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3次担任近20年生产队长之轶事（下）

1971年山城公社副书记乔桂儒来刘口子大队包队，提拨我父亲第二次担任队长，他接手一个烂瘫子，当时畜力弱。解决畜力问题是关键，就打算繁育骡子，因为骡子力气大，1个可顶2、3条驴使用，但他又不懂马，想到了李沛枝，但他们二人之间也有些个人恩怨。

李沛枝解放前他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当家，又念了多年私书，有文化，年轻时耍阔气，“骑的大马拉的小马”，对马有一定的饲养知识与经验。但我父亲在9岁时，曾给他家放过近1年牲畜，虽然沒有挨过打，但也受了不少气和罪。此人于1970年因一句话被戴坏分子帽子被管制，也正是父亲报复的好机会。但父亲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冒着巨大风险，派他到内蒙买了一匹种公马，不到5年就为生产队繁育了14匹骡子，也为周围生产队繁育了近30匹骡子，并为生产队挣回数千斤碗豆（对驴配种1一3次，是否成功都收50斤碗豆），至1974年己套起6对骡子，抢种时1对骡子可耕地上午3亩、下午2亩左右，彻底改变了畜力弱的状况。

1974年，我父亲听说马岭川在搞石油大会战，春节刚过，就派我与副队长等4人，赶着4辆架子车到马岭川搞副业（3个多月挣了1600余元），播种时又在50余亩玉米地中套种了葵花，收获3000余斤（上交供销社收入1200余元），又多种了些油料作物。年终我家4口人3个劳力分现金近400元、油料500余斤，李满江家分得现金600余元，全队人均纯现金收入39.40元（详见本平台2020年11月26日一家乡生产队的60年往事），为全公社之最，生产队每人平均口粮430余斤，是生产队期间分配现金与油料最多的一年，也是我父亲的第二件自豪之事。

1974年下半年，县上派工作队到山城公社搞路线教育运动，每个生产队一名包队干部，任洼子生产队包队干部是赵培强，年底父亲被工作组认定是不抓阶级斗争、搞副业、种经济作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了批判，并再次免去了队长职务，连公社副书记乔桂儒（1975年8月被戴上了搞资本主义的帽子）未敢给说情。可见当时在农村，包队干部的瞎指挥，也可严重干扰农业生产。

1975年路线教育工作组提拨任李彦担任队长。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年底路线教育结束，也没有了包队干部，生产队一心一意搞农业生产。但不知何故，至1978年，生产队由一个好队变成了差队，而最差的贾塬生产队超过了我们队，任洼子队与贾塬队比较：人口分别为102人，101人；大牲畜分别为36个、32个；其中骡子分别为15匹、7匹；历年累计集体欠国家分别为989元、9636元；社员欠集体分别为1073.80元、6080元；社员欠国家分别为300元、2000元；合计欠款分别为2362.8元、17716元；人均欠款分别为23.16元、175.41元；历年累计公共积累分别为1548.53元、零；1978年上交公购粮分别为2920斤、4950斤；人均口粮分别为387斤、414斤；人均分配油料分别为12.5斤、43斤；人均纯现金收入分别为10元、10.5元（图2、3、4、5、6、7）。

由于农业生产走了下坡路，社员、大队、公社三者不满意，于1989年免去了任李彦的队长职务，又让我父亲第三次担任队长。

1980年实行3个庄头的包组生产，1981年又实行包产到户，生产队长失去了作用。1984年我母亲患脊柱结核并截瘫后，父亲辞去了队长职务。

1987年我把全家接入县城居住，父亲离开了农村，也终止了几十年的农业劳动。1992年后我关闭了小卖部，父亲每天逛公园、玩牛九，也享受了城市人的生活。2006年，3个孙女、孙子都考入大学，尤其是小孙子任常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父亲逢人便夸，也可能是他人生的第三个自豪之事吧！

2015年父亲78岁时患胃癌病逝！我父亲在哪个年代，沒有文化，凭借自己的诚实、勤劳、无私、有谋、大度，为国家、为我们生产队的社员、为我们的家庭做出了巨大的奉献！父亲一生给后代留下的财产是2孔窑洞（图8），但他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永远值得他的子孙们学习！

今天以此拙作献给我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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