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经典法哲学、法理学教科书 |《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第九版)

《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

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

(第九版)(精装)

温弗里德·哈斯默尔

[德] 乌尔弗里德·诺伊曼

弗兰克·萨利格 主编

郑永流 译

内容简介：

《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是德国的经典法哲学、法理学教科书，首版由德国法学家、慕尼黑大学法哲学教授阿图尔·考夫曼组织编写，于1976年出版，此后四十余年中每隔几年便重新修订，增补内容推出新版，到2016年推出了哈斯默尔教授、诺伊曼教授和萨利格教授主编的第九版。

本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有多个语种的译本，1986年台湾地区就曾出版节选中译本，200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政法大学郑永流教授根据1994年第六版翻译的完整中译本，收录在“当代德国法学名著丛书”中，成为中国法学专业学生和学者研习德国法哲学、法理学的必读书。郑永流教授在第六版的基础上根据2016年第九版推出新的中译本。

作者简介：

温弗里德·哈斯默尔，1940年生，法律专业学生（1959—1963），萨尔州大学学术助理（1964—1969），法学博士（1967，阿图尔·考夫曼门下），慕尼黑大学学术助理（1970—1972），教授候选人（1972），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法律理论、法社会学和刑法教授（自1973），联邦宪法法院法官（自1996），希腊萨洛尼克大学名誉法学博士（1998）。

乌尔弗里德·诺伊曼，1947年生，法律专业学生，第一次国家考试（1971），第二次国家考试（1974），慕尼黑大学法哲学和法律信息学研究所学术助理（1974—1982），法学博士（1978，阿图尔·考夫曼门下），教授候选人（1983），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法哲学教授（1984—1987），萨尔州大学刑法、刑事诉讼法、法哲学和法社会学正教授（1987—1994），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刑法、刑事诉讼法、法哲学和法社会学正教授（自1994），国际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主席（2011—2015）。

译者简介：

郑永流，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译有《为权利而斗争》等多部德语作品。

当今哲学和法哲学的任务

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和变革的时代，到处都在谈论“范式转换”，转换连转换接踵而来。恰巧人们还具有现代的特征：唯理性被推到极至，此时，发端于美国和法国的“后现代”也开始向我们走来，这只不过意味着非理性的复归。非理性决不是医治有着科学要求的哲学的药方。但正好在人们一头栽倒于唯理性和理性上时，人们便可轻易地获知，由此产生了对现代尤其是对启蒙的不满，这种不满赋予了后现代极大的魅力。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现代的完全强制”“总体理性”“循环启蒙”，它将一切赌注押在赤裸裸的统治和利用学问上，同时由此表明，它无力回答对人来说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应如何解释这种理性的失灵呢？

如果瞥一眼历史，我们就能明白，在哲学尤其是法哲学的任务上，一直交替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相互消解、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创设关于世界、人类和法的绝对的、普适的和不变的定理。为此，人们作了无数次尝试，我们只想到（绝对主义的）自然法学说，然而，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尝试必定失败，首先，根本不存在此类绝对的、超时代的内容。其次，据康德，“纯粹的”知识只是一种借助其能认识事物的形式，那个不是出自知性，而是源于经验的内容，只是后天的东西，而且也不是“纯粹的”。

基于这一判断另一种方向则是，为了哲学探讨的“纯粹性”而放弃了一切内容，尤其是关于价值的见解（如马克斯·韦伯的“科学的价值无涉”，汉斯·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只是使用存在、思维和法的形式。这种“纯粹性”更被视作“唯理性”的决定性标准，因而，“纯粹性”将一切内容上的哲学探讨当作非唯理的，进而是非科学的而加以拒绝。但这种如此缩减为形式纯粹性的唯理性，同样也必然落入非议，因为它也未给出真正重要的问题之答案。无疑，哲学中的形式主义（对此，康德本人无过错）虽提出一了些极富洞见的理论，但是，众所周知，因为没有内容的思维是空洞的，它愈是固守纯粹性规则，对于实际生活而言，其重要性就愈小。

拉德布鲁赫(1878—1949)

人们不能兼采两者：形式的纯粹性和在内容上有重要的思想效力。在现代法哲学家中，没有人比拉德布鲁赫更好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是在形式主义的一般法律学说统治了一百年之后，重新探讨法的内容的第一批学者之一。几乎在哲学被要求回到“事情自身”的同时，法哲学也重又回归到“法之事情”。仅仅在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观念》（1913年）发表一年之后，拉德布鲁赫出版了《法哲学原理》（1914年），关于法的内容和正确性问题随之重新提出。拉德布鲁赫，这个为人乐称作实证主义的主要证人的学者，实际上是实证主义的克服者。从其早期有代表性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二元方法论”，到“观念的质料确定性”思想，直至后期的“事情的本性”学说，他走的是一条笔直的路。法哲学翻开超越自然法和实证主义这一新的篇章，是与拉德布鲁赫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当然，拉德布鲁赫必须为其法哲学的实质化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法哲学的或价值论的相对主义。虽然他坚持法的潜在的最高价值，在量上是有限的，但他却认为，不存在关于唯一公正的价值问题之科学答案。在这种相对主义背后，存在着自由、宽容和民主之伦理。由于在独裁时期对这些伦理的背叛，相对主义也在法哲学中被抛弃，法的内容被武断地决定。对我们来说，这条路今天已被封闭，希望也永远被封闭。但我们因此也必须埋葬具有实质科学性的法哲学观吗？

拉德布鲁赫过早地交枪了。因为他未能清楚地验证法的最高价值——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工作价值，所以，他一开始就放弃了与所有不相信这些东西的人沟通，具体而言，与这些人沟通，只能在政治而非学术层面。

哲学在这种征兆中萎缩了。从中可见，拉德布鲁赫只是把明确的“纯粹的”认识看作是认识（他当时也是一个康德主义者，该学派主张，在科学上，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他把哲学认识的全过程视为整个一个独白式的。然而，哲学认识要求协同努力，哲学的实现，与此同时由人推动的人的自我实现，发生在与其他哲学思考者进行哲学沟通的行动中。早在由柏拉图创建的雅典学园中，人们就知道这种相互探讨(ουμφλοσοφεῖν)，当时也存在着非常确定的论证和辩驳(ἔλεγχος)规则。在现代商谈理论中（于尔根·哈贝马斯，卡尔-奥托-阿佩尔等），唯有通过合作方能发现真理（正确性），尤其在非经验（规范）领域，这一观念已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人们在通过论证以达到“终极理由”的努力中，又一再陷入前康德客观主义、反相对主义和反多元主义中（步自然法和实证主义思维方式之后尘）。

权威之思维起始就使沟通成为不可能，而相对主义则在无法达成内容上的一致时，过早地放弃了沟通的对话，因而两者都未切中哲学探讨的使命，这就是，在沟通中一步一步地去形成“传播共同体”。当然，目的不单在传播自身。哲学商谈的目的是形成主体间的合意和在此意义上的真理。但人们也不可认为，似乎没有达成一致就等于沟通的失败，毋宁是，对于这类必须保持无答案之问题，沟通恰好也可能意味着相互理解和互相接纳，这是宽容原则的要求。

人类自身就这些“重要的”问题免于强制和暴力地相互交流和自己去意识，在“控制论时代”，在“后现代”仍将如此，因为在实现这些任务中，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机器和自动售货机。“后现代”也意指一种警示：我们这个世界的法律化是技术唯理性的一部分，我们不要受技术唯理性驱使得太远，以致忘记了人类和人类的基本关怀。

（节选自《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一书“绪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