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幅蓝图
袁隆平所说的“水稻雄性不孕性”，后来的专业通称为“水稻雄性不育性”，这两个命名是同义的。 在叙述中，我既要尊重袁隆平对“水稻雄性不孕性”的历史性命名，又要立足当下，以后来的专业通称为主，包括由此衍生出来的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系。
随着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一切又将从试验开始。
袁隆平在接下来的观察中发现，正常植株的水稻颖花刚开花时，花药膨松，颜色鲜黄，用手轻轻振动便有大量花粉撒出，开花后不久，花药便裂开了，药囊变空，呈白色薄膜状挂在花丝上。 而他发现的天然雄性不育株，开花后花药不开裂，振动也不撒粉，用五倍放大镜进一步检视，确证为其花药是不开裂的。 他做上标记后，两三天内再复检几次，并采集花药进行显微镜检验（镜检），用碘化钾液染色法进行花粉反应观察，最终确认为真正的天然雄性不育株。
但这还只是一个个案或孤证，袁隆平还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 这时他已有了个帮手——他的贤内助邓则。 邓则对袁隆平的支持自不用说，在农校毕业后又一直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也懂专业，但两人不在一个单位，婚后，他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各在各的单位里住，只有节假日才能回到他们小小的家里。 直到1975年，她才调到安江农校，那已是十年后了，三系杂交水稻已经培育成功了。 而眼下，一切才刚刚起步，好在这对牛郎织女相隔也不是太远，只要有空，邓则就会赶来给丈夫当帮手。 在1964年、1965年两年里，袁隆平和妻子邓则，加上他所带班级的几个学生，一人拿着一只放大镜，一株一株地挨个检查了几十万株稻穗。 一株稻穗不算什么，但若把几十万株稻穗挨着平铺在地上，有数公里长。 这功夫没有白下，袁隆平在洞庭早籼、胜利籼、南特号和早粳4号等四个品种中，连同1964年发现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一共找到了性状不同的六株雄性不育株，表现为三种类型：从胜利籼中发现的两株为无花粉型，为完全雄性不育，袁隆平将其简称为“籼无”； 从南特号中找出两株花粉败育型，花药细小，黄白色，全部不开裂，亦为完全雄性不育； 从洞庭早籼、早粳4号中分别发现了两株花药退化型，由于其花药高度退化，基本上不育。
这六株像命根子一样的稻株，在袁隆平眼里还深藏着无数秘密，那是杂交稻的生命密码。 而他的思路已十分清晰，就是利用这六株天然雄性不育株，通过人工的方式，培育出只有单一性功能的母本——雄性不育系，通俗地说，就是“母水稻”或“女儿稻”。 这种水稻的雄蕊没有花粉或花粉高度退化，对于雌雄同花、自花授粉的正常、健康水稻而言，实际上是一种生殖病态特征，它们丧失了雄性功能，也就不能自花授粉了，只能通过异花授粉来繁殖后代，也就可以利用别的水稻品种来进行杂交。 这就意味着，水稻的这一生殖病态性状，孕育着被人类利用的巨大的价值。 而天然雄性不育株和雄性不育系，又是两个不能混淆的概念，人类可以用天然雄性不育株为材料，培育出雄性不育系，也就是用人工创造一种母本，这样就不用去反复寻觅那极其渺茫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了。
这个培育的时间又要多久呢？ 袁隆平当然希望是越快越好。 那六株雄性不育株的生长期是不一样的，成熟或早或晚，那些成熟比较早的，他于当年就将部分种子进行翻秋播种，其余的种子则留待第二年春播。 由于每一粒种子都十分金贵，只能进行盆栽试验。 经过连续两年翻秋与春播，袁隆平采用人工授粉的方式，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的种子，但只有四株繁殖了一至二代。 随着雄性不育株的不断繁殖，到了第三代，原来的坛坛罐罐已经不够用了，还需要增加六十多个，但安江农校既拿不出这么多盆子，也没有这笔经费，而当时袁隆平的研究试验还处于自发状态，一切都靠自己。 他原本打算自费购买，去杂货店问了价，那盆子实在也不贵，才一块多钱一个，但加起来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当时袁隆平两口子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一百元，上有老，下有小，袁隆平还要自费购买专业书籍和一些科研设备，手头紧得很，那六十多个盆子也得七八十块钱吧，差不多就是两口子一个月的工资了，一家老小不能不吃饭哪。 他找到学校总务主任陈周忠，请他帮忙与一家陶瓷厂联系，想从废品堆里捡些坛坛罐罐来搞试验。 搞总务的，一般门路比较广，陈周忠也是一个热心人，经他联系，那家陶瓷厂很爽快就答应了，一个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袁隆平一直没有忘怀这个在自己起步维艰之际帮助过自己的热心人，如果没有陈周忠等热心人的帮助，他的科研之路将变得更加艰难。 趁着一个星期天，从没拖过板车的袁隆平，带着三个学生，拖着一辆嘎吱嘎吱的板车到了沅江对岸的陶瓷厂，在那废品堆里淘出了六十多个坛坛罐罐，然后又推的推，拖的拖，从河那边运回来后，摆放在安江农校试验园的一个水池边，袁隆平便抓紧时间开始播种。
一粒种子从生根、发芽、分蘖、抽穗、扬花、结实，这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缓慢得令人难受的过程，而试验的结果正一点一点地验证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设想，从理论上是科学的，从实践看也是切实可行的。 通过天然雄性不育株的一代代繁殖，其人工杂交结实率可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以上，有一些杂交组合已初步显现出了杂种优势，均属可遗传的雄性不育材料。 一个人工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能否遗传下去是一个关键，也是杂种优势利用的密钥。 简而言之，所谓杂种优势利用，就是利用两个遗传组成不同的生物体进行杂交后，其杂种一代在生长势、生活力、抗逆性、产量和品质等方面均优于亲本的表现，从而达到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要求。
那些日子，袁隆平几乎被灵感控制了，整天像走火入魔般，每次从试验田里回来都是满头大汗，两手黢黑，整个人就像刚从烂泥坑里爬出来似的，又加之长年累月日晒雨淋，那原本就瘦削的脸孔变得更加干裂粗糙，看上去就像一个十足的老农了。 而哪怕走在路上，他也是一个人低着头，旁若无人地想着什么，嘴里念念有词，抽烟时，将烟灰掸进了茶杯里，穿衣服的时候，时常把上面的纽扣扣到下面的扣缝里。 看着他这神经兮兮的样子，有人私下小声议论：“袁老师是不是快疯了？ ”他妻子邓则还清楚地记得，在1965年冬天的某个凌晨，他突然从被窝里钻了出来，穿着背心和裤头，趿着拖鞋蹑手蹑脚地走到小书桌前，慢慢扭亮台灯，还用一张报纸遮挡去了一些灯光，又开始伏案疾书了。 这个细节说明袁隆平的神智十分清醒，即便被灵感控制住了，他也生怕惊醒了熟睡的妻子。 但邓则还是被那轻微的动静和微弱的灯光惊醒了，她侧身顺着那昏暗的灯光一看，袁隆平一直在不停地写着什么，小书桌上摊满了稿纸，有几张飘落地上，袁隆平都没有发现。
这件事，如果不是他的贤内助在许多年后偶然提起，那个被微光照亮的黯淡身影，也许早已在无尽岁月中湮没。 他在写什么呢？ 他在书写历史，甚至是在改写历史，那是一页属于中国的科技史，也是世界科技史。 那些论点、论据、步骤，都是我一辈子也很难搞懂的东西，而那时的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只有一个人懂，就是他——袁隆平。 是的，他在填补历史的空白，那是中国杂交水稻的第一幅蓝图，多少天来的冥思苦想，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终于在一张张白纸上清晰地勾画出来了。
那是中国杂交水稻的第一幅蓝图，这里，我借助袁隆平先生的科学讲解，尽可能把这幅蓝图转换为具有科普意义的叙述。 袁隆平首先提出：“水稻具有杂种优势现象，尤以籼粳杂种更加突出，但因人工杂交制种困难，到现在为止尚未能利用。 显然，要想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首先必须解决大量生产杂种的制种技术，从晚近作物杂种优势育种的研究趋势和实际成果来看，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首推利用雄性不孕性。 ”袁隆平先生就是从这一前提出发，在国内首次勾画出了的一条“三系法”杂交水稻技术路线图——
第一步，寻找天然的雄性不育株，这一步是培育不育系的基础。 这关键的第一步，袁隆平已经迈开了。
第二步，筛选和培育保持系，即必须培育出一种和雄性不育系杂交，使其后代永远能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以解决雄性不育系传宗接代的遗传问题。 保持系的遗传组成为N（rfrf），不育系的遗传组成为S（rfrf），当保持系作为父本与不育系杂交时，它们杂交后所产生的F1（杂种一代）能够保持雄性不育性。 为此，保持系的细胞核必须具有与不育系一样的纯合不育基因或上位基因（rfrf），而它们的细胞质则具有能育基因“N”，这样，保持系的雄性器官仍能正常发育并自交结实，又能作为父本与不育系杂交、使不育系的雄性不育性不断遗传下去，所以保持系是不育系赖以传代的必不可少的父本品系。
第三步，筛选和培育恢复系，即寻找和培育一种和雄性不育系杂交，使它们的杂种第一代恢复雄性可育的能力，能自交结实，只要它们表现的优势强，就可以将它们用于大田生产，这也就是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
应该说，袁隆平先生的表述已经非常简洁、清晰，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不管是在发言还是写论文，他使用的都是最简单的语言，却有十分清晰的思路和说服力。 但我还是半懂不懂，听起来艰涩枯燥，在叙述的过程中也感到异常枯燥乏味。 但若不清晰地梳理一遍，关于杂交水稻的一切都将无从谈起，我的叙述也将偏离主线，变成一个科学家如何艰苦备尝又大同小异的励志故事，这是我不甘心的。 好在，袁隆平先生为了让我们一听就懂，还有更通俗、更形象的一种说法，那就换一种方式来讲述吧。 ——他把三系法杂交水稻比喻为“一女嫁二夫”的奇异婚姻关系，而且是包办婚姻。 生儿育女，第一步要有母亲。 水稻是雌雄同花作物，好比一出生就是夫妻成双，从一株稻子看，根本就没有公母之分。 要想让它出现杂交，必须找到一个天生的“寡妇”，它没有丈夫，或丈夫丧失了性功能，这样的母水稻就是具有单一性功能的雄性不育株（不育系）； 第二步就是给母水稻找一个特定的丈夫，这个丈夫的外表酷似母本，但有健全的花粉和发达的柱头，用它的花粉给母本授粉后，生出来的是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的女儿，也是没有生育能力但仍能保持雄性不育的特性的母本，如此才能其雄性不育性不断遗传下去（保持系）； 在此基础上，再给母本一个特定的丈夫（恢复系），这是一个外表与母本截然不同的丈夫，一般要比母本高大，也有健全的花粉和发达的柱头，它既能自繁，还能用其亲和的血缘医治母本（不育系）不孕的创伤，迅速圆满地恢复其生育能力（恢复系），通过杂交，生产出来的是儿子，长得比父母亲都要健壮，并且高产优质，而不育系和保持系杂交，仍旧只生女儿，用来继续做不育系繁殖，另一部分的后代则要恢复水稻天生的雌雄同花，“夫妻成双”，用于具有杂种优势的杂交水稻种子生产。
哪怕用形象的比喻，也难以微妙尽致地表达这一套复杂烦琐的育种工程。 在培育和繁殖种子的生产上，同时要种一块繁殖田和一块制种田，繁殖田用来种植不育系和保持系，当它们都开花的时候，保持系花粉传送给不育系，不育系得到正常花粉结实，产生的后代仍然是不育系，从而能达到繁殖不育系目的。 技术人员可以将繁殖的不育系种子，保留一部分在来年继续繁殖； 另一部分则同恢复系一起制种。 当制种田的不育系和恢复系都开花的时候，借助风力或用人工赶粉的方式，将恢复系的花粉传送给不育系，产生的后代，就是提供大田种植的杂交稻种。 由于保持系和恢复系本身的雌雄蕊都正常，各自进行自花授粉，所以各自结出的种子仍然是保持系和恢复系的后代。如此，利用“三系”进行循环杂交，就能完成不育系繁殖，并组成杂交组合，从而构成三系杂交稻生产体系，达到杂交稻制种和大田生产应用的一举两得的目的。
这就意味着，一粒杂交水稻的种子若要从科学家的试验田里走到普通农家的田间地头，至少要闯过三关：三系配套关、优势组合关和制种关。
袁隆平也不知何时才能闯过这三关，但他已清晰地勾画出这一切，他也因此而被誉为“三系法杂交水稻的总设计师”。 当这一幅蓝图勾画完毕时，他看见了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这不是比喻，是真的，中国和世界水稻研究的新纪元必将由此揭幕。
每当关键时刻，袁隆平总有一种如得神助的幸运。 他的这幅蓝图，也就是他对中国杂交水稻具有开创性的第一篇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的发现》，刚好赶上了“文革”爆发前夕的最后一趟末班车，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在发表时被编者改名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据袁隆平先生回忆，他把论文稿寄往北京之后，几个月都杳无音信，也没有退稿，结果在1966年2月发表在第17卷第4期《科学通报》（半月刊）上。 这是国内第一篇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并完整指出一整套“三系法”杂交水稻生产程序的论文，后来科学界公认，中国对水稻雄性不育性的研究，就是从1966年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发表后开始的。 这其实是一种过于谨慎的说法，在四五年前，从袁隆平发现天然杂交稻株“鹤立鸡群”起，他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了，而这篇必将载入史册的论文只是袁隆平对自己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总结。
这篇论文给袁隆平带来的一个直接收获，是收到了三十多块钱的稿费，不久他又收到了科学出版社计划财务科的通知，告知他有一笔稿酬因地址不详被退回，他这才得知这篇论文还在《科学通报》英文版上发表了。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挣到稿费，而且是双黄蛋，中文版加英文版稿费共五十多元，差不多是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了。 而稿费又算得了什么？ 它在未来所产生的价值，不是巨大，而是伟大！
这篇论文能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意味着科学界对袁隆平研究成果和技术路线的高度认可，从而更加坚定了袁隆平继续探索杂交水稻的信心，但他不知道，这篇论文对他本人的命运和杂交水稻研究的进程，“竟然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一发千钧、扭转乾坤的作用”。 这又与几个关键人物有关。 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后，在第一时间就被国家科委九局一位叫熊衍衡的干部发现，他感到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学术论文，随即便呈报给局长赵石英，赵石英仔细看过之后，更加高度重视，他意识到这项研究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当时在国内外还是一片处女地。 他又立即向国家科委党组做了汇报。 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是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 他在党组会上明确表示支持，经党组集体讨论批准后，1966年5月，国家科委九局正式向湖南省科委发出公函，随后湖南省科委又向安江农校发函，对“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研究表示支持，认为“这项研究的意义重大，在国内还是首次发现，估计将是培育水稻杂交优势种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如果能够成功，将对水稻大幅度增产起很大作用”。
如果，如果……在袁隆平的科技探索之路上有太多的如果，如果没有赵石英在第一时间对这篇论文的高度重视，袁隆平和杂交水稻在未来的命运还真是很难说。 对赵石英，袁隆平一直深怀知遇之恩。 20世纪90年代，他听说赵石英患病住院，由于自己当时实在脱不开身，他专门派人赴北京看望赵老。 赵石英病逝后，在首届袁隆平农业科技奖颁奖时，袁隆平还特意给已故的赵石英先生授予了伯乐奖。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韩愈这句名言也许经不起缜密的逻辑推敲，却凸显了伯乐的重要性。 伯乐奖，也是袁隆平农业科技奖的常设奖项，唯愿世间有更多的伯乐。
除了赵石英这个伯乐，这一研究课题能够在关键时刻得到国家科委的支持，又与一位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元帅所具有的战略眼光是分不开的。 1956年，聂荣臻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国家科委、国家科工委以及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都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全面的规划和安排，——我在《共和国粮食报告》中曾提及过一件往事：北京农大在十年动乱中从马连洼校址搬迁，1977年给中央打报告，请求批准把学校迁回北京原址办学。 然而，马连洼早已被国防科工委的几个部门占用着，谁都知道，国防科工委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共和国最重要的战略部门之一，但当时分管国防科工委的聂荣臻元帅却说了这样一番话：“九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比‘上天’更重要更迫切的重要战略问题。 ”聂荣臻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一下揭示了一个比一切战略问题“更重要更迫切”的战略问题，国防科工委打造的是国之重器，但粮食更是国之重器，尤其是经历过战乱也经历过饥荒的开国元勋，或许，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地考虑一所大学迁回原址的问题，而是要为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扫平一切障碍，一切为“吃饭问题”让路，“吃饭比上天重要”！
如果不从这样的战略高度去解读，也就难以理喻袁隆平和杂交水稻在十年动乱中的命运，这一切，袁隆平此时还蒙在鼓里，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校老师，他当时也看不到这些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文件。 就在他踌躇满志地开始新的筹划时，又到了水稻扬花的季节，在那个异常炎热的夏天，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逼近中国。
风暴中的秧苗
一座横亘于湘西南的雪峰山，也无法把一场风暴挡在世界外部。
一座大山深处的幽静校园里，很快便如同翻江倒海一般。 这让从不关心政治的袁隆平也倍感茫然和困惑，今夕何夕兮？ 他还是一如既往，无论一个时代被推到了怎样的风口浪尖上，他能够做到的就是装成没事人一样，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远远地待在他的试验田里，乐得当一个逍遥派。 这让他侥幸躲过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也不是没有风险。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毛主席提出了必须抓好“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由于袁隆平对政治学习不大关心，也不知道“八字宪法”是谁提出来的，有一次在教研组聊天时，他说“八字宪法”还少了一个字：“时”。 春种秋收，浇水施肥，田间管理，既不能误农时，更不能违农时，而农时之重要，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就有一句“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袁隆平只是对一个农业常识的强调，他也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好在当时“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但一个运动过去了，还有接二连三的运动，迟早会有秋后算账的一天。
随着1966年的夏天来临，又到了水稻抽穗扬花的季节。 那时，黔阳地委派来的“文革”工作组已开进了安江农校，一座安静的校园很快就被闹腾得如翻江倒海一般。 在那异常狂热的世界里，袁隆平却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守着试验园里的那些盆盆钵钵。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很快，“文革”工作组的王组长就一阵风似的来找他了。 那时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袁隆平是在搞什么杂交水稻，更不知道杂交水稻是怎么回事儿，但袁隆平这样一天到晚待在试验园里，别的问题不说，这明摆着就是在走“白专道路”嘛。 王组长就是来奉劝袁隆平及早回头的，袁隆平却兀自低着头，一双手握着稻禾凝神观察，那双手在反复的试验中，被粗粝稻叶划破了一道道口子，手上的皮都翻了起来，经太阳一照，那伤口中便深深浅浅地透出血色。 但王组长不关心袁隆平这双手，他最关心的是一个人该走什么路。 他先是好心好意地劝告袁隆平再也不要走“白专道路”了，袁隆平一听竟然笑了：“我走的不是白专道路，而是‘白米’道路。 ”都啥时候了，他竟然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这个人也忒不识时务了吧！ 王组长脸一沉，又提高嗓门警告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可袁隆平却慢慢抬起头来问：“既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种水稻了？ 不吃饭了？ ”王组长一听，这个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实在太低了，简直无可救药了，一个急转身，就甩着手气冲冲地走了。
王组长觉得袁隆平的政治思想水平也太低了，袁隆平自个儿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后来也曾反思过：“我这个人，政治思想水平低，说实在的，对那些翻来覆去的政治（运动）我真的不感兴趣。 我对政治的关心就是希望国家好，在学校里把我的工作做好； 想搞农业科研，那就是把杂交水稻搞成。 ”仔细一想，他这政治思想水平低吗？ 其实比那些像《芙蓉镇》里的王秋赦那样敲锣打鼓喊着“运动啊，运动啊”的人高得多。 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希望国家好，这其实就是最高的政治觉悟，一个专业人员，把自己的专业干好，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清醒的觉悟？ 如果谁都有他这样的觉悟，中国和中国人也就不会在无聊的“运动”和“斗争”中折腾那么多年，多少人甚至为此而耗尽了精力，结果一事无成，那几十年不是人在搞政治，而是政治在变着花样折腾人。 然而，又无论他在政治上有多么清醒的觉悟，在这样一场龙卷风般的运动中，一心想当逍遥派的袁隆平，非但无法逍遥，而是在劫难逃。 那种预感已经越来越强烈了，他忽然觉得自己成了一株稗子，随时都有被清除的可能。
随着运动掀起的高潮，风声越来越紧。 在那样一个年代，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几乎人人自危，那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恐症，越是惶惶不可终日，越是能够进化出异常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嗅觉，很多人都长出了政治复眼，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恐惧转嫁到别人头上，有人告黑状，有人公开揭发，凡是有点历史问题的，说过什么“反动言论”的，或像袁隆平这种“走白专道路”的，每个单位都要揪出来一小撮，说是一小撮，其实也不小，就像当年划“右派”一样，按比例，定指标，安江农校当时总共不到两百名教职员工，按比例要揪出八个“牛鬼蛇神”。 而一旦被内定为“牛鬼蛇神”者，在揪出之前先要大造舆论，贴出大字报，刷大标语，在开批斗会之前，那被揪者的名字上提前就打上了一个杀气腾腾的大×，就像判了死刑，不说从肉体上消灭，至少是在政治上判了死刑。
袁隆平的名字很快就出现在大字报上，批判他、揭发他的大字报专栏从安江农校的东三楼一直贴到了石板坪，足有一百多张，这是对他的一次彻底清算，从他的“家庭出身”到他“宣扬孟德尔、摩尔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大帽子一顶接一顶，而最具杀伤力的还是两大罪状，一条就是他“修正毛主席的八字宪法”，那时“修正”这个词眼比“篡改”还恐怖，还恶毒，这是他的反革命罪状； 还有一条，不再是批判他本人“走白专道路”，而是上升到了他“引诱贫下中农的子女走白专道路”，这是他走资产阶级路线的罪状。
除了大字报，只要袁隆平的身影一出现，就会爆发出冲天而起的口号声：
“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袁隆平猛烈开火！ ”
“砸烂资产阶级臭老九袁隆平的狗头！ ”
袁隆平头皮一硬，正要匆匆走过去，忽然听见了一句特别刺耳的口号：“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 ”
坏了，坏了！ 他拔腿就朝一个方向跑，那是他搞盆栽的试验园。 他猛地站住了，那双一次次闪烁出奇异光芒的眼睛，瞬间一阵发黑，金星直冒，碎片飞溅，那六十多个坛坛罐罐全都砸烂了，在满地狼藉的泥土和碎片里，那些折断和撕裂的秧苗撒得满地狼藉，这是他的命根子啊！ 他一下扑在地上，想要一把搂住那些秧苗，可这些秧苗在烈日炙烤下已是一把把点得火燃的枯草，他隔着衣服都能感到那如烈火般烫人的热气。 完了，一切都完了，从1964年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开始，他就在这些坛坛罐罐里搞试验，而这些用于试验的秧苗每一年、每一代都是直接关联的，这一茬秧苗断了代，后面的研究就根本继续不下去了，一切又将从头开始。 眼看着几年来的心血毁于一旦，袁隆平欲哭无泪，一双像农人一样粗糙的大手，在大地上发出闷响的撞击声。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回家里的，高一脚，低一脚，仿佛骤然失去了重心，一路上昏沉沉地在嘴里念叨着：“秧苗，秧苗……”
一眼看见怀里抱着孩子的妻子，他就冷静了。 那秧苗全毁了，袁隆平也自知在劫难逃，他接下来的命运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一切都是按照预定程序走，当一个人被内定为了“牛鬼蛇神”，白天造好了舆论，晚上就要挨批斗了，开完批斗会，就将直接关进牛棚，监督劳动改造。 这一关，就不知何时才能回家。 此时，他不是为自己的命运忧虑了，而是为妻儿担心。 那时他们的大儿子才刚出生不久，邓则正在安江农校休产假。 看着正给孩子把奶的妻子，袁隆平眼里一阵一阵发酸，几次张嘴，欲说还休，只是望着妻子愣愣出神。 他真不知道怎么把一个残酷的消息告诉妻子才好。 他不知道，邓则抱着孩子已经去看过那些大字报了，她也知道丈夫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 在袁隆平跌跌撞撞地奔回家之前，她一直泪盈盈地抱着孩子，兀自想着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而一听丈夫那熟悉的脚步声，她就赶紧抹掉了眼泪，脸上还带着那种天然的淡淡的笑意，装着没事人一般。 当袁隆平不知怎么开口时，她抬眼看了看他，又轻轻地摸了摸孩子的小脑袋，低声说：“我知道了。 ”
袁隆平的声音也很低沉：“你知道了就好，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就要上台挨批斗了。 ”
邓则平静地看了看他，淡淡地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一起去当农民吧。 ”
妻子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却让袁隆平感动了一辈子。
只有过来人，才知道这样一句貌似平淡的话有多么不平凡。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这是人间常言，也是人间常有的事情。 在一场场剧烈的运动中，多少看上去很美好的爱情顷刻间就露出了其脆弱的本质，那手牵手徜徉于花前月下的恋人，如惊弓之鸟般地飞散了。 这也是袁隆平的亲身经历。 还有多少幸福和睦的家庭也成为运动的牺牲品，又该有多少划清界限、互相揭发的夫妻啊。 袁隆平后来多次说起过，他母校西南农学院的一位院长，在外边挨造反派的批斗，伤痕累累地回到家，妻子又宣布和他划清界限，而一个人最绝望的，往往就是亲人的绝情，那位院长就在这绝望中上吊自杀了。 而此时，他的贤内助却是一脸平静地面对着这一切，又如此平静地说出了心里的打算，要和他一起去当农民，那外表的平静，只因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铁了心了。
对于受难者，爱是最深的理解，也是莫大的抚慰。
每次提及此事，袁隆平就发自肺腑地欣慰和感慨：“这是我一生非常大的安慰之一。 ”
那天晚上，袁隆平已做好了挨批斗、进牛棚的准备，甚至对批斗会的场景都一遍一遍地想过了。 很多被揪斗的人，往往都是脖子很硬的人，从来不愿低头的人，但无论他们有多硬的脖子，都会挂上大牌子，一个倔强的脑袋也会被使劲地摁下去，摁下去。 袁隆平想象着那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幕，他的脖子不知不觉就变得倔强了，哪怕大难临头，只要做好了准备，心里也会显得出奇地平静。 但很意外，一直等到吹响了熄灯号，也没有人来揪斗他，这反而让他变得焦躁起来了。 这晚，袁隆平一直闭着眼躺在床上，但每一根神经都是醒的。 从未尝过失眠是啥滋味的他，这一夜他是彻彻底底地品尝到了，一想到那命根子似的秧苗全都毁掉了，还有什么比毁灭更让人绝望？ 而过了今夜，又不知明日将躺在哪里，那种绝望而焦躁的情绪不断扩张。 就在这时，忽然听见有人敲门，那声音很轻，却特别惊心。 这深更半夜的，谁在敲门呢？ 难道那些造反派在半夜里发动突然袭击来揪斗他？ 一想，又不对头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若是造反派来揪斗他，还讲什么客气啊，飞起一脚就把门踹开了。 袁隆平不知道是祸是福，是祸也躲不过，他光着脚摸着墙根打开门，在乳白色的夜雾中，两个模糊的人影如幻影般浮现出来。 袁隆平眼里蒙眬了一下，才看清是他班上的两个学生，李必湖和尹华奇。 他俩半夜里来找他，神秘兮兮的，又是啥事呢？
他俩偷偷摸摸来找袁老师，就是来告诉袁老师一个秘密。 原来，他们看了揭发批判袁隆平的大字报，又听到造反派扬言要砸烂袁隆平的坛坛罐罐，就预感到要出事，赶紧抢在那些造反派下手之前溜进了试验园，偷出了三盆秧苗，藏了起来。 袁隆平一下愣住了，愣了许久才回过神来，一种极度的惊喜又简直不敢相信的感觉交错在一起，使他突然一阵战栗：“快，快带我去看看！ ”他连鞋都没穿，光着脚就跨出了门。 他们悄悄摸到了藏秧苗的地方，那是学校苹果园边的一条臭水沟，这荒草丛生的臭水沟一般人是不会走近的。 袁隆平低着头，瞪大眼睛看着那绝处逢生的秧苗，像是看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他轻轻地抚摸着秧苗，那秧苗好像越来越通人性了，也轻轻地触摸着他的手心。 他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叹息：“啊，有救了，有救了啊！ ”
这三盆秧苗还真是拯救了差点就被扼杀在摇篮里的雄性不育株，李必湖和尹华奇还特别用心，按水稻雄性不育株的三种类型各选了一盆，这也是他们为杂交水稻立下的第一功，在危急关头保住水稻雄性不育株的一代血脉。 水稻是生命力很顽强的植物，哪怕在臭水沟里也能生长。 从那以后，袁隆平和两个学生每天像潜伏的特务一样，轮流照看这三盆秧苗。 袁隆平一边偷偷地搞试验，一边等着挨批斗、进牛棚。 一想到自己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关进牛棚，他的目光就下意识地转向了两位学生。 在袁隆平当时还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下，他们也是袁隆平最早的左膀右臂。
李必湖1946年出生在沅陵大山深处一个土家族农民家庭，祖祖辈辈以农耕为生。 旧社会，沅陵县是湘西匪患的重灾区，而很多土匪其实是被饥荒逼得走投无路并最终走上了绝路的穷人。 沅陵也是湘西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为湘鄂川黔苏区县。 大凡革命老区都是极端穷苦的地区，投奔革命当红军，是穷人的另一条出路，而革命军队也是名副其实的穷人的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沅陵的面貌虽有所改变，但依然是湖南最贫困的山区县之一，至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李必湖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从小就过着“野菜野果当杂粮，红薯要当半年粮”的日子。 尹华奇和李必湖年岁相仿，他的家乡洞口县不属湘西，但紧挨着湘西，地处雪峰山脉东麓，和黔阳一脉相连。 那里也是一个苦难和饥饿的源头，一个贫寒的农家子，他人生的第一个梦想就是能吃上一顿饱饭，第二个梦想就是天天能吃上饱饭，第三个梦想就是所有人都能吃上饱饭。 不过，在那个时代，贫穷也曾是光荣的胎记，他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子弟。 但光荣不能当饭吃，这两个苦水里长大的山里娃，从小就一心想着怎么多打粮食，吃饱肚子，这是很多农家子的本能。 1964年，就在袁隆平在洞庭早籼稻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的那一年，他们作为贫下中农子女，被安江农校特招为“社来社去”的学生。 所谓“社来社去”，也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指从哪个公社推荐上学的，毕业后还要回到哪个公社。 或许就是这种读了农校还是要回去当农民的命运，让他们更加充满了强烈的求知欲。 在袁隆平几乎在孤军作战时，他俩主动请求给袁老师当助手、想多学一点稻作技术。 在追随袁隆平之后，他们才渐渐理解了袁老师正在攻克的不是一般的稻作技术，其中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随着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他们的眼光和境界渐渐变得高远而开阔了，从原本一心想着怎么让自己吃饱肚子、让全家人吃饱肚子、让父老乡亲吃饱肚子，他们也像心忧天下的袁老师一样，一心想着怎么让天下人都能吃饱肚子。 这就是两个从小忍饥挨饿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提升的又非常朴素的人生境界。 他们一生的路也从此确立。
若能把他俩留下来该有多好啊！ 然而，这在当时只能是袁隆平的非分之想，他自个儿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又怎么能顾得上两个学生的前途啊！ 他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一旦自己打进了牛棚，就委托两个学生继续照看这些秧苗。 那种心情，简直像托孤一般。 可他这样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关进牛棚的“牛鬼蛇神”，又怎么能留得住他们啊！ 李必湖和尹华奇也看出了袁老师的心思，说：“袁老师，过些日子，我们就要毕业回家务农了，如果你在学校搞不了科研，就到乡下来搞吧，我们养活你！ ”
除了妻子那句话，这也是让袁隆平感动了一辈子的话。
说来奇怪，在校园里贴满了揭发批判袁隆平的大字报后，很多人都以为他在劫难逃了，袁隆平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当晚没有什么动静，接下来几天也风平浪静，这异乎寻常的平静，反而让袁隆平心里愈加悬着一块石头了，无论是怎样的结果，最悬的一个不知灾难何时降临的悬念，这其实比灾难本身更折磨人。 你感觉眼下就是一个正在迫近的深渊，却不知道何时会被人从背后推下去。 这样惶惶不安地过了几天，一天下午，工作组的王组长忽然通知他：“老袁，你晚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
袁隆平心想，是祸还真是躲不脱啊。 他也没有躲，吃过晚饭，按时走进了王组长的办公室，就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罪犯。 当一次灾难变成了预料中的必将降临的灾难时，那黝黑的脸上已没有丝毫的惶恐，只有难以察觉的悲哀与无奈。 他等待着，哪怕是给他戴上手铐，立即逮捕，他也会有一种终于解脱的轻松感。 当时，办公室里人很多，众声喧哗，不知在争论什么。 袁隆平站在门口，不知是进是退才好，王组长瞟了他一眼，走过来说：“到外面去谈吧。 ”那眼神有些古怪，这让袁隆平更觉蹊跷了，如果说挨批斗、进牛棚，他还有心理准备，而王组长却莫名其妙地把他带到了校门外，这让他不知王组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结果还真是让他出乎意料，又喜出望外，王组长竟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老袁啊，毛主席教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工作组既要抓好革命，又要搞好生产，也要搞一块丰产田，你呢，就给我们当技术参谋吧。 ”
袁隆平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一个结果，那感觉，就像原本以为所有的秧苗都已毁灭，突然听说还有三盆秧苗被保存下来了，从三盆绝处逢生的秧苗，到这峰回路转的命运，在那个非常夏天，袁隆平就像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忽而沉下去，忽而又浮起来。 而工作组在那时候就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太上皇”啊，要他当参谋，那是信得过他，这表明他又侥幸逃过一劫了。 至于搞丰产田，他更是兴头十足，这正是他饭碗里的事啊，他满口答应，几乎是在拍着胸脯表决心了，他一定要当好技术参谋，保证工作组的丰产田夺高产。
这一次改变了他命运的峰回路转，却让他一直摸不着头脑，他也不想妄自猜测。
第二天一早，他挑着粪筐走向了工作组的丰产试验田，这担子不轻，但再重也没有悬在心里的那块石头重。 一块石头放下来了，他感到特别轻松和舒畅，一路上还轻松地哼着小调。 当他路过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时，一个人黑头黑脸地站在那儿，那是“牛蛇队”的李队长，黑煞煞的一个大汉。 李队长原本是安江农校的体育老师，在平常日子和袁隆平关系还不错，此时一看袁隆平竟然还在哼歌，便从鼻子了哼了一声：“哼，你还唱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我把你的床铺已经准备好了，你名字的标签也在我口袋里准备好了，今晚你就要加入我们的队伍，还要归我管！ ”
他这样说，还真不是吓唬袁隆平。 说起来这里边又有一个内幕，按指标，安江农校要揪出八个“牛鬼蛇神”，当时已经揪出了六个，还要揪两个，袁隆平是内定的第七个。 工作组原本在发动群众贴出了袁隆平的大字报后，当晚就要开他的批斗会，连夜把他关进牛棚，并已提前通知“牛蛇队”的李队长，把写有袁隆平名字的牌子和床铺都准备好了。 然而，内幕中还有一个更深的内幕，一个突然发现的情况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袁隆平的命运。 这内幕袁隆平当时不知道，“牛蛇队”的李队长也不知道，只有工作组的王组长等几个核心人员知道。 没过多久，在风云变幻中，工作组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撤走了，但一个谜团直到第二年才被解开。 有一次，他在街上碰上了当时的王组长，王组长被赶下台后，一度也成了挨批斗的对象。 或许是同病相怜，又深感命运叵测，他才对袁隆平透露了那一夜突变的个中原委。 原来，工作组当时准备把袁隆平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意查了他的档案，看看他还有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打算新账老账一起算。 档案是保密的，袁隆平也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他更不知道在自己的档案袋里竟然还放着一封红头文件，那是国家科委九局发给湖南省科委的公函，湖南省科委又转发给安江农校，责成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研究。 王组长和几个核心成员突然傻眼了，袁隆平鼓捣的那些坛坛罐罐，竟然有这么大的来头！ 这让他们早已摆好了的棋局，一下变得举棋不定了，这个袁隆平到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批斗对象呢，还是保护对象呢？ 他们不敢拍板，马上就带着这个公函去请示黔阳地委，时任地委书记孙旭涛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看完公函，当即拍板：“袁隆平当然是保护对象！ ”
如此一来，工作组只得踩了个急刹车，袁隆平的命运在一夜之间峰回路转。
让袁隆平痛心的是，那位拍板保护了他的孙旭涛书记，在“文革”中连自己也难以保护，两年后就因不堪迫害而自杀。 更荒唐的是，在袁隆平转祸为福后，为了凑足“牛鬼蛇神”的名额，便把那个给袁隆平热心张罗婚事的曹老师拿去顶数，关进了牛棚。 那时候，个人的命运是自身难以驾驭的，只能说那个时代太荒唐了，但袁隆平对无辜遭殃的曹老师还是有一种莫名的内疚。 荒唐岁月，还有太多的牺牲品，袁隆平念念不忘的恩师管相桓经历了一次次运动的冲击，但最终未能逃过这次大劫。 据管先生夫人、西南农学院教授张月辉回忆，她“与相桓相伴二十七个春秋，未见其闲度一节假日，三年困难时期，先生全身严重浮肿。 因常下水田观察记载而引起皮炎、奇痒、头痛、腰痛病时时发生，先生皆置之不顾”。 1961年，管先生摘掉了“右派”帽子，从1961年到1966年的五年间，他一边继续进行稻作试验，一边撰写《稻作学》，内容涉及稻之起源、分类、型态、生长发育、生理生态及遗传育种等方面的系统知识，就在行将付梓之际，一场浩劫席卷而来，一部多年心血凝成的书稿在劫火中毁灭。 他多方搜集、多年积累的栽培稻品种和野生稻品种，当时为全国之冠，堪称是“价值连城、万金难求、不可复得和再生的绝世珍宝”，也被销毁了。 1966年10月，管相桓先生在难以忍受的折磨和凌辱中撒手人寰，年仅五十七岁。
同自己的恩师相比，袁隆平还真是非常幸运，杂交水稻也非常幸运，他不但侥幸逃过了挨批斗、进牛棚的命运，还在工作组的默许下，把杂交水稻的试验秧苗从臭水沟里搬到光天化日之下。 入夏之后，袁隆平又忙得不可开交了，既要为工作组的丰产田夺高产，又放不下他的坛坛罐罐。 眼看水稻开始扬花抽穗了，必须给雄性不育株杂交授粉，这是一刻也不能耽误的。 为此，他还壮着胆子向工作组请求，每天中午请两个小时假。 他估算了一下，授粉需要三个中午，六个小时。 没想到工作组很痛快，一下就批给了他一个星期，每天上午他都可以干自己的活。 这又让他大喜过望了。 这一切，都应归功于那封神秘的公函，它的存在，如同袁隆平的命运密码，只有极少几个掌握着他命运的人才知道这一秘密。
1967年早春季节，雪峰山那冷寂的白雪还没有化尽，几个怀揣着特殊使命的人，从省城来到了雪峰山谷的安江农校。 根据国家科委指示，湖南省科委派员来了解“水稻雄性不孕性”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还有袁隆平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袁隆平根据现有的进展，起草了“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他也恳切地说出了自己当时的实际困难，一个人在实验室和试验田里两头跑，迫切需要配备一两个助手，并提议将李必湖和尹华奇留校做助手。 结果又一次超过了他的期望，李必湖、尹华奇这两个“社来社去”的学生，被破格留校了，省科委随后又决定将“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列入省级科研项目，每年下拨科研经费六百元。 当年6月，安江农校组成了由袁隆平和李必湖、尹华奇组成的“水稻雄性不孕性”科研小组，这在当时也许不是什么大事，却是一件必将载入中国杂交水稻发展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第一个杂交水稻科研小组正式成立了。 李必湖和尹华奇有幸成为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批助手，这是袁隆平对他们的看重，也是命运对他们的特别垂青，在未来岁月里，随着杂交水稻研究的不断推进，他们的命运也将随着袁隆平的命运、杂交水稻的命运而一起改变。
追逐太阳的人
那藏在臭水沟里的三盆秧苗，经过反复繁育，到1968年春天已发展为两分试验田。
这一小片稻田，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中编号为古盘7号，在风暴中如同一个宁静的港湾，但也免不了遭遇自然风暴的一次次摧折。 这让袁隆平又开始萌生一个念头，遗传育种规律决定其试验周期之长，这是在各地的常规气候下无法解决的，即便解决也比较缓慢，若要加快育种步伐，就必须跳出雪峰山谷、安江盆地。 水稻是喜阳光的作物，必须追着太阳走，去岭南、海南、云南等光合潜力高的天然大温室繁殖育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都可以在田间搞试验，将大大加速试验的进程。
时不我待啊，袁隆平充满了只争朝夕的急迫感。 而他第一次去岭南育种，是他最不该离家的时候。 1968年2月14日，那是袁隆平一生难忘的日子，还有十来天就是春节，他的第二个儿子刚刚降生三天。 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却要抛下头裹毛巾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婴儿，一去数月，情何以堪哪。 袁隆平看着妻儿，久久不忍离去。 邓则依依不舍地看着即将远行的丈夫，却催他早点动身，还平静地调笑着说：“等你回来了，孩子说不定都会叫爸爸了呢。 ”
袁隆平背上行囊，带着助手，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而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头，一个前奏。 那时候湘黔铁路早已修通，从黔阳到广州，先要通过湘黔线再转京广线，这条路在大湘西和岭南之间绕了一个大弯子，一路上关山重重，那在黑洞洞的隧道里穿行的火车，那哐当哐当的节奏，在一个过来人的回忆中依然发出不绝的回响。 而这一路上的颠簸之苦，远远难以抵消他对妻儿的牵挂和内疚，这也是要用漫长的岁月来咀嚼和消化的。
这次远赴岭南育种，袁隆平原本想借用广东农科院的试验田，那曾是黄耀祥先生创造了奇迹的试验田，可到了那儿一看，两派造反派组织正在“文攻武卫”，打得不可开交，连试验田都变成了乌烟瘴气的战场，这还怎么播种呢？ 袁隆平连脚也没停，带着两个学生又去找广东省科委求助，请他们帮忙找一块试验田。 师生三人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每人背着一床铺盖卷，上面横着卷成筒筒的草席、蚊帐、雨伞，手里拎着一只洋铁桶，桶里面放着种子，一身风尘仆仆，浑身都脏兮兮的，在外人眼里，他们哪里像是科研人员哪，就像后来第一次进城的农民工，一看人家那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几个人都自惭形秽，有点不敢走进去。 在那乱糟糟的岁月，还能有这样一间安静的办公室，还真是少见。 说来又挺幸运，他们遇上了一个很热心也很敬业的女干部——蓝临。 在中国杂交水稻发展史上，有很多值得铭记的名字，他们也许是萍水相逢的人，也许是在某个关键细节上尽了自己的一份职责，却让袁隆平一生充满感恩之情。 蓝临便是其中之一。 她又是让座，又是端茶，这让师生三人总算可以歇歇脚了。 她又在墙上挂着的一幅广东省地图上，一个一个地方查找，最后找到了一个挺合适的地方，那是南海县大沥公社。 此地离广州不远，又是珠江三角洲商品粮基地的传统稻作区。 袁隆平连连点头说：“可以，可以啊。 ”袁隆平点头认可了，还得对方点头认可。 她又是打电话联系，又是写介绍信，干净利落地就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用袁隆平的话说，这真是“特别关照”。 袁隆平从来不会说感激的话，但那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 蓝宁笑眯眯地说：“应该的啊，这天底下的人，谁不吃饭啊！ ”
要说呢还真是有缘，蓝临后来调到了湖南省科委，在又一个关键时刻，对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研究还将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这是后话。
在南海大沥两个多月的育种，是袁隆平最早的南繁育种经历。 南繁，如今早已是一个众所周知、根本不用打引号的名词，指在南方利用冬季温暖的气候条件进行的种植，主要任务是育种材料的加代、苗头品种复配、亲本材料的扩繁、杂交制种等。 但在那时还极少听说这样一个词，我反复查找过，也没有查找到它最早的出处，也许像大多数词语一样是约定俗成吧。 若要追溯最早的南繁北育者，最早还是四川省农科院，1962年他们首次在海南岛崖城良种场冬繁玉米获得成功，引起了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兴趣和国家的重视。 据海南省南繁办副主任林永平介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用镰刀锄头在海南岛开展南繁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很多都成为现在各领域的泰斗级专家。 ”袁隆平不是南繁育种的第一人，他这一次的目的地也并非海南岛，但有一点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袁隆平是杂交水稻南繁育种的第一人，并在南海大沥育成了第一批秧苗。
当年4月底，雪峰山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袁隆平师生三人带着从南海培育试验的七百多株秧苗，一路小心翼翼地返回了安江盆地。 那一天一夜的颠簸辗转，几个人一路上呵护着秧苗，就像呵护刚出生的婴儿。 袁隆平回家后，连襁褓中的儿子也来不及抱一下，就急急忙忙奔向那两分试验田，赶紧把秧苗插在田里。 尔后，李必湖和尹华奇因有别的事情暂时离开了，袁隆平独自一人照管着试验田，这秧苗真是比他儿子还亲。 他不清楚儿子又长多大了，但在一本磨破了边角的红皮日记本上，每天都记下秧苗生长的数据，这是他的田间档案。 看着秧苗一点点长高，他心里高兴得像看自己孩子长大。 在他的精心培育下，那秧苗长势喜人，半个多月后，就已高过了膝头，大多出现了三到五个分蘖，眼巴巴地盼到5月中旬，稻禾耘过三遍之后，就要开始扬花、灌浆、抽穗，袁隆平盼着那一天早点到来，就可进行杂交授粉试验了，这在南海培育出的秧苗，又该结出怎样的果实呢？
然而，那满心的期待转眼又变成了绝望的毁灭。 1968年5月18日，那是袁隆痛彻肺腑的一个日子。 那天是星期六，袁隆平一直在试验田里忙碌，直到天快黑了，他才蹬上自行车赶回十多里外的黔阳县城，那时他的家还安在妻子单位的宿舍里。 在他呼呼生风的背影后，一阵疾风拖着夜幕降临了。 此时袁隆平还不知道，这个夜晚，将是他记忆中最黑暗的一个夜晚。 尽管一切无法预料，却仿佛有天人感应，半夜里，他在爆响的雷声中惊醒了，窗外是被闪电撕裂的夜幕和哗哗大雨。 他惦记着暴风雨中的秧苗，天还没亮，便骑着单车急匆匆地从黔阳城里赶回试验田。 大雨初歇，太阳一出来又热得让人汗流浃背。 穿过大片绿油油的田野，袁隆平又猛地站住了，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简直是活见鬼了，田里的秧苗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像是飞走了，试验田变成了一个烂泥塘。 这也太奇怪了，就是昨夜风雨再大，也不可能将满田的秧苗连根刮走啊！ 望着这空荡荡的试验田，他眼里，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 他傻了，像一个白痴一样栽在试验田里，一双手深深地抠着深深的烂泥。
很多人闻讯赶来了，他的两个助手也赶来了。 他们用“五雷轰顶”来形容那一刻的感觉。 在他们眼里，袁老师是一个从不掉泪的硬汉子，一个内心特别强大的人。 一个人的内心之所以能变得特别强大，一是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曾经沧海难为水； 一是他对自己认准了的事业坚信不疑，把科学作为了信仰。 他才会为自己的选择而献身，而甘愿付出一切。 但一个人的内心再强大，也难以承受这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次毁苗事件，后来被称为“5·18”毁苗事件，那些人到底与袁隆平有何深仇大恨哪，这些从来不问人间是非的秧苗，又是怎么招惹了他们？ 他们干得太彻底了，这比此前砸烂他的坛坛罐罐干得更加丧心病狂，田里的秧苗全都被连根拔掉了，又不知丢在哪里了。 这也是安江农校历史上最悲怆的一幕，过了几十年，一些老人回想起那一幕，一个个还不停地摇着白发稀疏的脑袋，唏嘘感叹：“那年头啊，好人遭罪啊，想干点啥事的人都遭了罪啊，连那些秧苗也遭了罪啊！ 人家袁老师为了啥呢？ 还不是为了咱们能吃饱饭啊！ ”
一连几天，袁隆平就像一个丢失了孩子的父亲，疯了一般地四处寻找，在大太阳的底下，他浑身直打寒战，连牙缝里都在咝咝冒冷气。 见了谁，他都一把拉住对方，问看没看见他的秧苗。 就在他疯疯癫癫地四处奔走时，一个身影走了过来，那是妻子邓则，怀里还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儿子。 她走近他，看着他，一言不发，便跟着他一起四下寻找。 直到事发后的第四天，在找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后，他们终于在一口井里发现井水上漂浮着几根秧苗。 袁隆平咕咚一声就扎进水井。 他曾经多次扑下水去抢救那些溺水者，而这一次他是在拯救杂交水稻的生命。 那井有几丈深，袁隆平水性再好，他拼尽气力也钻不到那水底下去。 直到学校里调来了抽水机，抽了两天两夜，才把井水抽干，但沉没在井底的厚厚一层秧苗早已沤烂了。 望着死去的苗子，袁隆平呆呆地望着，而那难以洞穿的世道人心，比那一口水井还深不可测啊。 万幸的是，在他颤抖的指缝间，还捞起了几根奄奄一息的秧苗，这也是秧苗中最坚韧的生命。
鲁迅先生尝谓：“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乎我的意料。 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掩饰一个民族内部的劣根性，越是能承认这种劣根性的存在，越是能彰显一个民族的自信。 从“5·18”毁苗事件的决绝程度看，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很可能有人在暗中一直盯着袁隆平和他的试验田，伺机下手。 而要在一夜之间连根拔掉试验田里的所有秧苗，然后扔进一口深井里，也绝不会是一人所为。 一向与人为善的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的十几年里，也没有和谁结下什么仇怨，那么又是谁对他怀着这样的深仇大恨呢？ 从事发之后的情况看，既有人对袁隆平充满了真诚的同情，也有无端的谣言纷起，有人甚至“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袁隆平，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科技骗子，把国家科研经费骗到手了，那“鬼五十七”（湘方言，大意是很鬼，做事情不按常理出牌）的试验搞不下去了，没法交差了，于是就干脆来了个“自我毁灭”，如此，既可向上面交差了事，又可以嫁祸于人！
这事到底是谁干的？ 最清楚的也许就是那些在背后造谣的人，而最想搞清楚的就是袁隆平，但当时正处于一个混乱时期，尽管经多方调查，最终也未能查清真相，而在一般人看来，被毁灭的也不过是一些秧苗而已，也不是什么非破不可的命案，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至今也是一个未解的悬案。 可当时又有谁知道，那在未来将养活亿万人的杂交水稻，差一点就这样被扼杀了，毁灭了。 在时过境迁之后，一直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声道歉，表达一下自己的忏悔。 对于一个民族，这其实也是最可怕的隐患。 袁隆平其实早就知道是谁干的，但也早已宽容了他们，原谅了他们，这又何尝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宽恕？ 在那样一个时代，很多事，不能用好或者不好来判断，更不能用好人或者坏人来判断，孰是孰非，谁善谁恶，在某个时空局域内不那么泾渭分明，但到了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类至少应该有一丝最基本的忏悔意识，这其实是他们自我良知的最后救赎机会。
在那段最痛心、最绝望的时间，袁隆平在一天夜里梦到了他一直景仰的希腊先哲苏格拉底，一位为追求真理而舍生取义的伟大哲人，在苏格拉底的心中有一个宇宙理性的神，那是真正的善、爱与受难的象征，而人类智慧是因其被赋予了神性的一部分，因而有了灵魂，有了集爱与智于一体的心灵和理智。 无论遭遇多少的误解，背着怎样的骂名，你都必须为着自己认准的真理坚持下去。 袁隆平认准了的真理就是他探索的杂交水稻之路，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人类不再饥饿，那才是真正的善，而他也必然会经历种种痛苦的折磨，而人类探索真理的过程，其实就是爱与受难的经历。
那从水井里抢救出的五根秧苗，挽救了袁隆平五年的心血，也再次挽救了杂交水稻。
接下来的一切，又将从那五根秧苗开始延续，而各种谣言也一直不断，谎言重复一千遍也永远不会变成真理，但可以变成遮蔽真相的舆论。 袁隆平也无暇顾及那些满校园风传的谣言，听见了，也只当是耳边风。 经历了一场飞来横祸，吃了这样一次大亏，他也不得不高度警惕和防范，对秧苗看管得更加严密了。 越是有人想要毁灭他想要干的一切，他越是干劲十足，浑身反倒像充足了电似的，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头。
秋收过后，大雁南飞。 1968年10月，袁隆平再次抛妻别子，这一次他们将走得更远，去海南岛。 从这年开始，南繁北育，成了袁隆平和助手们的生活常态，每当西伯利亚的寒流裹挟着的大雁飞过长江和洞庭，袁隆平就要带上助手上路了，他的贤内助就要提前为他打点行囊了。 连儿子一听见天空传来大雁嘎——嘎的呼唤声，就会挥舞着手臂抬起头，追赶着那排成人字形或一字形雁阵喊叫：“爸爸要走啦，爸爸又要走啦！ ”
袁隆平选择走出去，也是“5·18”毁苗事件直接催生的一个想法。 面对那些不可预测又难以防范的人为破坏，还有那些喋喋不休的谣言，那就不如主动避开一个干扰太多的是非之地，惹不起但躲得起。 后来表明，这一选择让他们赢得了主动权，他们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外地，一下少了许多是非纷扰。
袁隆平选择走出去，还有一个前面说过的重要原因，那就是追着太阳走。 这几乎是所有南繁人共同的追求，也是共同的遭遇。 选择南繁，就意味着他们选择了一种远离家庭、颠沛流离的生活。 袁隆平每次都是背着一个大包袱出门的，这里面装满了妻子和一家人的深情，也背负着他对妻子和家人的内疚，沉重，却又放不下。 每次一脚跨出家门，袁隆平都是一声不吭、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生怕一回头，就看见了站在门口目送着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难以承受啊。
他们是追逐太阳的人，也是追逐太阳的候鸟。 那时还没有比较稳定的南繁基地，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往往是春在长沙，秋在南宁，冬去海南，有时还要远赴云南，寒去暑来，南北辗转，这是与季节赛跑，也是在与生命赛跑。 尹华奇后来一直追随着袁隆平，对四十多年的南繁北育经历，他是这样说的：“袁老师在四十多年里至少干了九十多年的事，水稻的生长期是一百天左右，在湖南一年只能种一到两季，到了海南岛，就可以在冬天多繁殖出一代种子。 ”实际是，南繁北育，就是要开拓出一条以大跨度的空间换取一年当作两年用的宝贵时间。 每种一季水稻，从育种、播种、抽穗、扬花到结实、收获，一般都要三四个月的生长周期，而通过南繁北育，一年就可以种两代，甚至是三代。 按常规方式，搞一个新品种出来要八个世代，而通过南繁育种只需要四年。 如今，已有了人工气候室，三年就可以出一个新品种。
选择南繁，不只是追逐太阳，也选择了一种艰辛、繁重，如同苦役一般的劳作。 “南繁南繁，又难又繁”，这是南繁人对他们工作、生活的形容。 但这些育种人员，可以辞别亲人，却从未辞别辛苦，他们就像科学的朝圣者，不远千里万里奔赴他们的圣城麦加。 那时交通极为不便，无论去岭南、海南、云南，都是天遥地远的偏僻之地，一路上汽车转火车，火车转汽车。 这里就以从安江到海南这段路为例，他们先要坐汽车到通道，转车到桂林，改乘火车到湛江，又转汽车到濂江换乘渡船，横渡琼州海峡，抵达海口后，穿过海南岛，才能从海南岛最北端抵达最南端的崖县（今三亚），一个单程就要辗转七天。 那些年，袁隆平每天的出差补贴只有两角七分钱，为了节省一点少得可怜的科研经费，一切只能从牙缝里省、手指缝儿里抠，袁隆平和助手几乎没有进过卧铺车厢，能坐上硬座就谢天谢地了。 由于车辆稀少，一票难求。 有一次，袁隆平和助手尹华奇凌晨两点在就在火车站排队买票，一直排到早上八点，一扇紧闭的窗户终于打开了，结果只剩下了两张票，他们是一直排在队伍最前边的两个人，可排队的不光是人，在他们前面排队的还有两个小板凳，那是车站职工的，售票员说票只能卖给他们。 袁隆平、尹华奇这大半夜队就这样白排了，只买了两张无座票，坐在车厢的连接处或过道上，这就是他们坐得最多的座位。 有时候，过道上的人不太拥挤时，助手们便把行李堆在过道边，那就是他们的“软席”。 坐在火车连接处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抽烟。 袁隆平和几个助手烟瘾都不小，大伙儿吸着生烟丝卷的喇叭筒，一路上说说笑笑。 而就在他们云里雾里的谈笑间，一粒粒种子正在他们身上萌芽，——在那非常岁月，车船极少能正点到达，一旦在路上耽搁了，不能按时赶到育种场，那种子就白瞎了。 为了争取时间，他们从安江或长沙出发时就把稻种浸湿催芽，在旅途上把浸过的谷种捆在身上，利用体温催芽。 人非草木，而生命却是相通的，人的体温正好是稻种催芽的适合温度，但那浸湿的稻种捆在身上却很不舒适，然而为了给种子催芽，又哪里顾得上自己舒适不舒适？ 为了打发漫漫旅途的寂寞，他们买了一副扑克牌，想找单位报销一下也没处报销，最后只能记在袁隆平的账上。
地处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那时还是隶属于广东省，在当时也是广东省极偏远落后的地区之一，却拥有多元共生和生机勃发的自然生态，是南繁育种的天堂。 然而，哪怕到了天涯海角，你也找不到世外桃源，这里不只有太平洋上卷起的风暴，还有一场席卷而来的人间风暴。 据尹华奇回忆，他们第一次找到的是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县（今三亚）的一个农场，正赶上了两派“武斗”，“乖乖，连机关枪都用上了，吓得我们连夜转移”。 或许就是这次转移，在后来的历史追溯中有了错位之感。 对他们第一次南繁育种的时间、地点，袁隆平先生说得很清楚：“1968年10月，我带上两个助手，到海南陵水开展研究试验。 ”但大多数记录都说是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县（今三亚），那应该是后来的事了。
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 不过，他们辗转奔波中都形成了顽强的适应能力，很少有水土不服的事情发生。 袁隆平每次一到目的地，先提一桶冷水，从头顶一下浇下来，他笑称是自己给自己泼冷水，那感觉痛快淋漓，又特别有冲击力，一身的风尘与黏糊糊的汗渍顷刻间就被冲掉了，而经冷水一激，那旅途的疲劳也荡然无存，一个人又变得精神抖擞了，那眼神又显得特别亮。
袁隆平最初的几年南繁育种，在海南岛多地辗转，既没有固定的基地，也居无定所，而育种田是租用当地农场或生产队的土地。 农场的条件相对要好一些，他们可以借宿会议室或仓库里，但没有床，只能在地上铺上一床草席，开地铺。 生产队的条件比湖南农村还要差，大都是破败、狭窄、潮湿的房子，说是房子不如说是窝棚。 他们也只能和农民挤在这样的窝棚里。 没有床，袁隆平卸下一块门板，铺上一张草席，挂起一顶蚊帐，光着膀子往上面一倒就呼呼大睡了。 在刚刚播种时，最大的天敌就是田鼠，白天还好，一到夜里田鼠就钻出来了，一双双贼眼荧荧发光，在田里觅食稻种。 师生三人只能轮流值夜，睡在稻田边上，砍几片硕大的棕榈叶子往地上一铺，再铺上草席就是床了，袁隆平也照样睡得很香，却也特别容易惊醒，哪怕在睡梦中，他也能听见田鼠的动静，一个翻身爬起来，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挥着棍子，赶走了田鼠，立马又倒头便睡。 除了田鼠，还有嗡嗡嗡成群飞舞的蚊子和旱蚂蟥，但这些嗜血小动物从来不会干扰袁隆平的睡眠，他早已习惯了蚊子和蚂蟥的叮咬，养成了顽强的忍受力和免疫力，这也是适者生存吧。
在后来千军万马下海南育种之际，袁隆平还睡过大通铺，一间仓库里睡七十几个人。 那是蚊子、蟑螂、老鼠、蛇虫的天下，无论你怎么清扫，这些阴暗的小动物还是无孔不入地钻进来，早晨起来，每个人都是一身红疙瘩，几乎每个人都得了奇痒难忍的皮肤病。 最可怕的还是毒蛇，热带地区是毒蛇的王国，而最毒的就是眼镜蛇，几乎每个人都遭遇过，一旦被咬就是致命的。 就这条件，袁隆平夜里还要点灯熬油，钻研专业书籍，制订育种计划，而为了直接阅读那些深奥的外文书刊，无论多么艰苦和忙碌，他都一直坚持学英语。 白天就更忙了，天一亮，他们就在南国的田野里不停地奔走，一边寻找野生稻种，一边在试验田里育种，很多试验田都是他们开垦出来的处女地，毛荒草乱，那草里水里都是蛇虫蚂蟥窝。
海南岛一年四季如同湖湘的酷暑，头上烈日直射，地上湿气蒸腾，一弯腰，全身的热汗便奔涌而出，这是我在南繁育种基地采访时的切身感受，哪怕什么也不干，只在太阳底下站上两三分钟，浑身上下就湿透了，整个人像从水里爬起来的一样。 如果再坚持一会儿，那浑身散发出来的烫人热气，就会让你出现中暑的迷糊意识。 我可以什么都不干，他们却顾不上这些，每个人都栽着脑袋聚精会神地干着，尤其是到了一天最热、太阳直射的正午时分，这正是水稻扬花授粉的最佳时刻，没有一个人会像我一样躲在树荫下，这时候你才会强烈而直接地感觉到，他们真是追逐太阳的人啊，几乎每个南繁育种人员，都曾有过中暑昏倒在稻田里的经历，但袁隆平是一个例外，或许他那身体还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从未在稻田里昏倒过。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袁隆平都会给他的同事们带来快乐。 他并非那种拼命三郎，他很会调剂生活，再忙也要挤出一些空闲时间，带着自己的助手下海游泳，上树摘椰子，或在棕榈树下下象棋、打扑克。 后来，南繁育种的人越来越多了，袁隆平还会邀上附近的南繁育种人员，来一场游泳或象棋比赛。 游泳一直是他的强项，这个自不用说，下象棋他也是高手。 他在科研方面一直很谦卑，很低调，但在这些文体活动上一直很牛×，他的助手也很自豪，一向言语不多的李必湖只要说到这些事，就高兴得扬起了眉毛：“袁老师的游泳和象棋，那是打遍海南（崖县）无敌手！ ”
说起来还有很多有趣的细节。 由于他们租用的育种试验田大多处于远离城镇的穷乡僻壤，每次出门远行，他们只能从家里尽可能多带一点吃的，腊肉、腊猪头、腊香肠、干辣椒什么的，这也是袁隆平的贤内助每次都要早早准备好的，也是他背了多少年的一个大包袱。 许多年后，袁隆平先生还时常哈哈大笑地说起这样一个细节，那已是70年代初在海南崖县南红农场发生的故事。 那时他又增加了几个助手，罗孝和便是其中之一，兼任管伙食的会计。 他们从湖南带来的腊肉，到了海南温度高了，自然就会滴油，腊肉的分量就流失了。 罗孝和每天晚上都会把腊肉称一遍，然后认真地向袁隆平报告：“袁老师，今天又减少了二两！ ”
有那么一段时间，尹华奇的行踪忽然变得神秘起来。 猜测他的行踪，便成了大伙儿寻开心的一个乐子。 没过多久，一个谜团就揭晓了，其实大伙儿早就猜对了，他和一位姑娘谈恋爱了。 尹华奇那时年岁也不小了，该找对象了，但大伙儿还是有些惊奇，他一个像农民一样黑头黑脸的外地佬，竟然获得了一个当地姑娘的垂青，他这魅力，这本领，那可真是了不得，用湖南话说是下不得地，让几个单身汉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一天，他带着恋人来见袁老师，这可给了大伙儿一个开涮的机会：“哈，老尹哪，我们来这儿育稻种，你倒好，连人种也一起育上了！ ”
就是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袁隆平和无数的育种人一样，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这与那神奇的种子有关，哪怕一辈子与种子打交道，你也会感到神奇，每播下的一粒种子，你都会充满了憧憬和期待，也充满了未知的悬念，它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是不是你渴望的那颗种子？ 这里既有定数又有变数，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揭示每一粒种子的生命密码。
去亦难，回亦难。 每年4月，当他们从海南岛赶回湖南安江，那像命根子一样的种子不敢托运，每个人怀里都抱着一包包种子，一路上还要看种子需要什么温度，人就穿多少衣服，一边用体温催芽一边赶路。 这里有一段提前交代的后话，1970年4月，袁隆平和尹华奇抱着种子从海南赶到通道，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两个人都疲惫不堪了，眼看就要回到阔别数月的安江，离家越近，越是归心似箭。 可此时正是山洪频发的季节，在通道与安江之间横亘着一条双江河，因山洪暴发、河水猛涨，那时候很多支流水系都没有桥梁，全靠轮渡，客车在一个偏僻的小渡口整整困了一天一夜，一车人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狂风暴雨中既不敢下车，困守在车里又没吃没喝。 最让他们焦急的还是种子，若不能马上赶回试验田去播种，这一季种子就要耽误了。 终于，风雨渐歇，洪水稍退，此时风浪依然很大，轮渡还是不能摆渡，谁也不敢拿一车人、一船人的性命来冒险啊。 但袁隆平只能冒险了，他和尹华奇一起跳出汽车，又找到了一位老艄公，请求他在风浪中摆渡过江。 如果这位老艄公也不能摆渡，那就只能泅渡过江了。 凭袁隆平一身的好水性，应该可以驾驭这样的风浪，可那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了。 好在那位久经风浪的老艄公水性也很好，他驾着一艘小船几乎是从风浪与旋涡的缝隙中穿插而过，有惊无险地把师生俩渡到了彼岸。
山重水复
生活的艰辛可以克服，最难攻克的还是科学上的那个大限。
对杂交水稻的思路，袁隆平已经勾画得像路线图一样清晰，他也在一点一点地按照自己的思路推进。 从1964年袁隆平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后，他已培育和繁殖了一代代的雄性不育株，并以此为母本，用一千多个品种做了三千多次杂交试验和上万次测验，袁隆平对无花粉型、花粉败育型和花药退化型不育材料的育性遗传进行了研究，对“三系”遗传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产生了越来越多难以破解的谜团。
他发现雄性不育株的不育性受一对隐形基因控制，由于在现有品种中找不到保持系，他就借鉴美国科学家发明的植物雄性不育的“洋葱公式”以及国外玉米杂种优势的经验，对人工创造保持系的经验进行研究试验，以测交后代育性恢复的子一代为父本，测交父本为母本进行反交，其后代分离出不育株和可育株，再以不育株和可育株进行兄妹杂交的方法来选育保持系，但他在这方面遭遇了一个一直难以突破的瓶颈，选育的结果是父本和杂种都不断发生育性分离，始终选不到稳定的保持系。 在科学实验上，谁也不敢保证百分之百地成功，但杂交水稻却必须找到一个能使后代百分之百地保持不育的品种。 这就是袁隆平在理论上找到突破口之后，在实践中却一直无法找到根本突破口的关键所在。
袁隆平深知，虽说他尚未求得一个正果，但这些探索都是必然要经历的，他也感觉正在一点一点地接近那个目标。 然而，很多原本就对这一项目充满了怀疑的人就不这么看了。 一个科研项目搞了这么多年，你能拿出什么成果呢？
袁隆平唯一能拿出来的成果，就是那篇题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论文，袁隆平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其实就是一直在证明自己，但他又拿不出实实在在的成果来证明自己。 究其原因，又不能不说，外在干扰是一个直接原因，尤其是两次毁苗事件，虽说还有一些秧苗劫后余生，但对试验材料造成了大面积损伤，而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一切还难以预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这充满了哲理的诗句，揭示了人生变化发展的某种规律性，也凸显了诗人与众不同的思维与精神——在逆境中往往蕴含着峰回路转、绝处逢生的希望，哪怕深陷迷谷，只要你再往前走一步，眼前就是豁然开朗的境界了。 而在袁隆平迈出了那关键的一步后，却一直深陷于山重水复之中，那柳暗花明的境界，却不知何时才能出现。 必须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意志和信念支撑你去坚持，去求索。 多少在半途止步或折返的人，就是因为缺少这样的意志和信念而错过了柳暗花明的美景，而这是我们主人公从来不缺乏的。
若是他离开自己的试验田、自己的秧苗，绝对不是他自身的原因，而是众所周知的原因。 1969年6月，他从南繁基地回来后不久，试验田里的秧苗刚刚泛绿，忽然一声令下，他被发派到一百公里外的溆浦县底庄煤矿去劳动锻炼。 这是袁隆平无法拒绝的，他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的试验田，临行前，他似乎有某种不祥的预感，“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早已列入省级科研项目，校革委会怎么会在节骨眼上把他抽走呢？ 难道又有什么变故？ 对上面的意图，他无法猜测，只能一再叮嘱李必湖和尹华奇把秧苗照顾好，那神情又如同托孤一般，让两位助手都充满了悲怆。
他的预感还真是准确。 就在他离去不久，杂交水稻试验又险遭扼杀的命运。
那时安江农校已改名为黔阳农校，搬迁到了黔阳地区更偏远的靖县，也就是现在的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一天，从省里来了一位水稻专家，要来看看他们的试验田。 刚开始，李必湖和尹华奇还有些惊喜，自从袁老师走后，他们就没有了主心骨，一直有些惶惶不安，但他们知道，省里一直是支持他们搞研究的，这让他们误以为，这位从省里来的专家是来给他们打气鼓劲的。 那位专家背着手绕着试验田转了一圈，一直皱着深刻的眉头。 这让两位年轻的助手感到有些高深莫测，不过，他们还是很仔细地向专家汇报了试验的情况。 这位专家却带着一脸的不屑说：“你们年轻人懂什么？ 一千斤的禾能打八百斤的谷就不错了！ ”接着又以权威的口吻给他们上了一堂课，大讲了一通“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种优势”的理论，两位年轻人这才搞清了这位专家的来意，他是要推翻整个雄性不孕性研究，而他讲的“无优势论”，是袁隆平早已突破了的理论，幸亏袁隆平不在现场，否则难免一场理论上的交锋。 两位年轻人人微言轻，也不敢与这位专家顶撞，客客气气地把他老人家送走了。
就在这位专家走后不久，突生变故，这一次变故不知与这位专家的态度有没有直接关系，却是一场差点扼杀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灾难，他们科研组的科研经费（当时已增加到每年一千元），随即就停止拨款了，李必湖和尹华奇的生活费也停发了。 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科研小组连同科研项目实际上被中止了。 他们在毕业留校后给袁隆平当助手，但当时的身份还是农民，在科研组里也没有正式工资，每月仅领取十八块钱的生活费，但他们兢兢业业，像他们的袁老师一样，把试验田里的秧苗当作了他们的命根子。 一场突如其来的釜底抽薪，让两位年轻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想找袁隆平，一时也联系不上，那时打个电话也很不方便，他们在学校里地位卑微，打个电话还要领导批准，就是打通了，那在煤矿里劳动锻炼的袁老师又怎能及时接到他们的电话？ 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两人都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又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两人急中生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国家科委、湖南省科委、农业厅发电报、写信，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属“越级告状”。 许多年后，尹华奇回忆起这事还是一脸的委屈和悲愤：“当时我们两个吃饭都成问题了，被逼得没办法，什么顾忌也不讲了！ ”
这两位年轻人虽说胆大，却也心细，他们分别给省科委的杨武训、地区科委主管该项目的曾春晖分别发去了情况汇报和请求支持的电报。 杨武训也曾是袁隆平所带班级的学生，对袁老师和他的杂交水稻研究都相当了解，在接到电报后的第一时间就报告了省科委并转告国家科委。 如果不是这样，国家科委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做出那么快速的反应。 就在李必湖、尹华奇的电报发出一周后，国家科委就派出一位资深专家来安江农校调查情况。
那也是在中国杂交水稻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名字——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的张孔湉教授，他既是一位遗传学家，也是一位研究杂交高粱的专家。 一位来自北京的专家，还不知道安江农校已经改名搬迁，他从北京到长沙，又辗转来到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一进校门就被一棵砍倒的老樟树拦住了脚步。 校园里不见师生，只有一些工人正在砍伐樟树，锯成木板，打造家具。 樟木家具既防潮又防蛀，还有一股扑鼻的香味，经久不散。 但张教授一看这么多古樟被活生生地砍倒在地，连声叹息：“可惜了，可惜了，这好端端的大树，砍它干吗啊？ ”这让那位接待人员一下冷淡了，然后冷冷地告诉他，安江农校已经搬到了靖县二凉亭的新校园去了，这座老校园已被黔阳地革委接管。 那时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已经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那位接待人员也不是安江农校的，而是黔阳地革委的一位干部。
原来是这样，张教授这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
靖县地处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处，雪峰山脉的西南端。 张孔湉一路颠簸赶到靖县，好不容易找到了黔阳农校新校区，又找到了校革委的一位负责人，结果又碰了一鼻子灰。 按说，这位来自中科院的资深专家，肩负着国家科委委托的使命，那来头也不小了吧，但他愣是没有一点架子，并且显得特别谦逊，一见面就规规矩矩地用双手递上了国家科委的介绍信。 他没想到，那校革委负责人斜眼瞟了瞟那介绍信，连一声请坐都没说，就跷着二郎腿问他有什么事。 张孔湉也不计较，微微弓着腰，向他询问“水稻雄性不孕性”研究项目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那负责人的脸一下拉长了，又浊又重地哼了一声：“李必湖、尹华奇越级告黑状，他们的事，我们校革委不再管了！ ”这位校革委负责人既不接待张教授，还以公事公办的名义把他的介绍信给扣下了。 那时候没有介绍信几乎寸步难行，学校既没有安排他的住宿，他又无法到招待所去登记住宿，只得在校园里四下打听，那个“水稻雄性不孕性”科研小组在哪儿办公。 他又哪里知道，这个科研组的组长袁隆平早已发派到一个远在三百里之外的煤矿里去了，另两个“社来社去”的助手还像学生时代一样住在八人一间的学生宿舍里。
这世上还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李必湖和尹华奇听说国家科委派人来了，也正在焦急地寻找张教授呢，安江农校的新校园也不大，你找我，我找你，三个人在一个果园边上碰上了，而一个资深专家身上那股特有的书生气质，让李必湖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连忙上前去打招呼：“您是北京来的专家吧？ 我们就是袁老师的助手。 ”
三个人就像亲人相见了，两个年轻人一起紧握着张教授的手，热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 此时天色已晚，张教授又没有了介绍信，怎么安排住宿呢？ 张教授爽快地说：“你们住哪？ 我就跟你们挤一宿吧，晚上我们正好好好交谈。 ”一个国家科委派来的资深专家，这晚就住在安江农校的学生宿舍里。 湘西人古道热肠，热情好客，可两位年轻人每月十八元的生活费已经停发了，两人连大食堂也吃不起，就在宿舍的廊檐边上垒了个小灶，从家里背米，在地里种点小菜，勉勉强强度日。 这一切张教授都看在眼里，也暗自在心里叹息，没想到一个国家科委那样重视的科研项目，这科研小组的成员日子竟然过得这样艰难。 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初夏夜，田野里的稻禾正在扬花灌浆，晚风吹来甜丝丝的气息。 两个年轻人和张教授在蛙鸣声中一直聊了整整一夜，从两次毁苗事件，到科研经费停拨、生活费停发，还有袁老师和他们这几年来经历过的一次次不白之冤和流言蜚语，一五一十都讲了出来，如今，袁老师被发配到了煤矿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而他们连饭都没得吃了，两个年轻人禁不住悲愤地喊了起来：“我们也是人，也得吃饭啊！ ”
第二天一早，张教授看了那些从陶瓷厂捡来的盆盆钵钵，这些盆钵都原本就是废品，一个个歪歪扭扭，奇形怪状，但那试验的秧苗却长得生气勃勃。 那半亩实验田的禾苗也长得一片葱茏，又快到扬花抽穗的季节了。 张教授不只是看看而已，他以一个专家一丝不苟的严谨，对所有试验材料做了检测，还仔细翻看了两位年轻人每天记下的田间档案，连袁隆平以前所做的田间档案都仔细翻阅了，那一页页纸张上都浸透了发黄的汗渍，密密麻麻的数据上沾满了无意间落下的指纹。 在揭示出水稻的生命密码之前，张教授仿佛已经窥探到了这些基层科研人员的生命密码。 他一边看，一边在心里感叹，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条件这样艰苦简陋和技术队伍薄弱的山区农校，还有人在兢兢业业地搞科研，搞试验，而且是向世界级的难题攻关，这本身就是奇迹啊！ 而袁隆平所勾画出的一条清晰的思路和各种试验数据，让这位遗传学专家已经看到了杂交水稻成功的希望。 作为一位研究杂交高粱的专家，他自然知道杂交水稻研究一旦成功将蕴含着多么巨大的价值。 经过深入仔细的调查，他作出了一个结论：“水稻雄性不孕性”科研小组的研究“具有极高的科学含金量和实用价值”，他也明确表示支持“自花授粉植物有杂种优势”的观点，小麦不也是自花授粉植物吗？ 其杂种优势早已在墨西哥的实践中验证了，所谓“无优势论”已经被实践推翻了，那是一个落伍的论断了。 临别之际，张教授还给两位年轻人传授了许多遗传育种方面的知识，解答了他们在试验上遇到的种种疑难，又一再鼓励他们：“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咬着牙挺过去！ ”
在回京复命之前，张教授心中已有了十足的底气，他找到黔阳地革委负责人，这次，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改来时的谦逊，以国家科委特派调查专家身份，向地革委通报了他的调查结果，并明确提出，必须把袁隆平从煤矿调回来，“水稻雄性不孕性”科研小组绝不能解散！ 这已不是一个专家的意见，他肩负着的是国家科委的使命。 随后，湖南省科委又派来了以陈国平为组长的联合调查组，他们调查的情况和张孔湉教授调查的结果高度一致。 在省科委和省农业厅的干预下，一个多月后，袁隆平终于从煤矿里调回来了，而省科委和农业厅通过这次调查，也发现把一个重要科研项目放在一所已经划归地方的农校，日后还有可能遭遇种种干扰，于是决定将这一项目收归省农业厅，交给湖南省农科院主管，并成立了“杂交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和两位助手一同被借调到省农科院，除了袁隆平和两位助手，再从有关单位抽调一些业务骨干充实到科研协作组，以加快科研进度。 这个科研协作组依然由袁隆平负责，两位助手也还是不拿工资的聘用人员，但生活费从每月十八元增加到二十六元，原来每年一千元的专项经费则一下翻了三倍，增加到了三千元。 对此，袁隆平在日后的讲述中感慨道：“由此可见，省里是真正重视和支持这项研究工作的，这是我们将研究坚持下去的必要保证。 有了这份保证，我们才有信心，所以尽管研究中遇到了七灾八难的，我们的研究小组还是咬着牙挺下来了！ ”
事实上，在一个科学论断被验证之前，很多东西已被提前验证了，并且一直在验证，无论怎样风云变幻，总有一群追逐太阳的人，不只是袁隆平和他的助手，还有张孔湉、陈国平和许多我没有提及的人，他们都是追逐太阳的人。
这年冬天，当寒流又一次袭来时，袁隆平又带着两个助手上路了，这次，他们将要奔赴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元江，古称“西南荒裔”，虽说是地处偏远荒凉之地，但受印度洋西南暖湿气流和太平洋东南暖湿气流的影响，空气湿度大，降水量多，日照充足，冬暖夏热，是一个天然的育种温床。 袁隆平等人抵达元江后，租居在元江县农技站的一座无人居住的平房里，还租了农技站的一片水田作为实验田。 他们放下行囊，第一件事就是把随身带来的种子浸下了水。
转眼，又一个年代已经来临，傣族同胞头上插着孔雀羽毛，敲打着系着花绸带和彩球的象脚鼓，欢欣鼓舞地迎来了1970年的元旦，也迎来了70年代。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元旦刚过几天，他们又陷入了一场不可预测的危境。 1970年1月6日凌晨，发生了载入中国地震史的滇南大地震，震级超过里氏7.2级。 一片漆黑中，躺在床上的袁隆平忽然感觉到一阵起伏摇晃，睡意模糊中还以为是在做梦，在梦中回到了在长江和洞庭湖上颠簸的那条逃亡的小木船上。 但剧烈的摇晃很快让他惊醒了，啊，地震，发生地震了！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眼看房子摇摇欲坠，天花板上的石膏板噼噼啪啪地往下掉，他赶紧拍醒了两个还睡得挺沉的年轻人，“快起来，地震了！ ”三个人光着膀子从屋里冲了出来，还没站稳脚跟，袁隆平猛地想到什么，种子，种子还在屋里啊！ 他又奋不顾身地冲进屋里，两个助手也紧跟着，把种子从屋里抢救出来。 对于他们，这可真是命根子啊，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的生命。
他们守着种子，在屋前的一个水泥篮球场上一直等到天亮，余震依然不断。 这时，农技站的老支书来看望他们：“这里是危险区，你们赶快转移吧。 ”
袁隆平摇了摇头，指着浸在铁桶里的种子说：“书记啊，这种子马上就要播种了，我们怎么能离开啊？ 如果误了农时，我们这么远跑来，就白来了，这一年的种子就断代了啊！ ”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余震一直不断，他们租住的房子虽然没有震塌，但四处开裂，已是危房了。 他们只能在那个水泥篮球场上用塑料布拉起了一个帐篷，白天搞试验，晚上睡草席。 装在布袋里的种子浸过水，从铁桶里捞起来后，就挂在绳子上，随着余震一阵阵摇晃，师徒三人轮流照看，就像精心照看自己的孩子一样，不能出丝毫差错，每隔几小时就要浇一次水，让稻种在布袋里发芽。
终于，种子发芽了，在试验田里播种了。 在摇晃的大地上，那些无忧无虑的种子渐渐生根，试验田里很快就泛出一片嫩绿，又在阳光与春风中化作一片葱茏。 师徒三人赤脚坐在田边上，看着悠悠摇曳的秧苗，回首这六年来的育种经历，充满了岁月流逝的感叹。
此时的袁隆平，不知不觉间已迈进了不惑之年，但依然有太多难以解开的疑惑。 一个迟迟拿不出一点实际成果的科研项目，让袁隆平一直无法证明自己的技术路线是正确的，而这么多年，他仿佛一直在以失败的方式验证那个水稻杂交的“无优势论”是正确的。 很多人对这个论断是越来越深信不疑了，对袁隆平的技术路线也就越来越置疑了，其中也不乏水稻育种方面的权威专家和学者，认为这个全世界的人都没有解决的难题，一个在现代遗传学上早有定论的大限，不是能不能从根本上突破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就走不通的死胡同。 那么多国内外权威专家都久攻不下的一个世界性难题，难道就能在一个普通农校老师手里攻破？ 说句实诚话，作为一个历史追踪者，如果我在那个年代听说了此事，也会连连摇头，怎么可能？ 几乎不可能！
但袁隆平依然坚信他的技术路线是对的，那一粒神奇的种子是存在的，也是能够找到的。 他这样打比喻：“这好比一个人听收音机，他收不到信息，就愣说人家电台没播音，这是没有道理的。 科学这个东西是不讲情面的，它不会因为谁是专家就青睐谁，成功的阶梯永远铺在勇于探索者的脚下。 ”他也反复思索过这六年来的经验教训，他觉得自己的思路并没有错啊，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很多事还真是当局者迷，在长久的沉思之后，袁隆平才意识到，他们虽说走出了雪峰山，把南中国都变成了他们的试验田，但一直都没有跳出栽培稻的小圈子，这么多年来。 他们一直在选用栽培稻作为亲本材料，利用人工杂交培育雄性不育系，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经验惯性和思维定式，他们就这样被卡在一道瓶颈里了，若要从中突破就必须打破思维定式，而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有人这样比喻，思维就像曲别针一样，至少有亿万种可能的变化。 而也正是这种对思维定式的觉悟和改变，让他脑子里的灵感又一次乍现，又一次豁然开朗了，倘若能够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通过核置换的方式，创造出新的雄性不育材料，从而培育出雄性不育系，是否会从根本上突破呢？ 尽管此时还是一个假设和问号，但接下来的科学事实将验证，对于袁隆平，对于杂交水稻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又是一个决定性的思考和选择。 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最终就是沿着这个思路获得了根本性突破。
按照袁隆平的这一思路，第一就要在大自然中找到野生稻，再用野生稻同栽培稻进行远缘杂交，利用远缘种间的生殖隔离特性来产生新的雄性不育材料。 除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存在，袁隆平还有一个信心，中国有着辽阔而丰厚的适合稻子生长的水土，而野生稻一般分布在岭南、海南、云南等热带和亚热带的偏远地区，这些省区都是历史悠久的稻作区，蕴藏着丰富的物种资源。 袁隆平这次云南之行，虽说遭遇了一场大地震，但祸兮福所倚，还真是不虚此行，经过小半年的辛勤劳作，他们又繁育出了一代雄性不育的种子，而更重要的是，袁隆平又为未来的杂交水稻研究勾画出了一条思路，并在1970年4月搜集到了云南野生稻，用来做野栽杂交试验。 说来可惜，由于这次试验没有对野生稻进行短光处理（对感光性较强的品种进行短期光周期诱导处理，能促进发育，提早开花日期），袁隆平把野生稻栽在靖县的试验田里后，生育期太长了，最终没能抽穗，这一次野栽杂交试验失败了。
失败，我实在不忍再用“失败”这个词，对于经历了太多磨难、太多失败的袁隆平，这个词实在太残忍。 失败不一定就是成功之母，也可能是接二连三的失败直至最终的失败。 而借用英国化学家汉弗里·戴维的一句话也许比较科学：“我的那些最重要的发现是受到失败的启示而作出的。 ”而袁隆平接下来将验证这一箴言。
其实袁隆平那锲而不舍的意志和毅力远比我想象的顽强。 从1964年袁隆平发现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70年的这六年，新华社的一篇通稿里曾做出这样的评价：“六年是多少个日夜呢？ 没有成功也就没有鲜花和掌声。 这是追求理想锲而不舍的六年。 这也是人类进行水稻革命最有意义的六年，难度之大，压力之大，条件之差，时间之长，超过了居里夫妇对放射性镭的艰苦探索。 ”原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陈明山也是一个追逐太阳的人，多年一直关注和支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他曾如是感叹：“袁隆平最苦、最难是1970年以前，但他从来没有消沉过，也没有抱怨过，即使再多困难也难不倒他，这样的人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个！ ”
页面更新：2024-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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