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制造业比重下降需提高劳动收入比重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据中国工信部副部长王志军透露，当前中国制造业比重正处于下降状态，且降幅与其他国家相比明显过快，2006年中国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峰值达到32.45%，随后出现趋势性下降，2019年降至27.17%。同期全国工业占经济的比重由42%降到32%。

制造业比重过低会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稳定性，会影响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性。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会造成经济增长率下降。

制造业相对萎缩所留下的空间一般是由一般服务业所填补。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要远高于一般服务业，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速度也要远快于一般服务业。因而，制造业的相对萎缩，一般服务业的相对扩张，必然会造成整体经济效率出现下降，造成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

抑制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关键在于扩大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需求自动创造供给”。在当前外部消费需求增长面临很大困难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扩大内部的消费需求。

普通劳动者是工业品消费的主体。因为普通劳动者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每个人所能消费的工业品的数量很有限。一个人开一辆小汽车就足够了，没有谁能同时开两辆小汽车。有钱人也许会多买几辆小汽车自用，可有谁会买成百上千辆小汽车自用？

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与其收入是成正比的。在社会贫富差距悬殊，资本收入所占比重过高的情况下，提高劳动收入所占比重将能有效增加对工业品的需求。因而抑制制造业比重下降需提高劳动收入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当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时，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制造业所占经济比重肯定会上升。如果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肯定会下降。

当然，有人会认为提高劳动收入会导致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会降低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加剧制造业的外流。提高劳动收入反而会加剧制造业比重的下降。

劳动收入不提高，工资水平不提高，制造业就不会出现外流了吗？

美国90%底层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已经停滞了四十年，可几十年来美国的一般制造业一直在不断外移。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当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时，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为富裕阶层提供服务的“富人产业”的规模必定会相对扩张，为普通劳动者阶层提供服务的民生产业，包括制造业的规模必定会相对萎缩。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富人产业”的相对扩张不但会对民生产业产生“挤出效应”，也必然会对出口产业产生挤出效应。

也就是说，贫富差距的扩大也会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而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是有利于提高出口竞争力的。

我国的制造业对外需有很大的依赖性。我们为什么不能提高劳动收入扩大内需以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呢？

如果劳动力成本越低就越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那么制造业发展最强大的应该是那些收入水平最低，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可事实上，那些劳动力成本极低的国家根本发展不起强大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越低，也意味着劳动力素质越低。劳动力素质过低是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的。

现代制造业正在朝着人工智能化的方向发展。随着机器人对人工替代的范围越来越广，制造业所需的低素质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劳动力素质越高是越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的。

当制造业实现了全面的人工智能化以后，制造业又会成为只有发达国家才能发展的高端产业。到时，谁的需求最强大，谁的制造业发展的规模也会最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