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8日，就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前，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这篇社论长达三千多字，其中直接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约有五百字左右，引用其中的一段: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很明显，毛主席并不喜欢这位代表美国政府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而到了1951年6月24日，正值司徒雷登75岁生日之际，已经偏安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获邀参加庆寿活动，特意请示蒋介石是否以他本人的名义赠送鲜花。对此，蒋介石不仅不同意，而且还公开表示:

不欢迎司徒雷登再被派往台湾。

很明显，蒋介石也不喜欢司徒雷登。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曾显赫一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为何同时被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所不喜欢？难道，这位美国人真的有如此不堪吗？

司徒雷登（1876年6月——1962年9月），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成功的教育家和不成功的外交家。因为创立燕京大学而在中国声名鹊起，又因为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而变得声名狼藉。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的天水堂教士住宅，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传教的长老会传教士。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他自小接受了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教育，尤其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1887年，在中国生活了11年的司徒雷登才随父母返回美国，接受起了西方的教育。之后，他在美国工作并且结婚，但仍然割舍不断与中国的情愫，遂携妻子一同回到中国再续前缘。

1918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达成了合并意向，一所是协和大学，另一所是汇文大学。其实，这两所学校早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后就试图合并，但却因为内在和外在的矛盾太多，多次协商都未果，直到此时才终于达成了妥协，决定选聘一位与原来两校都没有关系但却受教会支持的学者型人物担任校长。

于是，拥有教会背景而又长期在中国执教的“知华派”人物司徒雷登就成为了新校长的最佳人选。但是，由于所处的国内外环境，身边的所有朋友都建议婉言谢绝，但他还是最终接受了这个挑战。

1919年初，司徒雷登从南京北上抵达了北平，不仅会见了即将合并的两校有关人士，还召集了蔡元培等著名学者组成校名委员会，最终决定以“燕京大学”为新学校的校名。揭牌后，司徒雷登走马上任成为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新成立的燕京大学听起来非常“高大上”，实际上却规模很小，在校学生不足百人，师资力量严重短缺。面对如此的窘境，司徒雷登显得忧心忡忡，多次往返美国进行募捐筹款，终于缓解了燃眉之急。

有了经费后，司徒雷登决定给学校另选一处新的校址，选中了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此处原先是满清王爷废弃的园地，如今已经辗转到了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手中。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以6万大洋的价格购入，再加上陆续买进的周边荒废地，使得燕京大学的新校址比原来大出数倍有余。

经过了数年的建设，燕京大学新校园内融合了中西文化，犹如宫殿一般富丽堂皇和庄严肃穆，倾注了司徒雷登的无数心血。在1929年迁入了新校址时，他不无得意地表示:

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

在司徒雷登的积极穿梭和不懈努力下，美国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同意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建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在增强燕京大学国际知名度的同时，更促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短短两三年间，燕京大学就一跃而起，成为了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和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毫无疑问，它成为了中国当时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美和氛围最好的高校。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发起了侵华战争。作为校长，司徒雷登亲自带领燕京大学的师生走上街头进行游行，在队伍最前列，他一边行走一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就在司徒雷登赴美进行募捐期间，得知北平的许多高校都准备组织罢课以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立即返回中国并宣布燕京大学也将积极参与这次爱国活动。面对一些人的不理解，他公开表示:

有人问我，燕京大学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们答复“是”，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北平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迁往西南大后方，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而司徒雷登领导的燕京大学却选择继续留在北平。虽然凭借自己美国人的身份，日军对他有所忌惮，但仍然经常逮捕燕大的师生。

对此，司徒雷登积极出面斡旋，不断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军司令部之间。他曾经这样表示:

北平沦陷期间，我的学生在参加爱国活动之后，每次回校总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39年，司徒雷登在沦陷区的北平依然无所畏惧，他在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表示:

现在的燕京大学处在沦陷区，但并不是“世外桃源”，不要被日方的反面宣传所迷惑。

1941年12月，随着日军成功偷袭珍珠港，美日之间终于开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了。此后，日本也不再顾忌美国的反应，早就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大肆逮捕了数十名的爱国师生。

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的司徒雷登也立即遭到了逮捕，还被押回北平进行监禁，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释放出狱。在四年的监禁生涯中，他完成了前半生的自传，还在出狱后整理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

刚出狱后的第二天，司徒雷登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一手创立的燕京大学，高喊“天亮了，燕大开学了”！

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一方面积极为国共进行调停，甚至邀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进行“重庆谈判”；一方面又暗中支持蒋介石，甚至不惜使用军机帮国民政府运送部队。

1946年6月24日，马歇尔导演的“国共两党和谈”终于宣告失败，中国内战爆发了。不久，美国政府正式任命已经70岁的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希望利用他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为美国政府服务。对此，司徒雷登也心知肚明，他曾这样表示:

马歇尔之所以把我拉进他所致力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事业，是由于我享有自由派美国人之声誉，对全体中国人都心存友好，以及并无对任何派别和思想学派的明显偏爱。

可惜，由于司徒雷登从未有过从政的经历，他的外交经验几乎为零，在大使的位子上干得远不如他在校长的位子上那么出色。甚至于，他在很多问题上都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南京政府，都对他颇有微词。

自以为自己很了解中国，可司徒雷登还是错了！他坚信，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且也是唯一能抵抗共产主义的政府，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他辛苦塑造的“爱中国也爱美国”的形象开始迅速崩塌。

1946年11月，司徒雷登代表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署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份条约使得中国进一步丧失了自主权，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美国，加深了半殖民地的进程，受到国内各方人士的强烈谴责。

1948年6月，当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爱国运动时，司徒雷登却一改往日的民主自由做派，力挺美国政府的各种政策。对此，全国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们都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燕大学生会还联络各校进行罢课，要求司徒雷登辞职道歉。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共双方的胜败之势已明。司徒雷登开始代表美国政府扶持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希望换取“划江而治”的结果，继续维护美国在华利益。这下，他彻底得罪了蒋介石。

经过“北平谈判”后，司徒雷登发现共产党人解放全国的意志非常坚决，而代总统李宗仁也始终没有真正掌控大权，解放军过江已经势不可挡。为此，他还暗中通过一些民主人士递话，希望可以访问北平，希望可以面见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

面对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李宗仁不得不将国民政府迁往了广州。而作为外交惯例，各国的驻华机构也会一并搬迁，以表示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可是，司徒雷登却拒绝搬迁，坚持将美国总领事馆继续留在南京。

1949年4月23日凌晨，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很快攻入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入城之时，南京街头空荡荡的，只有一群欧美人冒险提着灯笼，站着主干道山西路上欢迎解放军入城，其中领头的就是司徒雷登。

入城的解放军表示，不论你们是哪国大使或者哪国侨民，现在正处于战争期间，请立即返回驻地。否则，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因为枪炮无眼。这些老外“邀功献媚”没有得逞，只得在碰了一鼻子灰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1949年8月2日，眼看中国大陆即将被解放，眼看新中国即将成立，司徒雷登只得黯然离开了中国。就在他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杜鲁门政府立即发表了一篇《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于1944年——1949年时期》白皮书，阐明了美国助蒋反共的对华政策。

而随着白皮书的问世，我党立即对美国政府展开了严厉的抨击。8月12日，就在白皮书刚刚发表不久，新华社就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争锋相对的评论文章。

之后，毛主席又亲笔撰写了五篇评论文章，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陆续公开发表，对白皮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而《别了，司徒雷登》就是其中的第二篇，文中还一针见血地提到:

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司徒雷登本人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也应该认识到他只是“代国发声”的大使而已。冰心先生就曾提到过:

司徒雷登帮助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多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得以进到了解放区，我们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

回到美国后，司徒雷登再没有得到重用，立即就成为了政治斗争和党派斗争的牺牲品。1962年时，他在贫困交加中逝世，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安葬于燕京大学校园内。不过，受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这个遗愿一直都未能实现。

到了2008年11月17日，经过中美双方的一致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安葬在了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也算是成全了他最后的心愿。在墓碑上，赫然刻着:

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伟人与司徒雷登没有半点私仇，他与掘了他家祖坟的人都没有私仇。伟人骂的是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政府，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大使自然代表他的政府挨骂，天经地义。美国政府不公正对待司徒雷登本人，则是人家政府的小家子气了！

司徒雷登应该想不到，毛泽东主席的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让他成了留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美国人之一！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毛主席的那篇著名的文章也只是拿司徒雷登当做一个时代的记号，并不是针对这个人，对中国文化教育界的人士来说，司徒雷登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好朋友，或者对中国有帮助的外国人士。司徒雷登父子两代都是传教士，司徒雷登就出生在中国杭州，参与创建了当时著名的燕京大学并担任校长。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和人脉，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这应该是他担任美驻华大使的主要原因。但随着美国选择了支持国民党政府，他的大使身份也随着国民党的败退而终结了。同时也终结了他与中国大陆的联系！

我个人以为，司徒雷登先生不算好人，也不算恶人。

他在中国，基本上做了二个位子，一是挍长，燕京大学挍长。一是大使，美国驻华大使。

在前一个位子上，他既对燕京大学的发展倾注了感情和心血，也让美国的文化进入和影响燕大师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后一个位置上，司徒雷登先生开始助蒋内战，后来又支持李宗仁划江而治，假和谈的阴谋。

总之，一句话，司徒雷登先生这位美籍中国通，在华代表美国的国家利益，既做了一些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善事，也做了不少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坏事。

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了50年，1919年开始创办燕京大学，用不到10年的时间，把燕京大学发展为国际一流大学(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下面把民国的几个大学排一排)，担任燕京大学校长近30年，期间是中国最高薪水的高校，办学经费最充足的高校，抗战时期坚持独立办学不受日伪控制的高校，中国最美丽的高校，更是大师云集学术水平最高的高校，被誉为“燕京之父”。

图为司徒雷登。

中国内忧外患期间，燕京大学在他手上，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一步步扩大招生，向贫苦学子发放全额奖学金，并与当时世界顶级的哈佛大学合作，要知道燕京的毕业生可直接入哈佛读研的，造就了很多精英大师，所以司徒雷徒这个人没什么，但他对中国的帮助，从根本抓起，对教育的帮助，无人可及。

在中国人眼里，司徒雷登是美国人，在美国人眼里，司徒雷登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

燕京大师只存在了30多年，解放后就停止了，但造就的顶级人才，比如院士超过100位，各领域的人才一大批，比如副总理黄华、中国第一位新闻发言人龚澎、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翰伯、中国粒子加速器之父谢家麟、中国半导体技术奠基人黄昆、中国申遗第一人侯仁之、中国翻译家吴兴华、中国第一位女大使龚普生、中国著名现代女作家冰心、外交部副部长周南、中国红学泰斗周汝昌、中国陶艺大师韩于西、现在画家司徒乔、中国人类学奠基人费孝通、文物专家王世襄等等。

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他的父母兄弟全葬在杭州，所以1962年去世时想安葬杭州，但无法实现，直到2008年才终于归葬杭州，墓志铭只有简单一句：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本来司徒雷登是得到各界认可的，但老蒋溃逃到台湾后，司徒雷登这个美国人就成了众矢之的，被批判后盖棺定论，1949年黯然回国，燕京大学也被分拆，所以在那个年代司徒雷登是个特殊的产物，并且一堆燕京的老师和学生受到牵连，直到2008年司徒雷徒的骨灰终于归葬于杭州，完成了心愿，对他的评价和贡献社会应该重新审视和评价。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诗篇 126:5 和合本)。司徒雷登干了什么具体祸害中国人民的事，从来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确据，毛泽东主席也从未说过。倒是他为穷困潦倒的旧中国所做的努力、付出，零碎地记录在我们这片土地，时至今日仍在影响着我们。一个没有强大信仰的人，绝不干出这么多“傻事”。涌泉之恩，当以缅怀！

在华长达五十年，自称是个中国通。创办燕大功劳广，抗日气节不放松！

奈何从政没经验，强行想要联国共！结果鸡飞又蛋打，不如做个教书翁。

司徒雷登很有意思，他在北京被日本人抓起来以后，曾经在牢房里写了一本自传，叫《在华五十年》。作为一个老外，他为啥赖在咱们这儿长达50年之久呢？

这就是司徒雷登特别的地方，他跟很多其他老外不同的是，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从1904年开始，这位老兄就开始在中国传教，那时候还是光绪年间。

我的天，这哥们在中国相继经历了清朝、北洋政府时期、民国政府时期，差点儿就能瞧见新中国了。可以说中国半部近代史，这哥们都亲眼目睹了，果然算得上是个中国通。

不光如此，司徒雷登还在中国办教育。啥情况？老外为啥能在中国办教育？其实这在当时一点儿毛病都没有，以教会为基础建立的大学，在中国当时数不胜数。

司徒雷登所办的学校，就是燕京大学。他本人也是燕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而且从1919年开始任职，一直到1946年为止，司徒雷登一直都是燕大的校长。

这样一个热衷于教育的人，如果一辈子一直搞教育，其实不光是教育的幸事，也是他个人的幸事。可是这个老小子年纪大了以后，居然还想插手中国的政治，结果毛爷爷来了一句：别了，司徒雷登。此后司徒雷登就灰溜溜地回到了老美。

一、司徒雷登打算把中国变成南北朝。

时间来到1946年，司徒雷登这家伙被老美任命为驻华大使。这事儿其实有点儿草率，因为当时的司徒雷登已经71岁，他从来没有插手过政治。

等于说你让一个种地的，跑去开飞机，你觉得他能搞得定吗？所以说司徒雷登压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客，他完全是以中国通的身份，强行出任这一职务的。

当时马歇尔打算在中国成立一个以老蒋为首的联合政府。最好就是大家不打仗，随后再把老蒋捧上一把手的位置，这就皆大欢喜了！

可是这事儿可能吗？不光毛爷爷不答应，老蒋自己也不答应。为啥？因为老蒋不允许咱们手里还有武器和地盘，而咱们吃尽了老蒋的苦头，是不可能缴枪交地盘的。

双方这么僵持着，谈了好些天，虽说最后签了个《双十协定》，可该谈的问题，丝毫没有任何进展，而老蒋已经在偷偷调动自己的部队，将我解放区重重包围。

大战一触即发，而司徒雷登却还在幻想着国共和谈，他好从中斡旋。结果啪啪打脸让司徒雷登意识到，政治真不是好玩的。

三大战役相继打响，司徒雷登似乎还不放弃。当时老蒋宣布下野，于是司徒雷登便极力支持李宗仁上台，他甚至希望中国再次形成南北朝局面，让李宗仁管理南方。

这事儿你觉得靠谱吗？我军都饮马长江了，你还在那儿搞什么和谈？这不是闹着玩嘛！于是谁也没理这个老大爷，我军的旗帜当着他的面冲入了总统府，这回司徒雷登再次傻眼。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别了，司徒雷登》

他之所以想要让中国形成南北对峙的状态，主要就是为了老美的利益。因为老蒋这边跟老美是穿一条裤子的，而毛爷爷这边是跟老毛子那边比较好。结果老蒋不给力啊，李宗仁也是扶不上墙，手里没有实权，司徒雷登只能躲在家里收听我军节节获胜的广播了。

二、司徒雷登虽有气节，但是不懂政治。

司徒雷登是个很有气节的人，这一点倒是不假。来了中国这么多年，岳飞、文天祥这样的人，他是了如指掌的。他也从这些英雄们身上学到了很多道理和精神。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司徒雷登可没有闲着，他带着燕京大学的师生们跑出去游行示威，一边走一边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事儿说出去估计都没人信，一个老外你凑什么热闹？你中文说得利索吗？

其实司徒雷登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中国通了，他不仅带领师生上街游行，而且还积极组织募捐活动，希望更多人能够参与到爱国运动中来。

这一切本与一个老美的老外没有任何瓜葛，可是司徒雷登却能够身先士卒。而且他表示：如果我的学生们没有参加这次游行，那么我这么多年的教育就是失败的。

到了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不少大学都选择南迁避难。可是司徒雷登却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北京，而且还以老美的身份，保住了燕京大学的若干师生。

司徒雷登就这么等到了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老美正式对日本宣战。这下子司徒雷登可倒了血霉了！过去日本依赖老美的石油，所以压根不敢动老美的人，可这回大家撕破了脸，就谁也别顾及面子了。

司徒雷登就这么被日本人抓进了监狱，也就是在这段牢狱之灾中，司徒雷登才有了书写《在华五十年》的机会。可以说这个机会还真是日本人给他的，司徒雷登从小就在浙江杭州出生，长大了又在中国传教，在华五十年一点毛病都没有。

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别了，司徒雷登》

紧接着就是司徒雷登从政的经历了。可以说他这辈子干得最成功的事情，其实就是教育。如果一直干教育，那该多好啊！

总结：司徒雷登把自己搞得里外不是人。

当时我军已经打过了长江，攻占了总统府。李宗仁带着政府南下广州，结果司徒雷登却拒绝跟着南下，4个月以后，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

而在此之前，毛爷爷就曾经写下了《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这可真的是一篇讽刺意味极强的文章，走的不仅是司徒雷登，更是老美。

至于司徒雷登在老蒋这边有什么好待遇吗？不好意思，也没有。因为司徒雷登曾经扶植过李宗仁做一把手，这事儿让老蒋觉得吃了苍蝇一般。

里外不是人的司徒雷登，在75岁高龄时，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了中国，也离开了燕京大学。他在老美那儿也受到各种排挤，甚至被下了禁言令，这可够可怜的。

此外司徒雷登还遭遇了麦卡锡主义者的骚扰，各种小毛病都被吓了出来，差点把小命给解决了。最终在1962年，86岁的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别了，司徒雷登》。

在这篇文章中，他畅快淋漓地抒发了中国人民赶走帝国主义者的愉快心情。

那么，司徒雷登其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司徒雷登的译名为约翰·雷登·司徒。

1876年生于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908年到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授，任教11年之久后1918年接受教会派遣到北京筹办燕京大学，之后任该校教务长。

到了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最有名的教会学校，而司徒雷登也成为当时中国名噪一时的知名教育家。

当然，除了致力于燕大的发展外，司徒雷登也不可避免地涉足中国政界。

他说，他爱美国，也爱中国；

也曾说，与其说他“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是一个中国人“。

等到1927年，孔祥熙介绍他认识蒋介石后，他便开始始终如一地支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成为蒋的业务顾问。并且公开宣称：“我是一个彻底的蒋介石的人。”

二战结束后，此公完成了从传教士/教育工作者到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华丽转身，成为了杜鲁门政府在华利益最忠实的执行者。

他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当时政治需要）

但又积极为他寻求经济军事援助。

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同时，又忠实地执行杜鲁门政府“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任，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藉以变中国未美国殖民地战争”的政策。

当然，除了美国政治利益外，他还积极执行基督教在华复兴计划。

1946年11月4日，蒋介石派外交部长王世杰、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驻天津总领事史麦斯，在南京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

《中美商约》表面上用了不少“互惠”、“平等”的字眼，但实质上是将中国完全置于美国掠夺之下的一份不平等条约。

当时的中共发言人，曾任周恩来秘书的陈家康就曾尖锐地指出：

“4日签订的《中美商约》，乃不平等条约废除后首度签订的最不平等条约。请问南京政府，中国又什么能力去美国办实业？要有，那也不过是一家两家官僚资本集团，为了他们资金的安全，逃避到金元国家点缀而已......南京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为了取得酝酿已久的50亿美元的商业借款及获得更大更多的借款与投资，以便加强统治和扩大内战。”

确实，老蒋签这个条约，就是为了打内战。

之后，南京政府又同美国签订了好几个诸如此类的条约。

而司徒雷登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不得而知。

但作为美国驻中国大使，蒋亲密的顾问，要说他在这里面一点作用都没有发挥，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当然，司徒雷登并不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

他同样认识到日益腐败的国民政府，专断独行的蒋介石，并不一定能够实现美国的在华利益。

于是，在1947年9月8日，他向美国国务卿报告：

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名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趋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之人物，而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好感的传说，不足置信。”

到了这一时期，司徒雷登已然转而支持李宗仁了。

但后来随着我军三大战役的相继胜利，司徒雷登已然看到国民党大厦将倾，他觉得自己很失败，又十分不甘心，还想着为美在华利益做最后的努力。

于是到了1949年他开始尝试接触中共，并尝试到北平去，但最终美国政府电报指示“不得在任何情况下访问北平。”并要求其在7月25日之前直接赶回华盛顿。

于是，司徒雷登就这样回国了。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司徒雷登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确实做出过贡献，特别是近代北京的教育。

但不要忘了，他本身也是一个传教士。

教育，向来是传教士们的重要阵地，也是文化输的核心纽带。

他虽然出生于中国，半生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他始终是个美国人。

他的美式教育，以及传统的美国价值观，无论如何都会他的任何工作中，潜移默化地对中国这片土地造成影响，其中有积极的，但也有消极的。

而当他成为美国驻中国大使之后，那么，他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了。

而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司徒雷登，其实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是生不出什么好感来的，即便是今日，美国对中国也从来没有心怀好意过。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些表面上说着“热爱中国”的美国人们，谁知道他们是不是用这种伪装，来攫取个人利益。

“燕京大学”创史人；“协和医院”创史人，大善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