运居然降临到自己头上，而且还是来得这么猝不及防，让人避无可避。起因就是她太漂亮了，在恶魔的眼里，女人的美也是一种原罪。

习惯虽然可以使人变成失去羞耻的魔鬼。

时年二十七岁的陈愉容貌姣好，身姿窈窕，她也算是一个白富美，父亲是国军少将，不过已经去世，所以家道中落，丈夫楼将亮生病了，而且还是肺结核，此时的她犹如霜打的秋花提不起精神，因为丈夫病了，而且很严重，以后自己算是无依无靠的人儿了。

陈愉读完师范学校就嫁给了国民党整编第九师的上校团长楼将亮。楼因患肺结核，在该院内科11号病房治疗。陈愉被特许和丈夫一起住在病房中以便随时照料，两个儿子，一个4岁，一个仅8个月。

楼将亮的11号病房斜对过是内科17号病房，里面住着6个病人。也就是上述六人。

9月9日晚上，崔博文、石盘等六个家伙密谋一番之后，叫勤务兵陈松连到走廊去睡。他们悄悄躲在暗处守株待兔。当陈愉端着一盆脏衣服出来，经过17号病房门口时，几个人挟持陈愉进了17号房里，这时的陈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这样她被这6个家伙轮奸了。

受此奇耻大辱，陈愉痛不欲生，她第一时间想到了死，然而，看着病入膏肓的丈夫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她选择了苟且偷生。她受过教育，骨子里的封建思想并不是特别浓厚。

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翌日凌晨，她瞒着丈夫，带着六个人的犯罪证据来到院长室，向院长蔡善德和训导长哭诉了昨夜的遭遇，请求逮捕六名罪犯。

院长蔡善德听完了陈愉的控告后犯了难。这六个人和医院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训导长刘家祯让她息事宁人，拿点补偿就OK想了一下， 院方办公室的孙明还在一旁帮腔说她已经不是黄花闺女。“陈愉怒不可遏，把他痛骂一顿。

蔡善德打发走陈愉之后，立刻安排这六人出院，并且还派来勤务兵彻底清洗病房中的一切，甚至连地板都反复冲洗，意图湮灭犯罪证据。陈愉得知六人出院以后，明白自己受骗了。

她很快找到医院相关伤情鉴定部门，要求他们立刻为自己验伤。此时的蔡善德立刻换了副嘴脸，对她不予理睬。与此同时，楼团长也得知了妻子的遭遇，险些跳楼自杀。几重打击，没有击垮陈愉，她反而更加坚强。

11号上午，陈愉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国民党武汉军法处，哭诉了自己受辱的经过。大家被她的叙述惊呆了，一时间满城风雨，甚至于惊动了宋美龄和郭德洁，两位夫人都奉行男女平等，所以她们要求从重从快处理始作俑者。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几个人并不愿意束手就擒，他们一致统一口径，说陈愉贼喊捉贼污蔑国军军官，其心可诛。

《正风报》《中国晚报》《罗宾汉》等报纸都详细报道了这一案件。迫于舆论压力，白崇禧不得不下命令逮捕了崔博文等六人。

1948年9月21日，第九补给区军法处将崔博文等六犯关进了看守所。武汉妇女界陈案后援会在致全市人民的通电中说：六强奸犯事后复串通医院，毁灭罪证，掩饰事实，尤属罪大恶极……谁无姐妹，谁无妻室？是可忍孰不可忍！

10月9日，湖北省参议会致电白崇禧，要求当局“主持公道，鉴核事实，依法严办”。白崇禧复电表示已严饬迅速依法讯办。

除机关团体声援外，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投书《武汉日报》，要求对六犯处极刑。白崇禧表面上答应，实则是一拖再拖。

然而，想瞒天过海显然不可能，白崇禧在接到蒋介石的两封电报后，再也不敢怠慢了，马上下令把崔博文等人重新收监。但是迟迟不行刑。就这么耗着。

1949年3月22日，汉口市参议会举行时局研讨会，白崇禧应邀出席会议，参议员张人骥走到白崇禧面前，以严肃的态度问：“白长官，陆军医院的轮奸案是您亲自批准判决的，怎么迟迟不执行呢？是不是有人在徇私枉法？” 白崇禧一怔，原来大家并没有忘记陈案，看来想拖是拖不过去的。

次日，也就是1949年3月23日，军法处将四犯验明正身，绑赴法场，执行枪决。另外两名罪犯查大钧、袁尚质被汉口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这场历时半年、轰动全国的轮奸案终于落下了帷幕。 仅仅一个月后，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国民政府被推翻了。

爷爷给我讲的最多的就是民国时期的多种灾害。比如民国六年发大水，民国九年闹大旱。我们这个地方地势稍高，地下水又浅，水旱灾害还能稍许有些收成。民国十二年的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飞过，基本上都是颗粒无收。

那年夏季天气好象特别热，庄稼綠油油的，長势还特别好。那时候农村多数还是一年一收。大田里主要是谷雨前后播种的高梁，谷子，玉米。过了立秋，再用不了一个月，应该就是个丰收年。就在那天傍晚，传说东北方向有大批的蝗虫飞来，家家户户都跑到地里，在地边里放柴火，扎假人，男女老少也都到地里准备驱赶。蝗虫是笫二天飞来的，只见天空中黑压压的一层，连太阳都看不见了。耳朵里满是嗡嗡响声，树上，庄稼叶子上爬满了蝗虫。一堆柴火只能护住一小块地方，柴火一灭马上又爬过来一大片。人们驱赶了前边的，后边又飞过来。直到第三天，所有叶子都吃完，只剩下光秃秃的茎杆。还有辛苦一年老百姓的哭声。

哭声过后，日子还得照样过。有的人家㩗家带口外出逃荒。有的人家刨掉秸秆，种上了晚白菜，晒干菜熬过荒年。那时候没有人管老百姓死活，只能自己想办法。

中元节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很多老令，就是过去的好多事儿。我睡在床上迷迷糊糊的，一个下午觉仿佛又回到了小的时候……

不之怎么，那天我梦见了，给我姥爷办事儿的那些日子。

所谓给老人“办事儿”，当然就是办白事。我姥爷八十七上走的。那年，我大概上三年级。事一出，家里来了一大帮亲戚人。

亲戚们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天津卫的亲戚，因为是大夏天的，天津的亲戚们摇着扇子，一口天津话：“介叫嘛四儿，老爷子的待遇早干嘛去了？这会儿又说是区政协委员了。”北京的亲戚就开始劝他们：“哎呀，算了，办事的时候人家政协送了个花圈，你也不用太当真，还什么待遇，人都没了，还要待遇干嘛？”

大家三三两两的在屋子里闲聊着，屋外面花圈摆了一院，姥爷的遗像挂在墙上。一个精精神神的老头，穿着中山装笑盈盈的朝着大家打招呼。这位老头一辈子好脾气，好热闹，此时，估计他是对自己无法亲自招待大伙儿，深感遗憾了。

正在这时候，外边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进来之后，有一些老人突然站起来了。似乎也没有人介绍他，这时候我的娘娘（就是我家的老保姆）走上前上去对他小声地说：“呦！豫大爷也来了。”

那位豫大爷走到屋子正中，恭恭敬敬地给姥爷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又由娘娘引着他到西屋，去找姥爷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姥姥说话去了……

………………………………………

另一个保姆大红姨过了一会儿，鬼鬼祟祟的过来，附在我耳边悄声说：“老太太让准备一桌白皮点心，就在天棚底下，大概有个客桌就行！”

这是要摆桌招待他了，这就表明他是我们的亲戚，而不是来吊唁的。但是我并不认识他是谁？再后来，我记得他待了一会儿，就从西屋出来了。然后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说：“是宁宁吧！”我点点头，娘娘赶紧上前笑着对我说：“这得叫豫舅舅！”我叫了一声，他没说话，只是笑着看了看我，然后对娘娘说：“我不打扰了，老太太也该歇了，我走了！”

自然有人去相送他，过了一会儿，小院里又恢复了平静，亲戚们交头接耳的在那里说话，这样的声音飘入我的耳朵：“豫大爷也来了，是谁向他报的信儿呢？要说他磕个头也应该。”

………………………………………………………

晚上的时候我悄悄的缠着娘娘问 她：“豫大爷是谁呀？那个舅舅我怎么没听说呀？”我知道这样的家族往事，似乎不太会放在明面上，我也不便去问我的姑姥姥。娘娘看了看外面没什么人，就悄悄地对我说：“嗨，说起来也是个硬亲戚呢。

“豫大爷的娘，以前是你姥爷的三姨奶奶，后来说是让人给送出去了，所以豫大爷就漂流在外边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和咱们联系，这不老爷子过世，他就来磕个头。

我觉得这事肯定不是这么简单。再后来我是断断续续的打听着他的故事。哦！原来他有可能是姥爷的儿子。

………………………………

豫大爷的母亲叫“真姑娘”，其实她也根本不叫什么真姑娘，她就像一只买来的猫儿一般，自有主家给起了新名字，叫“缘真”，意思是遇到她的缘分都是真的。

其实哪里有什么真的，假的缘分啊？真姑娘以前是个唱戏的，她自幼的亲身爹娘是谁，更考证不清了。反正她是跟着“养家儿”长大的。所谓养家儿就是把她养大的人，她也叫父母爹娘，但实际上，她们相当于她的老板或是经纪人。真姑娘的养家父母完全掌握着她的身体和自由，真姑娘就像个小奴隶一样，从小学戏，长大唱戏，给养家挣钱。听说她的第一场炮戏是在天津打的，所谓“炮戏”就是出师学艺的第一场戏，那年她才14岁。

她是刀马旦。能唱樊梨花穆桂英，代战公主，学的是路三宝，尚小云，在台上连舞带打眼花缭乱。一个14岁的小姑娘，就这样在那个纷乱的年代里，开始了她的舞台生涯。

唱戏特别苦。寒冬腊月，一身戏衣穿在身上根本不保暖，背着后面的令旗，在台上迎风傲雪，一场戏下来，浑身上下透心凉。到了后台，灌上一口热水又得出来了，台口冷风一吹，直打哆嗦。三伏天呢，里里外外的全莽全靠，金盔金甲，把人捂的透不过气来，台上中暑昏倒是常事儿，拖到后台泼盆凉水起来接着唱。

戏比天大！

这还不算是小的时候学艺的苦，给师傅打板子的苦，伺候师娘干活的苦，每天起三更睡半夜，耗腿调嗓子的苦，哎呀，反正就是一句话：“十年科班，十年大牢。”

真姑娘就是出了十年大牢，经过历练淬火的凤凰。我见过她的照片，清秀雅致衣衫单薄的小身子，修长的体态，站着的时候微微的有一点半低着头，让我想起了徐志摩的那首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真姑娘和我姥爷认识的时候，是在一家人 的堂会，那时她已经小有名气了，据说能够登上海报了。除了主角的大戏，她也能唱压轴了。（过去压轴并不是最好的，据说最好的倒二。唱倒二的一般都是硬顶硬的角儿，而作为压轴的，往往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因为她们要留下来，陪着主家畅饮推杯，狎妓应酬。

这样的女孩子都是刚出炉的雏凤，而请她们唱戏的那些热衷于捧她们的男人，也就是她们的恩客。旧社会里“娼伶并举”女戏子的地位很低，尤其是这种跑江湖的，必须得依赖一些人来捧。捧她们的人里有官员，有商贾，有遗老军阀，反正都是男人的世界。

垂着帘子的上房里，红灯高照，锦帐低垂，那是一个香艳温软的销金窟，也是风光旖旎的烟花场。

再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姥爷的一个朋友掏了3000大洋，把真姑娘从班子里赎出来了。听说是因为那天席间，姥爷身边坐着的就是真姑娘。这个中年男人也是戏迷，他对真姑娘大加夸赞，说她身段柔，扮相俊。正好主人在生意上欠了姥爷一个大人情……

真姑娘被在姥爷在天津的一处外宅里。那是一个三底的联排小洋房，周围都是许多洋行的高级职员宿舍。在英租借。这里很清幽，门口一块小小的草皮，将将够停下一辆福托汽车。这汽车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的。而这里没有女主人，在这里停留的都是姑娘，像走马灯一般。姑娘的任务就是作为临时的派对女主人，来招待各种客人。我姥爷特别好客。

有的时候姥爷也住在这里，这是家里人都知道的，那年姥爷已经40多岁了，真姑娘好像是16。

如今想来，这里也没什么爱情可言。16岁的姑娘以3000大洋的价格被买了来，然后像是个礼物似的，扎个丝带送到一个挺喜欢她的男人身边，用以抵消一次在经济合作上的纠纷。

旧社会就是这样，在一片艳阳高照的天空之下，有人有鬼。有自由，有奴隶。人口可以被买卖，女性可以被标价。年轻的姑娘，没有什么自己的自由或是权利，只能是小心的应酬着，伺候着。这就是真姑娘的生存之道！

据说我姥爷对她挺好，教她识字。有一回姥爷带她出去逛百货公司，看到了一个亲戚家的孩子，上去说了几句话。之后，真姑娘对那位亲戚家的女孩赞不绝口，她喜欢那种穿校服的女学生啊，梳两个辫子到学堂里去读书。

姥爷一高兴，也给真姑娘弄了一身。月白色的半截袖小洋衫，下面是灰色的羽纱半截裙，再加上一双丁字皮鞋配白袜子。头上束起双髻，系上一根淡粉色的丝带，漂亮的小姑娘转眼间成了腼腆的女学生。她背着书包，真的去学堂里上学了。

姥爷对这个自己“发明创造”的Cos play作品很满意。给她改名换姓，送到了一所女子学校里读书去了。我想那大概是真姑娘的一段快乐时光吧。因为她拍了一张照片，在学堂的门口。喜气盈盈的。

老城厢的学堂，不是那种洋人办的教会女中。是以中产阶层家庭的女孩为主。在老城里的女校中，真姑娘认识了好多普通人家的孩子，药铺里的二姑娘，水厂里的三妞，还有木器房里的五丫头，她们经常在一起玩。下了学的真姑娘坐着洋车回到姥爷家，她说自己住在叔叔那儿，但是她从来不会让同学去她家里玩。

真姑娘上了一年学，但是不久引来了闲话。因为有人在路上看到了她，坐在洋车里的那个女学生被人截住，开了几句玩笑，那是她以前的戏迷。这事传到了学校和同学的耳朵里，大家窃窃私语，原来她是个戏子。

戏子的地位在过去是非常低的。就算是伶界大王梅兰芳的儿子在学校里，也照样被人笑话，社会环境就是这样的。于是真姑娘不想去上学了，她郁郁寡欢的留在家里。

再之后呢，突然有一天，真姑娘被正式的接到府里了。因为姥爷在那段时间得了肺病，他需要休养，而真姑娘呢，作为他的新宠，要放在他身边伺候。

于是真姑娘就和一些家具古董，花盆物件一起搬进了老宅，住在上房的小卧室里，离她的卧室仅有三个房间那么远，就是姥爷和姥姥的大卧室。真没法想象，在过去的家庭里，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就是这样存在的。

这对于当今的女性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那段时间姥爷身体不好，德国大夫每天都来给他打维他命针，姥姥也不让他出去办事了。就在家里守着他。真姑娘成了佣人和使唤丫头。好在她年纪尚小，也不在乎这些，于是很快又和家里的丫鬟们成了小伙伴，在一起说说笑笑。

真姑娘就是个飘萍，她走到哪里都能够落叶生根。但是一阵秋风，她可能又要飘走了，从来都是身不由己。

在这个大家族里，在这幢洋楼里，其实存在着好多人，好多事儿。比如说真姑娘不太了解的那位大奶奶，也就是我的姥姥。

姥姥和姥爷，从小相识。她们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的感情也不坏，如兄妹一般相处着。而且姥姥和姥爷唯一的胞妹，那位脾气古怪的小姑子关系也很好，但是遗憾的是，姥姥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就是我的母亲。家族里唯一的大儿子，是老姨奶奶生的，而那年老姨奶奶已经快五十了。二姨奶奶是姥姥的自小的丫头，就是顶个名儿，在这个家里养老罢了。当时也三十六七了……

但是很遗憾，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真姑娘都不明白。因为也没有人告诉她。和她相好的那些个小丫头，也不懂这里面的厉害，真姑娘一步一步地走入了一个迷乱的局。

一个年轻的，有活力的女孩，生活在一个中年男人身边。下一步会出什么事儿，这位中年男人的妻子很明白。于是她决定要把这个女孩弄走。

弄走的方式也比较曲折，当然不能直接说，因为这样是妒忌的表示。姥姥和姥爷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就是因为姥爷在外面，无论和哪个鲜花嫩柳发生瓜葛，他都把这些艳遇回来和他妻子一一诉说。妻子也不妒忌，不生气。他们是一对好朋友似的夫妻，所以一切都要做的踏雪无痕，一切都要显得顺其自然。

过了一阵子，姥爷身体好些了。他要去趟河南，和那里的一位政界人士谈点事。他前脚刚走，真姑娘后脚就消失了。至于去哪儿了？谁也不知道。

姥爷回来之后，姥姥给出的答案是：真姑娘在你走之后就经常出去看戏，在戏园子里又碰上了自己正在登台的师哥，再后来，她就卷包逃跑了，还拿走了我的首饰。

姨奶奶跑了“卷包会”，这事跟天津卫一点都不新鲜。所谓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样的丑事，一般家里也不愿意说。姥爷垂头丧气了好几天，那个娇小玲珑的，把他视为干爹的姑娘就这么丢了。姥爷像丢了一只心爱的流浪猫，一个劲的骂她养不熟，昧良心。

没多久，身体康复之后的姥爷，又经常留宿在他的小俱乐部里了，当然，那里可能又有新女主人了。兵荒马乱，灾害连年，在那个骆驼祥子的时候里，吃不上饭的“流浪猫”太多了……

其实这里也没有什么爱情。这里完全就是一个人吃人的旧社会，一个被贩卖，被饲养，被奴役的姑娘出了虎穴，又进狼窝。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能有什么好事儿等着她呢？再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听豫大爷说，她妈吃了半辈子苦。

对了，豫大爷是哪来的呢？很多年之后已经解放了，我姥爷在一次到区里办事的机会里，遇到了一个前来开会的女干部。姥爷惊愕的发现，那就是真姑娘！他都没敢上去相认，但是女干部后来居然在区政府的门口等他了，和他说了一段话。

原来姥爷去河南的时候，临走之前真姑娘已经不舒服了。不久，常来家里的大夫就诊断出她怀孕了。而把她轰走的就是老爷的妻子以及他的胞妹。这二位都很讨厌这个年轻的小戏子，更害怕她以后生出孩子来，图谋这份家产。于是先下手为强。给她灌药之后，把她打发出去了。用一辆车直接送到了城外，扔在了荒郊野岭里。好在临走前，这二位妇女还不算太坏，给了真姑娘200块钱。她拿着这200块钱，投奔自己以前的一位琴师了，拜他为义父，就在他家生活下来了。再后来，快解放了，军队宣传队招人，招会唱戏的。要有文化的。

真姑娘欢喜的不得了，她去报名成了一位解放军，听说她还去朝鲜战场慰问演出过呢。她遇到我姥爷的时候已经又成家了，丈夫也是一名解放军，而她转业到了地方政府的文化局工作，这次是来北京开会，顺便到区里办点事。

真姑娘给了姥爷一张照片，那里面有一个精神的小伙子，穿着一身军装，老爷把这照片拿了回来，其实那就是他的儿子啊！

但是真姑娘。哦，不。听说她叫张书记了。张书记不希望再相认了。一切都过去了，烟消云散了。新社会把旧社会的事荡涤一清了。有些旧恩怨，张书记也不想再提了。她生活得很好，笑得很灿烂，穿着一件卡其布的中山装，带着一副眼镜，后来听说她的文化程度挺高呢！

豫大爷后来上大学了。他好像是在一个什么单位当工程师，是搞机械方面的。在往后，他也有个幸福的家庭，也有儿有女了。他唯一和我们有关系的痕迹就是那个“豫”字，他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在河南呢！

这个故事是个好故事。所有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1949年，中国也找到了自己的新出路。每一个都能够翻身做主，人都能够堂堂正正，自由奔放的生活。在新社会的阳光下，没有被强占的妇女，没有被贩卖的奴隶，也没有那种一夫多妻的所谓复杂感情。阳光照进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里。

阳光真的照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