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稿故事三：一次极为惊魂的采访，我竟成了美帝特务

鄙人经历过无数次采访，唯有这次让人那样的刻骨铭心。

2005年10月，湖南湘潭县射埠镇突然暴发禽流感，一户农家一儿一女发病，女儿死亡，医务工作者却成功地把他儿子救了下来，这是我国首例获救的禽流感患者。这条举世瞩目的重大新闻，立即引起了众多新闻媒介的高度关注。

这条新闻自然也引起了知音杂志编辑们的极大浓厚兴趣。大家一致认为这条人间大爱新闻可做，汤编辑以前是湖南年轻人杂志的编辑，知道我在写特稿，于是立刻打电话，要我赶紧采访。打电话的时间是当月12号，杂志社上半月截稿时间是15号左右，也就是说只有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必须把稿子弄出来。
这样的好事，我当然不会拒绝，于是二话没说就出发了。 首先来到省儿童医院，省儿童医院十分干脆：我们医院没有这个人。来到省卫生厅宣传处，处长是个女同志，人很和蔼，但在禽流感这个问题上一直含含糊糊不肯说实话。我知道这个禽流感才冒出来，她怕乱说犯错误。当时湖南分社有一个女记者也在场，这人一直在场拿腔拿调，说什么你就不要采访了，知音杂志就不要写了，直接用社里的稿件好了，极力劝阻我采访，弄得我火冒三丈：大家都是写稿子的，有必要在这斗鸡眼吗！说完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到底是女同志，看到我凶狠的目光，不再吭声了，当然处长也保持了沉默，一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我只好退出卫生厅。
这时，汤编辑的电话来了，问情况如何，我只能以实相告。

她要我马上放弃医院和卫生厅，直接去事发地。

午饭也没有吃，我按照汤编辑的要求决定直接去事发地湘潭县射埠镇采访。在湘潭中巴上，鄙人遭遇了第一次惊魂：一个小偷瞄了我，在我屁股后面使劲掏我的手机，而我的手机套偏偏是那种“扣上去休想打开”的劣质型手套。他掏呀掏，死劲地掏，掏得汗水直流，我的手机却依然“坚挺”。车上10多个人都在看，看得津津有味，小偷笨手笨脚滑稽的样子终于引得一个人哈哈大笑。他这一笑，惊动了小偷，也惊动了我这个坐在前面的“梦中人”。还好，小偷没有因此“恼怒成羞，拨刀相助“，而是笑着十分友好地下了车。

遭此一劫，鄙人当时心里就有不祥的预感：此趟采访恐怕凶多吉少！

其实在去射埠镇的路上，我就受到一个村民小小的忠告：你别去，整个镇里已被戒严！但我不相信，什么破大的事，戒什么严啊。

我采访的对象住在射埠镇湾塘村和平组，于是，我在该组路口上下了车。四处不见人影，“风平浪静”，我正暗自高兴。谁料没走几步，就听到一声炸雷：“站住，干什么的！”一栋民房里倏地跑出二个穿紫色防疫衣服的人。眨眼之间，又钻出七、八个彪形大汉，里面还有一个穿制服的公安干警。

天啊，怎么事？还真戒严啊，还没反应过来，这个干警表情严肃地对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我乖乖地掏出了身份证，但我不死心，仍想往里闯。一个大汉一把揪住我：“闯什么闯，你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十分响亮地答：“我去村里找人。”

“你去村里找人？找谁？把名字说出来。”

是啊，我去村里找谁呢？我想了老半天，也想不出谁来，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找刁德一，说完自己不禁莞尔，这人分明是京剧《沙家浜》中的人物啊。自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没想到，他们竟立即打电话去村里核对，事情由此败露。

他们发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地人，如临大敌，二话没说就把我推进一辆警车。

我警觉起来，忙问：“你们要干什么，我不进村还不行吗。”

这个人冷冷地说：“不行，你必须去派出所接受审查。”

听到去派出所，我当时就蒙了。在路上，我不停地想起狱中饱受酷刑的犯人。

我会不会在派出所吊起来打啊，或者坐“老虎凳”，灌辣椒水？

出于求生的本能，我立即表示最强烈的抗议：“我是个合法的中国公民，凭什么把我抓起来！”在派出所，领导同志可能也觉得这事没“由头”，没有多问就叫人把我送到乡政府。

在办公室，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对本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反反复复问我来干什么。问烦了我只好说是来采访，并出示了我的作家证。不料，他竟一拍桌子，大声地喝道：“不对，你不是，你另有目的！”他的话一下子把我说愣了。我问他：“那你说我来干什么？”

他得意洋洋地说：“你知不知道，现在许多国外敌对势力正在蠢蠢欲动，包括美帝，千方百计打入我疫区，从事破坏颠覆活动。你是不是？你必须说清楚！”我毫不犹豫打开包给他看。他立刻伸长了脖子，从他专注的眼神里，我知道他多么希望看到炸药包、手枪或者美钞之类啊，可惜包里只有一个采访本和几支笔。他大失所望又不禁笑了。

他不甘心，继续闹，身边20多个壮汉也围了上来，帮腔作势。于是，1比20，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当然只是争吵，没有打架，没有被他们上“手段”。人家毕竟是政府机关的人，毕竟是讲政策的，否则，我不“粉身碎骨”，也得“鼻青脸肿，奄奄一息”。然而，双方争吵了二个多小时还是没结果。最终，他让步了。但让步是有条件的，就是派车把押我送到五公里外的一个疫区检查点，然后命令检查站的保安看住我，不准再回射埠镇。此刻，天上正下着倾盆大雨，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我像只落汤鸡，站在哪里不知所措……

假若我是名国家公职人员，恐怕会打道回府，然后，抱住老总的头“抱头痛哭”。然而，我是名自由撰稿人，全靠稿费为生，怎能轻易放弃！

于是，我冒着如注的雨水，拦住一部开往湘谭的士，大声地说：“送我去湘谭市”，当然这句话是说给保安听的。的士行驶了三公里后，我下了车，然后，重新拦住一部开往射埠镇的客车；躲在车后排座位上，一动也不动。还好，他们检查不是很严格，只是象征地向车内瞄了瞄，就放行。一个好心的大嫂也把衣服牢牢地罩住我，总算蒙混过关。

由于受禽流感的影响，此刻的射埠镇大街上显得异常地空旷。从大街两边的门缝处，鄙人强烈地感到有一道道惊诧的目光射来，让人的心骤然紧张起来：我感到自己走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而是远离中国的“敌占区”。我不是来采访的作家，而是一名刺探情报的地下工作者！

我马上把衣服往上拉了拉，极力把面部罩起来，之后又把雨伞压得很低，然而在一家超市门前，还是出现了令我惊魂的一幕！

一个保安迎面朝我走来。我惊讶地发现他竟是抓我的保安。目光相碰的瞬间，他也看见了我，异常地吃惊，愣在哪，指着我，努力地张开嘴巴：“你，你，你……”话音未落，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闪进了超市，然后从后门狂奔而去。

接下来的步履就很难看了。我几乎是猫着腰，贴着墙壁，在房屋之间闪来闪去，玩起了“飞人特技”，总算甩掉了尾巴。

在街尾处，我看见几个出租摩托车的人，决定学学港澳记者的做法，出钱“收买”。我知道这里平时进村只要5元，于是，从10元喊起，50，100，直到200元，竟无人肯带路。一个村民十分动情地说：“我不是不肯帮你，只是政府规定了，不能擅自带人进村。何况村里也戒严了，一只鸟也飞不进去。”

听了这个村民的话，鄙人又是感动又是着急。感动的是这个普通村民竟能经受金钱的诱惑，遵纪守法。着急的是现在已是下午6点多钟了，天色渐渐暗淡下来，离杂志截稿时间只有2天，至今当事人的影子也没看到。7000多字的文章如何完得成？难道天真有绝人之路？

我在屋檐下焦急地踱来踱去，走了十几分钟，结果，像天上有道闪电，我的脑袋忽然开了窍，我马上想到他的亲戚。他既然离这里不远，那么镇里一定能有他的亲戚。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呢？细问之下，当事人的姐夫果然住在镇上。不到五分钟，就见到了当事人姐夫。这是第一个来采访他的作家。他异常兴奋，有非常强烈的“接受采访欲”。接下来，他把当事人从村里叫了出来，拍照，签字，异常顺利。

采访总算完成了，冒着如注的雨水，晚上12点我才吃了当天的第一顿饭。出门时我只带了三百块，回到长沙身上只剩十块毛票。
完成了采访，自然就要写了。13号在家写了一天，这一天写得我直冒金星，有时写着写着就睡着了，实在是12号太辛苦了，几乎一夜未眠。写到晚上6点才完成六千字稿子，看也没看，发过去，就睡了。
稿子质量自然差得没边了，汤编辑是个非常负责任的编辑，她知道我辛苦，就没打扰我了，自己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进行了全面修改。知音杂志编辑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作者写得差的稿子，他们会帮着修改，当然前提是你这个稿子必须有用。第二天一早，她打来电，说稿子改好，第三段还要加强份量，也就是说要再去医院一趟，采访一下医院。这次我是拿着写好的稿子去了。

办公室主任是个女的，长得很漂亮，这次她没有为难我，十分爽快地叫来了护士，又把护士写的一个手记给了我，面里有需要的东西。

我回家后又进行修改，把稿子发过去了，我自以有好消息传来，谁知16号传来的竟是噩耗。
这次汤编辑送的四篇稿子进入了终审，其中就有我的，然而，其它三篇都过了，就我这篇被老总拿下，没有通过。汤编辑十分内疚，不停地说，我宁愿其它三篇子不过，也要让你这个稿子过。然而，在杂志社她也只是一个兵，领导说不行，她自然没办法。不过，这个稿子还是得到了其他编辑的认可，一致认为家庭杂志可发，还可以获奖。
热心的汤编辑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了我。我直接联系了家庭杂志上半月主编，把稿子给了她，谁知依然不顺，她说这期有一个类似的稿子特别好，老总舍不得放弃，所以我这个稿子不用。

二个大刊不用，我有点急了。

这样的稿件新闻时效性非常强，这个月不发，下个月相关报道会铺天盖地，稿件自然会没有任何价值。

这时，打工杂志的编辑问我有稿子没有，我马上给了他。

结果，第二天好消息传来，稿子顺利通过终审。这家杂志是五百块一千字，稿费不错。后来又有一家杂志用了。

由于是全国首家披露此类故事报道，发表后相继有很多报刊转载，鄙人挣了一笔可观的转载费。

这是意外之喜。

非常感谢汤编辑！

（李苏章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