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机要科1935年6月8日清晨在思经坝遇险记

（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机要科1935年6月8日清晨在天全思经坝遇险记

中央红军机要工作时神秘的，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他们的工作情况到今天已经不为世人所知，他们虽然为革命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工作紧张、生活艰苦。由于战事频繁，来往电报量大，驻防是昼夜工作，行军是白天行军晚上工作，紧急时一边行军一边工作。工作条件艰苦，没有桌椅就用门板，没有纸张就用经书的背面书写，睡地铺、吃野菜，作为中央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他们是红军队伍中的无名英雄。

中央红军的机要工作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和保密性，历史档案资料几乎是空白，他们的设备情况、人员情况、工作情况不为人们所知。本文通过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人员解放后对幸存下来的当年红军机要工作人员的采访记录档案整理而成，揭秘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机要科的机构、设备和密码使用、收发报情况，以及和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的联系情况等，以纪念为党和红军作出巨大贡献的千千万万机要战线的无名英雄们。

丁刚恰巧是跟着红军部队急行军，一直到了江西瑞金才停下来进行休整。正是在1934年秋天，他跟随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途中，他所在的连队，就负责运输。

可是，丁刚肩上的扁担，却从来没有离过身。四渡赤水，对他来说，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扁担不行。因为，丁刚肩头的扁担，担着中国革命的未来与方向——党中央机要文件！遵义会议后，丁刚所在的连队改为中央教导队，而他仍然负责挑文件。从贵州遵义出发，走云南、进西康，丁刚一直挑着担子，走在红军长征队伍中间。一路上，他谨小慎微，紧跟在首长的身边，就连睡觉也紧紧地守着自己所挑的文件箱，遇到下雨渡河，更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

从枪林弹雨中走来，丁刚一路上总是豁出性命，默默地挑着肩头的担子。为革命，他早已舍身忘死。只因为，是红军给了他新的生命。红军是他这样穷苦百姓的救星。而丁刚早已无家可归，小时候，他家的房子就被匪部一把火给烧了。他的父亲又气又病，走投无路竟然悬梁自尽。

知道自己肩头担子的分量重，丁刚从不曾告诉别人自己挑的是什么，而战友们也从不向他打听。”

严明的保密纪律，红军挑夫记了一辈子。丁刚当年正是这样跟随红军长征，一路挑到陕北延安。

2][12]遵义会议纪念馆档案118—23，1982年11月1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人员访问杨初振同志谈话记录档案

1.根据杨初振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扬初振，福建省上杭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于江西瑞金参加机要工作，在军委机要科任译电员。解放后任军委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所政治委员。扬初振同志回忆：“1934年10月10日，刘英（张闻天爱人）打来电话，调我到军委机要科工作，我本来就有点不大安心存地方工作，因此我很高兴。刘晓同我谈的话。上午到机要科报到，下午我们就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出发前，朱总司令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同我一起调到军委机要科工作的有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李质忠，从党中央调来两个，团中央调来两个。现存两个尚存人世，李质忠和我。当时军委机要科只有15—16人。

科长毛庭芳（毛定方）1936年2月牺牲在阿坝，这个人沉默寡言，很少接近群众，同志们对他有点敬而远之。

副科长杨刚负责和四方面军联络。他1935年5月4日牺牲在金沙江，是湖南人很活跃，能同群众打成一片。

译电人员中我记得名字的有：杨志宏、毛逐之、李希才等，大个子罗天佑1935年6月11日在四川天全县灵关叛变投敌，据说四川军阀刘湘把他送到南京蒋介石那里去了。

在长征途中，还杀了一个译电员，他对形势不满，此人姓罗，福建上杭人。叶子龙在江西丢了一份电报，被送到保卫局审查，要不是毛主席为他说句话，可能就杀掉了。机要科下面分为四个组，一、二、三组译电，四组抄写电报。一组组长宋人绥，二组组长罗霖，三组组长王中军，四组组长名字忘记了，他是江西寻坞人，抄报员有李质忠等。我只记得抄报组四个人中，江西的一人，福建的三人（两个上杭人，一个长江人）。我编在罗霖这个组。三个组轮换值班译电，每班八小时，晚上电报多，大家都起来工作。中央红军过了湖南之后，情况有所缓和，但电报总是翻不完。部队到达贵州黎平，为了调查行军路线，筹集粮饷，

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中央红军先遣司令部，以张云逸为司令员，李涛为协理员，杨至诚、李井泉也是司令部的领导成员，负责后勤工作。部队从贵州黎平到云南扎西（威信），我随张云逸同志在先遣司令部译电。1935年5月问，我回到军委机要科。

部队到达四川天全县思经坝，一天早晨，1935年6月8日。是个阴天，部队准备出发，天空突然晴朗，国民党两架飞机飞临我们上空，转了两圈，投下几枚炸弹，机要科18人中被炸伤6人。减员三分之一。我和罗霖伤势较重，我被送到休养连治伤，暂时离开了机要科。”[2] (p13)

2006年，杨初振在长征中,我在机要科当译电员中写道：

• 
  
• 机要科译电员
• 我调到军队以后,被安排在中央军委总司令部作战室机要科,康克清同志担任我的指导员。当时机要科下共有四个组,其中一组是抄写组,其余三
• 组是译电组。科里共有18人,我被分在译电第一组作译 电员,组长是罗霖。机要科的主要工作是将作战室 起草的电报由中文字译成阿拉伯数字,然后送给电 台,发到各部队;接到电报后,译电员将阿拉伯数 字翻译成中文,送到作战室,转交给总部首长。在 长征期间,几乎所有中央和其他部队的联系都是通 过电报发送。重要的电报,还要经过周总理过目, 毛主席也常常亲临机要科批阅电报。
• 长征期间,机要科的工作十分繁忙,经常是大 部队还没有出发,电台就已经先出发。
• 川西负伤
• 长征途中,为了对付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红军 大部队大都是白天休整,夜间行军。
• 1935年春天, 我们走到川西四金霸（天全思经坝）,那天早上（1935年6月8日）天阴雾大,部队临 时改为白天行军。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到了一个半山上,突然起风将大雾吹散,太阳出来了。这时, 来了两架黄膀子的国民党飞机。为了安全,部队立
• 即原地隐蔽休息。但是,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随即向部队飞来。敌机在部队上空盘旋第一圈时,没有发动攻击,第二圈盘旋时,向部队投下两颗炸弹,击中我们机要科的隐蔽地点。当时,总部首长都在附近,非常危险。炸弹炸伤了我们机要科五六个同志,全部是机要科的人员。
• 我当时就在王稼祥的担架旁,我的左腿被炸了三四个洞,至今弹片还未取出。机要科第一组组长罗霖腿上的肉也被炸开,伤势严重。
• 敌机攻击后离开,部队继续前进。我们因为受伤,无法行走,由于机要人员身份特殊,绝对不能掉队,
• 所以简单包扎后,在天全老乡的帮助下,我们继续跟随大部队前进。
• 当我们到达夹金山山脚下时,跟随部队的天全老乡 已经走掉了很多,伤员只好另想办法。我还记得,
• 我被一位四川芦山老乡用背篓背了一程,因为行走实在困难,只好作罢。上级为了不让我们掉队,让我们
• 改骑马或乘担架。长征途中,部队马匹非常紧张,有时迫不得已,领导的马也要让给伤员。我就骑过
• 几位领导的马,如总部教导队队长毕士梯(朝鲜籍)

机要科一组组员王中军回忆：

1935年5月下旬，红军通过彝族区，到达大渡河边，抢占了安顺场渡口，英勇机智地攀越铁索泸定桥，强渡天险大渡河，进入川康边
界，歼灭了妄图阻止红军前进的大批敌军，敌人连连失败，恼羞成怒，变本加厉地对红军进行空中袭击，实施轰炸。红军准备取道天全，过
雪山（夹金山）。红军总部第一梯队已经先行，直取天全。红军总部机关通过狮金坝镇（天全思经乡）），再经过狮金坝镇北山坡前进，这时，两架敌机凌空而来，防空科长王智涛立即发出防空警报报。同志们迅速隐蔽在山坡道路两侧小沟里。机要科的同志视机要设备的安全比个人安全更重要，隐蔽后，将身体伏在设备上，保护着设备。王中军密切注视着敌机一次次俯冲、轰炸，只见敌机疯狂向王中军们扫射、投弹。不一会，王中军们完全被弥漫的硝烟

中，只能听见敌机的嗡嗡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恰有一颗炸弹在王中军身旁炸响，王中军只觉得左腿被重重地击了一下,马上动弹不得……。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敌机终于飞走了。同志们发现王中军没站起来，躺在血泊中，马上围拢过来，医生和卫生员急忙跑过来给王中军包扎止
血。同志们又想办法抬上王中军，继续跟随部队机关向天全进军。王中军的伤口一阵阵剧痛……

  上级决定在天全休息两天，准备过雪山（夹金山）。其时,四川已进入酷暑，天气炎热，王中军的伤愈加严重，部队机关很快要继续前进了，
王中军非常着急。组织对王中军很关怀，由干王中军伤势重，组织全面考虑后提出两种意见:一是王中军担负的机要参谋工作极为重要，不能留下来，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使王中军跟随部队前进。二是在部队机关前进途中的山区，把王中军安置在可靠的老百姓家中养伤，待伤好后再归队(实际王中军心
里清楚，脱队后是很难再找到部队的）。这两个方案，由机要科毛庭芳科长和刘秘书（刘少文）向王中军转告，并征求王中军的意见。当时王中军想，王中军当然愿意继续跟随部队，继续战斗，继续革命；可是，王中军伤成这样,必然拖累同志们，走与留还是听从组织的安排吧！王中军回答:“感谢组织、领导对王中军的关怀，王中军完全听从组织的决定。”

  不知这事怎么让周恩来副主席知道了。周副主席不同意把王中军安置在老百姓家中养伤，指示设法把王中军抬上，并说，如果沿途雇请担架
确有困难，就用王中军那副担架把王中军同志抬上……”当毛庭芳科长把周副主席的指示转告王中军时，王中军喜悦、兴奋、激动，几种感情交织在一
起，王中军热泪盈眶，浑身充满了力量。王中军暗下决心:一定要咬紧牙关，不怕苦、不怕痛，尽早站起来，就是爬也要跟上总部，跟上战友们。

康克请回忆：

出了泸定城又通到大雨。走了几天，傍晚雨小了，天 黑以后，到-个山谷的大庙里休息时，发现后勤运输和牲 口队远远掉在后面，估计最快也得一个钟头才能赶到。炊 事员没有粮食做饭，许多人没有行李打铺，大家又饿又累 又困，有人不住地埋怨，有人发牢骚。我过去解释说明，劝 他们耐心等待，大殿里渐渐安静下来。      这座庙很大，虽说大门外面派了岗，我还是不放心，提 着一盏马灯到殿外巡视、外面还在下着濛濛细雨，我和潘 开文踩看石砌路面来到大殿后面。后院紧靠山脚，山边岩 缝中长着许多青草，被雨水冲刷，在灯光下闪闪发亮，鲜 嫩喜人。那种青草叶子又宽又厚，一定是喂牲口的上等饲 料。我这样想着‘顺手拽过‘把，放到嘴里一嚼，竟是满口鲜嫩的韭菜香味。已有半年没有吃到韭菜了，再细细嚼 嚼，果然是野韭菜。哪里来的这些韭菜？提起马灯一照，附 近岩石缝里长的都是清一色的韭菜，再向高处看，上面岩 石缝里也满是野韭菜，一丛丛，一簇簇，十分茂盛。潘开 义高举马灯前后看了一遍，光是近处用手能够得着的地方， 他估计也能割上几十斤韭菜，够大家美美地吃上一顿了。      我回到大殿喊醒警卫班的几个人，叫他们每人带上一 把刀，带他们到大殿后面，用马灯照着那些野韭菜给他们 看。我笑着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簇簇的都是不用花钱买的野韭菜    “ 好啊指导员，今晚上可有好菜吃了    不等我命令，七把刀子同时开割了。我把马灯挂在一 探小树上，也割了起来。   当我们每人抱着满满一斗笠鲜韭菜走进伙房时，浓烈 韭菜香味引得炊事员们围了上来，抓起韭菜看看，高兴地 说：  “你们从哪里搞来这么多又鲜又漱的韭菜？警卫班这下 子可立下功劳啦。    这时后勤牲口队也到了。有了粮食，有了野韭菜，却 没有柴禾。时间己到半夜，许多人已经睡了，只好决走不 吃饭。第二天早晨雨停了，部队要出发，我们来不及做饭， 只得饿看肚子上路。炊事班把韭菜捆扎起来，挑了满满一担，剩下的留给了庙里的和尚。和尚说这是鹿耳韭。中午走到色子地休息做饭，大家都饿坏了。吃起饭来 狼吞虎咽，一吃到这鲜嫩的鹿耳韭菜都赞不绝口，夸奖伙房大 师傅有本事，把一夜挨饿的怨气都消除了。午饭后，天气转晴，继续行军。出发不久，来到一处 山坡上，前面吹起防空号。这一带林木稀少，朱老总和周 恩来副主席带人跑到附近诖地的一个坟场里。我急忙招呼 战士和炊事班就地卧倒。敌机飞得低，很快就发现了我们， 两架敌机在我们头上不停地俯冲、轰炸、扫射，好一阵才 走。敌机一走，连忙检查，发现好几个人负伤，朱老总的 裤腿被弹片撕破一块，一个炸弹在他俯卧的坟头侧面爆炸， 把坟头上的萆都削平了，幸喜没有伤着他。这时卫生员拿 来纱布、药棉给伤员包扎。我想起经过云南时，红军缴到 敌人的一批云南白药，总卫生部分给老总一些，这药对止 血治伤有特效。我踉老总一说，两人立即打开公文箱，把 十几小瓶云南白药全拿出来，同卫生员把红药丸给伤员口 服，白药面敷在伤口上，再帮助他们包扎好1伤员们知道 是总司令拿出的云南白药，纷纷表示感谢，有的刚包扎好 就大声说：“总司令的云南白药真灵，连吃带敷，很快就觉得不疼了。”包扎好伤员，部队又出发了。我同潘开文、范金标几个人安排不能走路的伤员，每人骑一匹牲口。朱老总、周~^ 155副主席腾出牲口，同大家一起步行。几个伤员看见他们步 行，要从马上下来，叫首长骑。周恩来和老总忙去制止他 们：“你们不能走路，不骑马，难道让我们大家背着你们走 吗？再说，我同总司令又不是不能走路，我们已经骑了大 半天，现在正需要走走路活动一下。”说着就同朱老总带着几个警卫员走到前面去了。看着 他们，有的伤员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2. 根据杨初振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杨初振同志回忆说“机要科副科长杨刚负责和四方面军的通报，通报密码只有他一人知道，又是脑记密，没有记在本子上。在过金沙江时，天气很热，杨刚到江里游泳，被江水冲走淹死。从此我们和四方面军的通报中断。”[12] (p17)

3][5] [6][7][8]遵义会议纪念馆档案118—20，1984年6月30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人员访问杨志宏同志谈话记录档案

1. 根据杨志宏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杨志宏同志回忆说“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通报的密码，是以明码作底，发报时先把汉字翻成阿拉伯字，然后用五组相同的乱码相加变成英文字母发出去。英文字母26个，阿拉伯字母10个，这样就至少有2个英文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至于哪个代替哪个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当时我只看过，没有发过报。那时候这种电报是机要股长杨刚同志负责翻译。

与二、六军团的通报，好像也也用过加码，这方面的电报有宋仁绥负责。”[11] (p18)

根据杨志宏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杨志宏同志回忆说：“当时通报用的密码，我接触和看到的有以下几种。最初的一种就是现在用的明码本，大小角码有一定程度的打乱。我到机要科时，这种密码已经不用了。第二种是我们自己编的密码。石印的，用的是江西瑞金产的毛边纸，红色封皮，谓红色密码，红色密码是四个艺术体字，里面的部首和普通的明码本不一样，也不同于一般字典部首的编排。它是我们自己乱编的部首。从天、地、人开始。为什么要这样编呢？当时二局局长钱壮飞给我们上课时说，这样编便于记忆。这种密码到延安时还有。一儿四六年儿月，中央机要科准备举办一次密码展览，其中就有两本红色密码。展览的布局、说明词的起草由我负责。展出前夕，我奉令调晋冀鲁豫军区工作，我将这个展览的全部东两交给了汪导海。后来听说这次展览是办成了的。”[6] (p14)

“我们还编了一种密码，石印的，比较清楚整洁、美观。油印的质量较差。为了保密，我们自己刻蜡板，自己印。印好了编大小角码。这两种本子形式和编法大致上是一样的，上下都编角码（上边三种角码，下边也是三种角码），从00-09。角码由两种发展到三种。由不同颜色来区别，开始是上黑、上红、上蓝、下黑、下红、下蓝。由于蓝、黑二色不好区别，后将蓝色改为绿色。这是为了保密和发挥本子的多种作用。这种本子的用法，发报时，开始写明发往什么机关，如一、三、五、九军团，一军团电台的呼号为5458，三军团为5343，五军团5391，九军团5409。下面第一行一组叫报首，就是电报的等级，有4—5种。为平电、急电、火急电、万万火急电。每一种等级不只是用一个码子来表示，可以有三个码子以上。用任何一个码子都可以。第二组是指数，指数代表密名，每一种指数大概也有3—4个码子代替。第三组就是写角码的指数，用以表示使用何种角码。第四组电文开始。或者颠倒过来，开始是电文……”[7] (p15)

“另外有一种，就是乱数表。乱数表是专用的，当时叫“豪密”表。“豪密”是各军团同军委通报用的密码，多用于实力统计等极机密事项。用某一种密本作底本，加上乱码表（不进位的加减），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密码。”[8] (p16)

1.根据王诤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王诤，1909年生，江苏省武进县人。苏区时担任过电话总队队长，长征时中央军委三局局长，解放后曾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同志回忆说：“长征出发出来，一、三、五、九军团一共有四部电台，总司令有两台，五军团有一台手播发电的，其他三台都是烧煤油、汽油，形状象大西瓜，有90多斤重，这种电台“革博”可能还保存有。总司令部两台的台长都在，一台台长罗若遐现在岳阳休息。二台台长就是现四机部副部长刘英，当时三局共有三百余人，有一个通讯连，通讯器材，汽油、煤油在后梯队。遵义会议时电台不可能设在总部，有电台的地方，日夜不安宁。记得总部两个电台设在一条街上一东一西，相隔一至二里路，不然相互十扰。第二次进遵义后，两部电台设在街的两头，一头是在一个伪团长和土豪的二层楼房里面。”[4] (p11)

根据杨志宏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杨志宏同志回忆说：“红军时期的机要部队的规章制度没有明文规定。译电人员昼夜值班，三班倒。片纸只字不准带出办公室。存江西瑞金时，我们每星期开一次检讨会，检讨工作保密情况。1934年军委机要科与一、三、五、七、九军团（各军团均有一部电台）及二、四方面军已建立了通报关系，此外，单独行动的师也配有电台，如三十四师就配有电台，长征时该师渡湘江时全军覆没，这部电台的台号是“5344”。当时电台编为两个分队（一、二分队）。军委台是大电台，用充电机，其它电台刚手摇马达发电。过草地时，充电机没有油，就用水的动力来发电，即把水磨上的转轴套上皮带来充电。那时候纸张铅笔等文具用品是很紧张的。平时削铅笔不把铅芯削尖，只把木头削掉，转着写。铅笔用到最后手不好握了，用笔帽套着写，一支铅笔头只有花生米那么大，还舍不得丢啊！过草地时，纸张异常奇缺，就用寺庙里的经书，第一遍把字写在正面的空行里，后用反面；铅笔写满了，后用毛笔蘸着红颜色（用一种红色石头磨成水写字）写，再用黑颜色写。一张纸反复用4—5次。”[5] (p10)

2.根据杨志宏同志的采访档案整理。杨志宏，1916年生，江西瑞金县人，1934年由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任中央军委一局二科科员。解放后曾任成都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志宏同志回忆说：“1934年5月的一天，红军学校校长陈赓同志找我谈话，告诉我要调到军委工作，要服从分配，严守纪律等。陈赓同志还说，干什么具体工作，报到后再明确。我从红军学校青年训练队来到军委机要科（当时军委机要科在江西瑞金城两乌石垄一所小学的楼上），三天后，科长毛庭芳才同我谈话，他谈了工作的性质，着重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后来陆陆续续又调进了一些人到机要科，毛庭芳谈话的内容都差不多。我分到机要科之后，开始是练习写电码……关于军委机要科的编制情况，1934年我调到机要科工作时，科长毛庭芳（河南开封人），科下面是股。杨刚是股长，股下分组，一组组长黄有凤，组员有王中军、高伯生、李荣才，此外还有几人，其姓名我想不起来了；二组组长宋仁绥，组员有胡会芬、许德亮、张昌汗、罗怀沐、王生林，此外还有几个，姓名不详。三组组长罗琳，组员有刘铭益、肖光、杨志宏、罗天佑（杨志宏回忆说大个子罗天佑在灵关负责打前站，四川天全县叛变投敌,据说四川军阀刘湘相把他送到南京蒋介石那里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抄报组，组长是谢汗初，组员有易昌培、陈茂生（牺牲在西路军）、王明煌、刘自兴（寻乌山歌的作者）和李质忠

另外还有一个抄报组，组长是谢汗初，组员有易昌培、陈茂生、王明煌、刘自兴（参与寻乌调查。寻乌山歌的作者）和李质忠；编密组是否明确宣布过？我不知道，我到机要科时它是单独存存的。是否有组长？我也不知道。1934年8月初，我们从瑞金乌石垄移驻瑞金城西南20里之岩背村时，陆续增加了一批人，他们是：邹光涛、余维新、康一民(康贻振)、杨初振、刘彦、毛遂、叶茂青、刘廛、李质忠。长征至贵州黎平县城时五、八军团合并，有几个译电员来到我们科，他们是：胡会良、王子湘、黄国平、王光荣、曾家文。”[3] (p9)

肖光(1917.04~2014.03.19)，男，原名肖锡禄，广东大埔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原中央办公厅信访局顾问，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回忆长征中机要工作中回忆，罗天佑在天全灵关失踪后（叛变投敌后），他知道的密码停用，给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折叠个人履历

1929年5月参加红军，任红一方面军三纵司令部、总前委勤务员，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部、红四军十二师师部、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员、青年干事、新兵连政治指导员。

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月后，任中央军委机要科译电员，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部、金川省委、五军团司令部机要员，前总司令部机要科机要员，八路军总司令部机要科组长，八路军第三、第五纵队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三师师部、军部机要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