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患者出院后的自杀率惊人，这4个心理因素是关键原因

刚过去的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我们曾从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的角度，撰文分析了自杀者的心理活动、大众对自杀的常见误解，以及一些预防自杀的方法。

与此同时，一些医学专业平台也在当天推出了相关文章。其中有一个话题非常值得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群体注意：精神科出院患者的自杀问题

据上述文章，国外一项研究发现，精神科患者出院后的自杀风险超出很多人的预期。风险最高的时期是出院后数天到数月内。

他们的自杀风险具体有多高？一项研究显示，精神科患者出院3个月内的自杀死亡率约为1.1%，是全球自杀率的近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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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杀率总体下降，但精神科患者出院后的自杀风险仍长期处于较高水平。

研究还发现，会采取自杀的精神科患者往往具备一些特点。也就是说，他们所具备的以下因素越多，自杀风险就越高：

- 在住院前有过自杀观念和自杀行为；

- 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应激相关障碍的患者；

- 男性；

- 存在精神病性症状（如幻觉、妄想等）；

- 共病酒依赖；

- 入院时独居，等等。

可能很多人对此不解。既然精神科患者能出院，通常也就意味着他们的病情好转了，那为什么出院不久后会自杀？

精神科临床和科研领域对此没有统一的说法，也缺乏确切的答案。不过，从心理社会因素上去剖析的话，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以下就以抑郁症患者来举例。

首先，患者出院后要面临的是居住环境变化。

住院期间的活动较单调、规律，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再加上药物或物理治疗的使用，总体来说患者的情绪是比较平稳的，尤其是接受了无抽搐电休克（MECT）治疗后，过去的叠加性的心理创伤不容易被激活。

但回到家里，虽然环境更舒适的，生活活动也更丰富。可是，熟悉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作为“条件刺激”也更容易激活之前遭受的相关创伤，尤其是来自家庭的叠加性的心理创伤。

第二，患者父母缺乏对孩子病情的科学认知，出院后继续给孩子带来心理创伤。

有很多患者家长认为抑郁症主要是生物学因素导致的疾病。他们并不重视疾病背后的心理社会因素，更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改善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

所以，孩子住院时，他们知道孩子病情重，不能受刺激，便尽量迁就孩子。在病房里还有医生、护士、别的病友，父母见到孩子的机会少，孩子因为盼望出院，见到父母时，往往会因此克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甚至会装作病情大为好转的表现。所以住院时，很多患者和家长看起来都相安无事。

但患者出院后，很多家长以为孩子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可能又会采取以往的粗暴、简单、忽视等错误的教育方式；

或者可能会对孩子的表现，尤其是学业提出严格的要求，在客观上给孩子施加了压力；

或者父母没有觉察病情或药物副作用带来的问题，一味地指责孩子，比如代谢综合征引起孩子食欲亢进，父母却指责孩子不自律、药物的镇静作用让孩子变得嗜睡，父母不理解还责备孩子懒；

或者孩子通过玩网络游戏等方式逃避现实，父母对此无法忍受，便采取断网、断电等粗暴方式进行干预；

又或者孩子病情迁延不愈，父母指责孩子拖累了家庭，甚至骂孩子“为什么不去死”等等。

这样一来，患者出院后旧伤未好，又添新痛，孩子遭受的叠加性心理创伤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实施自杀行为。

第三，有些患者在住院期间遭受了二次伤害，再次叠加了心理创伤。

精神科患者住院期间遭受的二次伤害，有可能来自于强迫性的保护性约束、电休克治疗，还有医院里不够人性化、人情味的管理。

在患者病情严重、出现严重自杀倾向时，紧急送往精神科住院治疗是理性、正确的选择。但父母要意识到，最好在孩子情绪相对平稳时，要提前跟患者有所沟通，让他们意识到在达到何种情况比如自杀行为时紧急送院的必要性。

否则，在患者毫无心理准备、极不情愿的前提下，强迫性、紧急地送院治疗很可能会引起剧烈反抗，情绪大爆发。这时，精神科医生往往不得不对患者采取保护性约束等强制性措施。

很多患者对这种强制性措施的理解是非常负面的，“他们把我绑了起来”、“连上厕所都不能解开”、“我连犯人都不如，一点尊严都没有”。

若是这个过程中医生、护士和保安等还对患者有指责、辱骂的话，对患者造成的心理创伤更大。

我们曾接诊过一位青少年患者，他遭受过大量的来自于原生家庭和学校的叠加性心理创伤，被诊断为双相障碍，在一次情绪剧烈波动时被父母强制送到精神病院。当时他还未成年，但由于病情严重，便被送到成人科。

当时，医生对他采取了保护性约束，他完全无法接受，情绪进一步崩溃，对医生、护士破口大骂，医生和护士也忍不住骂了他几句。

这个患者在原生家庭长期被父母粗暴教育，经常被辱骂，积累了大量负性情绪。医生及护士的辱骂更加激活了他过往的创伤。后来他到我们机构就诊的时候，他对那些医生、护士非常恨，甚至咬牙切齿地说，“我长大后一定要把这个精神病院的成人科炸掉！”

我们在深度催眠下为他修复了这一次心理创伤，并引导他意识自己当时也有不足，督促他自我反省。做完干预后，他放弃了报复精神病院成人科的想法。

还有另一位患者，他在接受我们心理干预期间，因一次应激事件激怒了他，他再次对父母又打又骂，我们紧急进行了心理干预。

很快，这位患者的情绪缓和了下来，他很后悔，而且对我近乎哀求道：“何主任，求求你，一定要劝我父母不要把我再送到精神病院去了。我在那里要么天天吃药，要么做电休克治疗。每次住院出来，我感觉我的智力都损失了一半！”

可见，对于部分患者而言，强制性的住院期间，他们没有接受过及时的、有效的心理干预，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这也会增大他们的自杀风险，甚至可能针对医务人员作出报复行为。

另一类二次伤害则可能来自于住院环境。很多患者目睹病房里有很多病情严重的病友，或者获得一些悲观的、片面的疾病预后信息，这都会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及病耻感，削弱康复信心。

比如，有的抑郁症或双相障碍青少年在住院期间，通过医生、护士或者病友、家属的片言只语，得知这两个疾病是重性精神疾病，认为难以治愈，需终身服药。

又比如，精神病院住院部往往有一些病情极为严重的患者，他们有严重的精神病性症状或者罹患重度精神分裂症，表现得胡言乱语，行为紊乱，又或者因为长期服药而有表情呆滞、反应迟钝、流口水、手抖等症状。很多青少年患者看到后心生恐惧，心里会想“我怎么会沦落到跟疯子在一起？”很担心自己早晚也会变成那样，容易心灰意冷，萌发了自杀念头。

因此，患者及父母一定要意识到抑郁症和双相障碍等只是精神医学的标签，一定要看清楚疾病背后的本质，才能免于恐惧，并引导孩子理性客观地看待自己的问题，并积极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加快康复。

第四，患者的病情其实没有大幅度好转，达到出院标准只是表象；住院期间，他们的心理创伤并没有得以修复。

主流精神科对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的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缺乏高效的心理干预。患者的心理创伤、深层次的心理障碍难以得到真正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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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抑郁症患者住院前已经有自杀念头或自杀未遂，住院时这种念头也未打消，但找不到实施机会。

我们曾经碰到一些孩子，他们在住院期间，通过仔细观察，很快就明白如何做才能让医生和护士认为自己病情好转。他们会投其所好，故意表现得很好，甚至帮医生安抚其它患者，目的只在于早日出院。

而实际上，他们内心并不认可医院的治疗，对康复极度悲观，计划着出院后找机会自杀。

相反的，有些正常人熟知精神心理障碍的症状，故意佯装，也可以令精神科医生和护士信以为真。心理学家David Rosenhan曾做过一场实验，让8名正常人假装有精神病性症状，前往精神病院就诊，结果发现医生并没有区分出正常人和精神病人。

这个问题相对复杂，涉及到精神病学诊疗的局限性问题，尤其是“症状学诊断”，迄今为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还有，有的患者并不愿意服药，出院后没有了医生、护士的监督，偷偷擅自停药，这极容易引发停药反应，增大自杀风险。

那如何尽量降低患者出院后的自杀风险？文章开头提及的研究发现，若出院患者定期复诊，自杀率会大幅度下降。

相比于未及时复诊者，出院一周内在精神科门诊复诊的年轻患者半年内自杀死亡的风险低了56%。

所以，患者出院后，父母一定要按照医嘱确保孩子定时服药、定时复诊。这可以“保命”。

还有，患者父母一定要认清精神心理障碍的本质，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及提升，改善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若意识到自己曾经在家庭教育上犯错，可在孩子情绪比较平稳时真诚地道歉，加快康复，防止复发。

当然，这篇文章并非否定精神科，更不是鼓励患者不住院。精神科住院治疗在疾病治疗上，尤其是患者病情严重时对于控制病情和避免悲剧的发生，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大大降低精神障碍患者病情恶化的风险，减少精神障碍患者对家庭和社会所造成的负担。

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广大精神科医生、护士能加强意识，在诊疗时能更加人性化，多给予患者人文关怀及帮助，与他们共情。

尤其当不得不对患者进行保护性约束时，一定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令患者的情绪能够快速稳定下来，并配合治疗。很多一线城市的精神科住院部在这个方面已经有所意识和进步。

若医生、护士和患者家属能做好以上几点，才能更有效地降低患者出院后的自杀风险。#精神疾病# #抑郁症# #头条号心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